文献中的科举与明清社会生活——汪毅夫教授在厦门大学的演讲
演讲人：汪毅夫 演讲地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网络讲座 演讲时间：2020年10月
汪毅夫 台湾省台南市人，1950年生。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学术著作有《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等18部，曾获福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项。
科举与捐纳
台湾文人王松《台阳诗话》（1905）记：“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吾台改隶，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靴，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王松此话似乎语有微词，但我每次引用总是心生感动。试想，当时已是清代末年，风雨飘摇，国家多难，财政亦极困难，台湾则沦于日人之手“已经十载”，而台湾同胞“习气犹存”，热衷科名、迷恋“汉官之威仪”者“不乏其人”，至其“寄金”，则于国家财政不无小补。这是令吾人心动处也。然则，科举毕竟有其弊端、捐纳毕竟属于稗政，吾人又当有说焉。
在历史上，科举制度同捐纳的交集在于，捐纳的项目包括卖官鬻爵，也包括出售科名。科名里有监生、贡生可以捐纳。捐纳而来的监生称例监或纳监，捐纳而来的贡生称例贡或纳贡，以其援例捐纳取得监生或贡生资格也。取得监生、贡生资格，用于炫耀，属于世俗行径；为了参加乡试，则是文人路子。例监（纳监）、例贡（纳贡）经国子监推荐（取得监照），均可参加顺天府乡试。譬如，清道光二年（1822）七月，张集馨到京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又经国子监考到（即入学考试）和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接受的科考，合格者即有参加乡试的资格），旋参加顺天府乡试并胜出为举人。张集馨后来中进士、点翰林，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最迟到了清光绪末年，似乎可以在当地捐纳取得监照，经当地官府批准，参加当地乡试了。譬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台湾文人连横到厦门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并得参加当年举办的福建乡试。至于科名里的生员，曾以“生员名目”或“生员名色”做过有名额和止期限制的买卖；而举人开捐，据文廷式《闻尘偶记》，“甲午（1894）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举人开捐，至丙申（1896）春，应命捐纳者仅二人”。
科举中的弊案
在科举时代，科名佳话（如“祖孙父子翰林”之类）和科举弊案（如“顺治丁酉江南科举弊案”等），都是热门的话题和谈资。科名佳话作为家族和家乡的荣耀，总被科名佳话主角的后人和乡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科举弊案则罕有人乐意说起，但作弊作案的手段总是有人暗中使用。
在科举弊案的手段里，“带小抄入场”可以是个人作案，属于小伎俩；动作大的，须合伙作案的有“雇枪手替考”和“送关节”等。我今天要从《清稗类钞》引述和举例，说明“送关节”的情形。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记：“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曰关目。大小试皆有之，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于诗下加一墨圈者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金一百两”，又举例而言之曰：“某科题为‘子谓子夏曰’全章，某生与考官暗通关节，令于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某破曰：‘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榜发果掇高魁”云云。
我在《清稗类钞》里还找到一个具体的事例：“光绪癸巳，殷如璋、周锡恩衔命南下，主试浙江，至苏州，船泊阊门外。时苏州府为王可庄太守仁堪，循例谒见。谈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复书。功令，典试者在途，不得与戚友通音问，防弊也。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皆贿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者周福清，周即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知县，革职捐内阁中书者也。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清光绪癸巳为1893年，为了“恭贺太后六旬万寿”即60岁生日，各省举办乡试恩科。“衔命南下，主试浙江”的殷如璋是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二甲第17名进士，下书“送关节”者周福清是同榜三甲第15名进士，殷、周二人有同年之谊。周福清为子侄5人向殷贿买关节，送“一万两银票一张”。当时启视密函“即呼拿下书者”的苏州知府王仁堪是福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
殷如璋、周锡恩为正、副主考的浙江乡试清光绪癸巳恩科发生弊案，有人撰联讽其事，曰：殷礼不足征，业已如瞆如聋，那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全凭交易度金针。
附带言之，周福清是现代名人、浙江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的祖父。
科举与考题
考题是科举考试的核心。考试之前、考试之余，老师总要出很多、学生总要做很多模拟考题。模拟考题处于科举的周边。用今人的话说，四书、五经是“题库”，模拟考题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题海”。
