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琳琅：乾隆宫廷藏书的历史密码——刘蔷研究员在人大国学院的演讲
演讲人：刘蔷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日知”系列讲座 演讲时间：2020年10月
刘蔷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课题多项。出版《天禄琳琅研究》《天禄琳琅知见书录》等多部专著。
关于清朝宫廷收藏的目录，前几年因为故宫展览而引起社会关注的《石渠宝笈》就是其中之一，《石渠宝笈》是乾隆时代清宫收藏字画的目录，而著录清朝宫廷古籍善本目录的，全称就叫作《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版本目录学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掌握的治学门径。“书”和“目”是一组对应的关系，历史上的藏书因战争、水火、偷盗等种种原因散佚，但目录还保存下来，让后人可以从中看到藏书的原貌。“天禄琳琅”书前后两编是两批藏书，都是中国古代宫廷善本特藏。为其编纂的书目和乾嘉时代另外一部著名官修书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两者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两个高峰。
“天禄琳琅”藏书在清代编成的时代就很有名，许多著名古籍都被收录其中。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即宋版《两汉书》《文选》《杜诗》，被明人董其昌称为“鼎足海内者也”。其中《两汉书》与《六臣注文选》皆在“天禄琳琅”前编。
但是，如此有名的一批书，学界在2009年之前的研究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批书的版本鉴定错误非常之多。尽管《天禄琳琅书目》的编纂体例严谨，提要中有丰富的版本内容，从清中期就产生了很大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对善本书目的编纂和著录依然因循当年“天禄琳琅”的传统，但是它的提要错误太多，影响了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后编书目记载的宋版书三分之二是错的，元版书一半有误，整体的版本误判错误在一半以上。
我们这次讲座，旨在把“天禄琳琅”作为清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事件，为大家梳理一下其大概的始末源流。
“天禄琳琅”特藏的建立
清宫档案记载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谕令内廷翰林，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宋元明之精善者，别于昭仁殿设架庋藏，御笔题为“天禄琳琅”。这是一批宫廷善本藏书，那么何谓善本？古籍界现在对善本有一个通行的规定，即符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出的“三性”“九条”原则的古籍。“古籍”的界定是1912年以前，即民国元年以前。“三性”指的是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九条”是对“三性”的补充说明。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之前出现的，无论是雕版印刷本，还是活字印刷本，在今天一般都算作善本。但当时清高宗乾隆皇帝对“善本”的判定，与我们当代的标准是不同的。他认为清代当朝印刷的书不能算善本，宋元明的精善部分才算。
清乾隆四十年（1775），昭仁殿珍籍益富，大学士于敏中等大臣奉敕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收书429部。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殃及昭仁殿，前编书尽毁。已是太上皇的乾隆令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编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收书664部。前后二编，共著录1093部善本。我们现在所说的“天禄琳琅书目”，指的就是相继出现的《前编》《后编》两部书目。
关于这批藏书的定名，乾隆皇帝题匾为“天禄琳琅”。所谓“天禄”，取自汉代“藏书三阁”典故：天禄是传说中一种神兽，头生两角，有翅能飞，能去灾祸、保福禄，常与辟邪成组出现。汉代建未央宫，在其北建立“藏书三阁”，即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阁是收藏及整理书籍的地方，还为朝廷培养人才。是以“天禄”“石渠”日后就成为宫廷收藏的代称。而“琳琅”二字则寓意内府藏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对于乾隆为何将善本置于昭仁殿，前编书目中有《御制题昭仁殿诗》可供考证。诗下有注云：“皇祖在御时，常寝兴于此。”明朝皇帝及顺治、康熙二帝的寝宫在乾清宫，但该殿太过巍峨宽大，不太符合中国古人的居住观念。所以康熙皇帝真正的寝宫是乾清宫的东配殿昭仁殿。因为是皇祖居所，故而乾隆说：“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又在诗中云：“好书敢谓承先志，新德惟期澡我身。”意为在此读书，可以继承皇祖之志，澡身浴德。昭仁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侧，是一座面阔三间、有独立院落的建筑，自此直到清末，这里便成为清宫的善本书库。
清宫藏书源流建立
这里我们延伸解释一下，历史上清宫藏书的主要来源。
首先是前朝皇室遗存。中国是宗法的社会，《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视祭祀为国典。《周礼·天官》云：“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祭器、宝物象征着国统、皇位。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新王朝为证明具有正统地位，需得到有“天命神授”身份认证性的物件，如传国玉玺、宝物书籍等。新王朝接收前朝旧藏，表示继承前朝的天命，所以故宫收藏的字画古籍上有历代皇家的收藏印。在“天禄琳琅”书上就有南宋辑熙殿、元代翰林国史院等的藏书印。
来源之二是朝廷征书与私人进献。“天禄琳琅”藏书中还有三四十部曾藏于明代文渊阁的书。这些有前代皇家藏书印的书，往往又有明末清初私人藏书家的钤印。说明这些书在明末战火中曾流出皇宫，经私人藏书家之手，又辗转回到宫中。这样的书数量不多，更多的是清入关以后，向民间不断征书或私人进献得到的。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时，开四库馆向民间征书，也有少量的书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到“天禄琳琅”中来。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来源，是抄没当时的罪臣之书。《天禄琳琅书目》的提要把书上所有进宫之前的藏书印一一著录，对首次出现的藏书家加以简单介绍。《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揆叙藏书共计100部，每册都钤盖“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书画记”二印，但始终没有提揆叙的名字。《前编》无一部揆叙旧藏，而《后编》中揆叙藏书占到近六分之一，这些书全部是经抄没入宫的。揆叙姓纳兰，系康熙朝重臣明珠次子，明珠长子即纳兰成德。揆叙之谦牧堂贮书最富，为满洲世家之冠。因其曾与皇八子胤禩结党谋夺皇储，清雍正二年（1724）世宗发其罪，追夺官位。其家彻底被抄，则是在明珠四世孙成安时。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成安获罪，其家藏图书、文玩尽归大内。档案中记载，乾隆皇帝素闻揆叙藏书丰富，命令抄成书目，供其阅览。另有一例是张缙彦收藏过的宋版前后《汉书》。张缙彦在清顺治年间被夺官、抄家，流放宁古塔，死在戍所。这部书能入藏，可能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特殊途径。
来源之四是宫里、朝廷自己编、抄、刻的书。很多影宋抄本都是宫里自己组织抄写的。总结下来，前编书据书目前面的《茶宴诗》、诗注，可以推测取自武英殿和“东西廊书库”（即内阁大库）。后编书七成出自御花园旧藏，另外三成，乃抄没入宫的藏书。
《天禄琳琅书目》作为宫廷收藏的整理，体例与普通藏书目录有所不同。《前编书目》被收录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并著录其体例曰：“其次序，则宋、金、元、明版各从其代，仍以经、史、子、集分类。”先按版本年代排序，同时代的书再按经、史、子、集排序。对每本书著录的内容“则并登之，每种详其锓刻年月及收藏家题跋印记。”在排列上，影宋抄因其“下真迹一等”，哪怕是清代的，也须缀在宋版书之后，放在元朝之前，可以窥见乾隆时代对于抄本的认识。
《天禄琳琅书目》属于鉴藏目录，需要向皇帝说明这些收藏有什么特殊的文物价值、鉴藏价值。所以每本书要把跟版本有关系的版刻年月、收藏印记，曾在哪些名家手上流传过等著录出来。这种做法在书画著录中常见，但将之原原本本引入到藏书目录中来，并编成体例完善的善本书目，是从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天禄琳琅书目》是第一部官修的善本目录。官家提倡善本风气，重视时代更早的古籍，上行下效，影响整个民间藏书，使民间原有的“佞宋”之风更盛。当下对善本的标准——“三性”原则，首重的也还是文物性。不过《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的“宋元版书”有不少错误，与下面要讲到的后编书目编纂的仓促有很大关系。
《前编》书的焚毁与重建
最初，为何在清嘉庆二年又编了后编书目，前编书又是如何消失的，在档案中都没有记载。彭元瑞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末“识语”中并未交代缘何有续编之举，只是说：“溯初编时五十余年，《书目》成亦二十余年矣。逮今嘉庆丁巳十月，乃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辑，越七月，编成。”
在清朝档案中有一段记载，说的是清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乾清宫发生大火，乾清宫与弘德殿、昭仁殿两配殿皆成废墟。火灾之后，殿内之书不见下落。