清初名士尤侗甚至超出四书、五经以外，从《西厢记》取题，用其中张生一句情话、用八股体作了一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他练习的，或者说卖弄的，是写作制义（八股文）的本领，却居然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华书局，2015）据林则徐日记报告，林则徐当翰林院庶吉士时，“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课余以文会友，文会做的也是制义试帖，如制义《性相近也二句》《居之无倦二句》，试帖诗《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和《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又据周作人日记报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早年做过制义《义然后取》《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试帖诗《百花生日》得花字、《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苔痕上阶绿》得苔字、《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清代科举制义考题的命题范围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俗称四子书或四书）；试帖诗考题的命题范围则包括成语、典故、名言、名句等。命题范围内的模拟考题，有的会成为考题，有的则是往年或外地的考题。台湾进士郑用锡《述谷堂制艺》收录了他的制艺作品47篇、试帖诗248首。其中，《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至下）原思为之宰，与之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是郑用锡“取进入学”即参加童生试（俗称考秀才）的墨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他的“戊寅乡墨”即1818年参加乡试（俗称考举人）的墨卷，《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是他的“癸未会墨”即1823年参加会试（俗称考进士）的墨卷。《述谷堂制艺》里作者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又可以是其他备考者的模拟考题。
上记林则徐、周树人和周作人做过的模拟考题，以及郑用锡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确实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卢前（卢冀野）《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说，“八股文（一曰四书文）系代圣贤立言”，“因题之异，其格局遂变而益多”。该书举出从单句题如《过则勿惮改》之类，到截搭题如《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之类，“所举四十种，文格犹未能尽”。邓云乡《清代八股文》谓：“林则徐会课诗题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较僻了，因而参加乡、会试的人，除四书、五经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要读一些了”，并言及用韵（尤其是“窄韵”）之难。应该说，科举考试的出题者和从考试胜出者，总体上来看具有相当高的学识和智力（当然也有部分学识和智力相当高的人，未能从科举考试胜出）。
1996年，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读刘海峰教授的《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服膺于他的论点和论述。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而八股文与试帖诗也具有特定的测验功用”，诚哉是言也。
科举与歌仔册
我是闽台歌仔册（闽、台两地一种说唱文学的文本）的热心读者，又极喜欢阅读科举史，尤其倾心于刘海峰、郭培贵、毛晓阳诸教授的相关著述。今年1月5日，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黄仕忠、潘培忠教授主持的“闽台歌仔册研究工作坊”，席间得了潘培忠教授编校、黄仕忠教授审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初编稿），见其所收部分歌仔册有以科举为素材者，我的两个兴趣热点：科举和歌仔册，瞬间联结起来，情绪也瞬间“嗨”了起来。
让我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闽台歌仔册全集》本，以下简称《全集》本）的故事说起：刘永家贫，娶妻金姑。金姑兄金昌有“百万家财好田庄”，悉为金姑的嫂子把持。刘永欲上京赴试，苦无盘缠。金姑向兄家借钱，遭嫂恶言拒绝。金昌私下取钱相助。刘永始得上京，金姑相随。不料途中遭遇劫匪，夫妻失散。金姑只身返乡，暂栖兄家，受嫂虐待，被迫放羊。刘永中了状元，“天子门生出头天”，夫妻也得重逢。金姑不计前嫌，为嫂说情，全家喜乐。在这故事的科举情节里，赴考是起因和起点，考中则是转机和结局。这似乎是歌仔册里科举情节的“母题”，《全集》本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特别最新吕蒙正彩楼配全歌》也有此类科举情节，也有此一“母题”；刘永具有乡土社会成员的本来身份，其他歌仔册之科举情节的主角如陈世美、吕蒙正亦然。这是值得一说的话题。
在历史上，闽台歌仔册的创作者和说唱者（有时创作者就是说唱者，说唱者就是创作者）、读者和听众（有的读者是半文盲，有的听众是文盲），基本上是乡土社会的成员。从科举与歌仔册的视角，我们可以直接了解（而不是通过文人的作品间接了解）科举同乡土社会的关系。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等歌仔册，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成员有通过科举改变生存状态的可能和愿望。这是科举同乡土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另外，歌仔册涉及的科举的某些细节可以说明，科举在乡土社会是生活里常见的事物，乡土社会成员对科举是相当熟知的。例如，《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里的刘永、《陈世美不认前妻》里的陈世美，都是未经地方考试直接上京赴考的。另有歌仔册如《最新玉堂春三会审歌》（《全集》本）则明白唱道：“趁此乡试好科期，嗡望（希望）金榜挂名时。中了举人去会试”。上京赴试者未经地方考试与必经地方考试，两种说法于传唱中并行不悖。这是因为，乡土社会成员也知晓，宋代科举的科名和考试只有进士和进士科，这同后来明、清科名分秀才、举人、进士三种，考试分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情况是不同的。
15年前，我曾写《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民主歌〉之研究》《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收汪毅夫：《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深知访求歌仔册的艰辛、校勘歌仔册的繁难。有了《闽台歌仔册全集》，我们就有了收罗相对齐全的闽台歌仔册，有了校注相当精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本，感谢黄仕忠、潘培忠教授辛勤而出色的工作。
科举与占卜
台湾著名学者黄美娥教授《一种新史料的发现》（载《竹堑文献》第4期，1997年10月）报告，台湾进士郑用锡在其《感悟》诗后，附文《正阳门关圣帝签诗》记签诗与其一生的关系。清道光三年（1823），郑用锡参加癸未科会试后，随友人到京师正阳门关帝庙“叩求签诗，以卜功名上进可否”。他抽到的是“五十功名志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郑用锡说：“时闱试尚未揭晓，得此签首句有五十功名之语，不胜怅然自失”。可是，“迨揭榜竟邀获隽，遂藉富贵逼人句，附会其说，指为此科之应。但于‘五十’句究竟未有着落”。后来，郑用锡年届五十“以养亲为急”，告老还乡。在乡抗击英夷（即在鸦片战争时期亲率家丁追捕侵犯台湾的英军），两次获朝廷奖赏；年届七十，运米赴津救灾，“得邀议叙二品封典”。郑用锡感叹道：“抚今思昔，证诸（关圣）帝君所示，一一颇相吻合”，“京都正阳门关圣帝签诗，灵验著于天下”。
签诗（包括京师乃至各地的关庙签）的灵验虽无其必然性，而确实有其偶然性。签诗灵验的传说同签诗预设的多种可能性有关。我举“京师门前关庙签”的另一首签诗（“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来说明。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讲了宁波的两个故事。一是状元史立斋在杭州参加清顺治甲午科（1654）乡试后，于万安桥边关帝庙抽得此签，“心怏怏，谓一第今无份耳”，不料甲午科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655）则大魁天下，应了“甲、未亨通”之语；另一是翰林裘琏参加顺天府康熙甲午科（1714）乡试后，在京师正阳门外关帝庙求得此签，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715）参加会试，中为三甲第一名进士并钦点翰林。此亦应了“甲、未亨通”；而位其名之后者（即三甲第二名）名江济，则应了“江头”一语。
《清稗类钞》记：状元毕沅于乾隆庚辰（1670）会试前在京师正阳门关帝庙求得此签，“颇不悦，然竟以第一人及第，盖‘君今庚甲’四字，已示先机（庚辰科之甲）也。”
实际上，签卜科举之事不外“中”与“不中”两种结果，“末亨通”可以有“尚未亨通”和“不亨通”两种解释，可以应对“中”与“不中”两种结果；至于“中”的时间，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和“兔”年即“卯”年，也可以在月、日上做文章，如“闰八月”应“玉兔重生”等；“庚甲”即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种解释，“甲未亨通”即“亨通在甲、未”是另一种解释，“君今庚甲未亨通”即“一第今无份耳”是又一种解释。无论何种情况，签诗大抵可以应对。签卜近于文字游戏，迷于文字游戏而信之，应该可以简言为迷信也。
科举制度下的会馆
请允我先引述一段故事：张集馨到北京住会馆、考举人、考进士的故事。话说清道光元年（1821），22岁的江苏扬州人张集馨在家“不为诸伯叔所容”、不堪诸伯叔“日寻嫌隙”的困扰，乃到父亲墓前泣别曰：“儿远出避祸，不能常守松湫矣”。然后于十月间“挈一新仆张升，买车二辆入都，寓菜市口，为明年秋战之计”。他在北京住的是位于菜市口路北的扬州会馆（原名江、甘、仪会馆）之联星堂（扬州会馆内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厢房）。同住者有甘泉商人黄藕船，张集馨记得“藕船粗知文墨，学作韵语，而议论卑鄙，究系市井细民，不足与语。然逆旅无聊，听其村谈稗论，藉以消遣闲愁”。张集馨到北京乃“为明年秋战计”，指的是准备参加1822年顺天府举办的壬午科（1822）乡试。张集馨不是顺天府生员（而是江苏扬州生员），也不是贡生或监生，哪有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呢？他自有捷径，只需要在会馆住下，专心读书就是。不久，礼部因清道光皇帝登极，确定增开道光二年壬午恩科（1822）会试。到了1822年春季，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全到北京来了。会馆本有定规，参加会试（春闱）和参加顺天府乡试（秋闱）的人员当相互礼让、相互腾笼换鸟。张集馨另觅居处的动作稍迟，“几为司事者所逐”。唉，且“忍胯下辱，移寓麻线胡同富顺居”吧。“四月，会闱揭晓，公车四散，复至会馆，仍住联星堂”，仍然不管住馆之人嘈杂，“闭门读书而已”。不料，“奈读书声高，又为会馆后进所住之吴中书廷珠所憎，余不顾也”。这个姓吴的内阁中书，不喜人读书声高，自己却是“终日唱曲，而不虑人之厌恶”。到了七月，张集馨到国子监交了足够多的银两，又通过了考到（相当于入学考试）、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的科考，合格者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两次考试，取得国子监的推荐文书，有了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这条捷径叫作“捐监”，是“铜绿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张集馨“移寓内城举厂”，接着就是参加顺天府乡试，“三场完毕，幸无错误”。及九月初九日放榜，张集馨名列顺天府乡试壬午科（1822）第137名举人。中举之后，“仍住会馆”。越年，应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会试，揭晓未经中式。会试后张集馨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留京读书。再应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会试，再次报罢。又应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会试，考前又“移寓举厂”，以近贡院也，终成二甲第22名进士。五月初六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
张集馨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是曾在福建任职的官员。张集馨有自叙年谱传世，该年谱有如一部年谱体的《官场现形记》或《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1981年11月，该年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上记故事，乃引述自该书。
从张集馨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北京扬州会馆，张集馨的身份先后是江苏扬州生员、国子监监生（例监）和从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京兆试）胜出的举人。就会馆的“试馆”功能而言，入住扬州会馆的应试士子包括了应国子监考试的扬州籍生员，应顺天府乡试的扬州籍贡、监生，以及应会试的扬州籍举人。当然，会馆往往是多功能的。扬州籍的应试士子以外，在扬州会馆入住的还有扬州籍的商人、扬州籍的京官。会馆有明显的籍贯色彩，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定规如春、秋两闱应试士子相互礼让之类，会馆自有会馆文化。乡试（俗称考举人）是省级科举考试，由各省举办，录取本省举人。顺天府是清初确定的乡试单位之一，各省贡生、监生经国子监考试、推荐，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当然亦可以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会试俗称考进士，参加会试的是从各省乡试和从顺天府乡试胜出的各省举人。台湾的第一位进士陈梦球就是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再从会试胜出为进士的。顺天府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地点都是北京贡院。