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便有了前编书遭焚毁的推测。考察失火当时，正是北方最冷之时，紫禁城的宫殿以暖阁、熏殿等方式取暖。由于乾清宫掌火太监郝士通的疏忽，没有把炭火彻底压灭，就将炭火盆放在乾清宫东侧的一个楠木槅旁，风吹复燃，被发现时火情已成燎原之势。内务府大臣率人连夜救火，无奈火势甚猛,乾清宫及两配殿遂成灰烬。《东华录》、清宫旧档如《永琅等奏为乾清宫失火缘由将太监郝士通等分别治罪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和珅福长安等奏为遵旨补建乾清宫交泰殿昭仁殿工程折》（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等，皆可证昭仁殿曾失火之实。
不过这次“天禄琳琅”遭祝融之厄的前前后后，仔细研判，似乎还能得到别样的历史讯息。在古代，由于冬季严寒的环境限制，北方一般没有在这个季节建房的习惯，但是在这次大火之后，当年冬天就立即开启重建三大殿工程，同时还令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迅速恢复“天禄琳琅”旧观。这些行为在后世观之，着实反常，此事或可与嘉庆初期的历史背景结合加以分析：
此时的乾隆皇帝作为太上皇，已是耄耋之年，嘉庆皇帝则是即位不久的“儿皇帝”。古代常常以宫中大火为天谴之兆，预示皇帝朝政有失，按照惯例，皇帝需要下“罪己诏”，检讨自己来求取上天原谅。但是嘉庆二年的这次“天谴”发生了，父子两代皇帝到底该由谁来下“罪己诏”？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尽快恢复旧貌，把这件事抹平。从现在来看，后编书中错误众多，很可能与当时这种匆忙抹平急需找书、编目、无暇细看，是有关系的。而且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八岁了，在转年后的嘉庆四年的正月便去世了。编纂者虽然时间紧、进度急，但是很可能也笃定年迈的太上皇不会有余暇去仔细查看，所以编纂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真宋版书，一概选入。皇帝希望恢复的书要比前编更好，所以后编书目增加了卷数，添加所谓的“辽刻本”。而且还专门声称其中“绝无翻雕赝刻”，俨然此地无银三百两。
天禄琳琅藏书的外部特征
这批书从清末开始流散四方，判定一部书是否是“天禄琳琅”藏书，可以依据其外部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书装、签题划一，二是玺印钤盖划一。
“天禄琳琅”藏书外表装帧和书签题法是整齐划一的。《天禄琳琅书目·凡例》记载其外装“其宋金版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但书籍外装在流传过程中可能被重新装帧，此时可以通过书签来判断。书签特征是把版本放在书名之前，突出版本情况。《凡例》曰：“签题旧未画一者，今悉更正套签，于旧藏者添识‘乙未重订’，续入者则识‘乾隆乙未重装’用志裒集次第。”
另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它的钤印也是整齐划一的。即使书改装了，里面的钤印还可能保存下来。《前编》凡例曰：“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曰‘乾隆御览之宝，曰‘天禄琳琅’。”而且前编书虽然尽毁，但还有“目外书”以做实物参考。另有一直接例证，即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之《春秋经传集解》。乾隆皇帝很喜欢“岳氏五经”，想单独存放。但只找到了四部，少一部《春秋经传集解》，后在“天禄琳琅”前编中找到并一起放置到昭仁殿后庑的“五经萃室”。之后武英殿翻刻这五部书，用影刻方式覆刻了“岳氏五经”，板式和书上印记都被原样摹刻下来，忠实再现了“天禄琳琅”前编书的原貌。
此外，还有一例证。昭仁殿的书未必全被著录到《天禄琳琅书目》中，有一些书没被著录进前编，但是又经过宫廷整理，加盖印章，重装整齐划一的书签、书衣、函套。前编书目的目外书，又被收录到后编书目中来，这样的书有两部，可以通过它们获知前编书是什么钤印状况。
后编书目中的书也称“天禄继鉴”书，其编纂相对前编书目较为草率，既无凡例，也没有君臣唱和的茶宴诗，只有一个不足百字的“识语”。每一部后编书的每一册书，附叶上都钤有乾隆的三方大印，根据书开本大小的不同，使用不同尺寸和文字略有不同的附叶三玺，分别称“大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中三玺”（“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小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太上皇帝”）。书的正文首末叶则分别钤有“乾隆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和“天禄继鉴”三方印，这些印记被坊间称作“乾隆五玺”，视为“天禄琳琅”书的重要辨识标志。
天禄琳琅藏书的流散
我们再简要梳理一下这批藏书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流散状况。