科举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
鲁迅翁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却也见过“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的道理，听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的消息，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大爷”家做工，也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阳乡约记》里说：“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类，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乡约制度，古已有之。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但不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自约、互约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又称约首、总理等），“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在闽南乡土社会，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改为“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据《青阳乡约记》记载，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未三十联魁科第”，“其为约正”也，年仅30余岁。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属于“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乡约社学记》也说，南安各乡之乡约也“择乡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摄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摄乡约之役。由于“士类”或有非“年高”者如庄用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还朝临行公约》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则须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则为从公讯实，覆命尊长而劝惩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类”，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临行公约》。在台湾，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有科举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
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在闽南民俗、民谚和民间文学作品里也有留存。例如闽南中秋“博状元饼”的节庆习俗，就是对科举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饼分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和状元，一一对应秀才、举人、进士、探花（一甲第3名进士）、榜眼（一甲第2名进士）和状元（一甲第1名进士）。中秋博饼，取的是“秋闱夺元之兆”，乾隆《台湾府志》记：“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月饼名为中秋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实际上，不仅读书人和读书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热衷参加博饼以取“秋闱夺元之兆”，因为古人认为科举制度是开放、公平的，对乡土社会各成员也是开放和公平的。闽南民谚“秀才人情纸一张”（自作字画送人是秀才的交际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态炎凉也）、“秀才讲人话，举人打官腔”（秀才不失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举人可以是官员或准官员）、“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举人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债怕讨，秀才怕岁考”（岁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对在学生员的考试，每三岁凡二举，考后，一、二、三等有奖，四等以下有罚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入京中进士一举成名）、“家伙了，秀才无”（科举之路艰难，考试失败陷于困顿）、“米街土地公，头顶戴官帽”（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是当地荣耀）等，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举制度相关。
至于闽南民间文学作品，容我举《畅所欲言》为例。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用闽南“俗语缀成”、闽南“老妪都解”的奇书，收文21种，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897—1907年，曾在泉、厦、漳、台流传。《畅所欲言》一再语涉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罢废后的社会情形，如“有穷书生旧以钞书度日，转（赚）了三百二百，就有乌米白米，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自停科、岁，无教书，无用功”，“无考校，又无处转（赚）食，十分枯燥”，“科举一废，书房兄改途趁食，有个学命卜，有个学山医，各人行各路”等。涉笔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