首先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当时宫禁松弛，少量书通过太监盗卖等方式流散出宫。其后，溥仪小朝廷时期被盗运出宫的书是最多的。民国建立以后，溥仪又在宫中待了十四年，陆续以赏赐溥杰的名义，令溥杰将值钱的、好携带的宝物运出宫，为所谓“复辟”筹资。一些幅面不大的书画、最珍贵的宋元版书被携带出宫。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各宫文物时，在溥仪的寝宫养心殿内发现一卷《赏溥杰单》，溥仪晚年在其自述《我的前半生》中自云昭仁殿中全部宋元珍本都被盗运出宫了。
运出宫的书先是被运到天津少量倒卖，之后又被运到伪满洲国，放置在长春伪满皇宫东北角的“小白楼”。楼中藏书遭遇潮湿、鼠噬，有东北经历的书因此保存情况都不太好。伪满洲国时期这些书经历少量变卖，大的流散则是在抗战结束之后，长春经历一段无政府状态时期，看管人员发现这些藏书无人管理，于是开始偷抢。伪皇宫附近出现了专门盗卖字画、古籍的古玩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不太懂书，把有钤印的挑出，放在长春一家银行的地下仓库，后来这批书被运往沈阳故宫。到1947年、1948年时，沈阳故宫院长金毓黻没有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把沈阳故宫的“天禄琳琅”书运到南京，而是把这批书运回北京故宫，以交换存于故宫博物院的60件宋元明清丝绣。留在故宫中的“天禄琳琅”书在抗战前经历了“故宫文物南迁”，舟车辗转到重庆、贵阳、南京，最后又回到北京。这批书接近总数的一半，311部书。后来被运到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抗战结束后，先后有200多部“天禄琳琅”书通过不同渠道陆续回到了北京故宫。1958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主张只收藏与宫廷历史研究有关的书籍，要求把明清两朝的皇家藏书划拨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北图欣然接受，随后205部“天禄琳琅”书被拨到北图。现在“天禄琳琅”书的第二大收藏单位是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只存了一部半后编书。
根据我们对海内外现存“天禄琳琅”书前后十年的调查，目前已知“天禄琳琅”后编书664部，有2部确定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毁。624部书已知全书或部分卷帙藏在何处，有5部书有前人经眼的线索，另有33部书至今下落不明。“天禄琳琅”后编书可谓“十存其九”。
天禄琳琅书现存情况
最后介绍一下这批书现在保存的情况。
一是现藏我国台湾地区的天禄继鉴书，总计342部（这里的“部”指某一藏书机构所存，即便是残存一册，也计为一部）。其中台北故宫藏321部，是现藏天禄书最多的单位，其天禄书的总体特点是保存了清宫旧装，其中也有一些很有名的宋版书。
第二大收藏单位是国家图书馆，计227部。四分之三是1959年北京故宫拨交的部分，还有20多部是通过私人藏书家捐赠或购买获得。这部分藏书的特点是残缺很厉害，但宋元版比例非常高，数量之多位列所有“天禄琳琅”藏书机构中的第一位。包括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刻本，如宋代公使库刻本《大易粹言》等。辽刻本、金刻本是非常稀见的，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两部收入《天禄琳琅书目》的金刻本，《周礼》和《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第三大收藏单位是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继鉴书35部。东北地区是“天禄琳琅”书散藏比较多的地方，这与藏书出宫后先在东北流传的历史有关。
除国图、辽图外，大陆还有40家单位收藏了84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之书。这些单位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学校，遍布北国南疆。比较多的是上海图书馆，有9部。特别需要介绍的是，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又新发现了一部“天禄琳琅”书，《东岩周礼订义》，被书目后编收入“宋版经部”，实际是清康熙年间的通志堂刻本。书为两册残本，存卷一至五，已经被改装，但副叶还是原装，乾隆皇帝的藏印犹在。这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事情。
然后是现藏私人收藏者手中与历年拍卖会上所见的。截至2020年秋，陆续出现于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德宝、中国书店、上海国拍等主办的古籍拍卖会上的“天禄琳琅”书，归并同书，计有31部之多。从开始出现古籍拍卖以来，“天禄琳琅”书屡创古籍拍卖价格记录。如元茶陵桂山书院刻本《孔丛子》，为所谓“茶陵本”提供了很好样本，2017年拍卖出800万元的价格。现在“天禄琳琅”书已禁止拍卖出境。
关于拍卖，这里我们多说一点，过去的藏书家都是尽可能地让书集聚，不得已的情况下书才会被拆散。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敬学德星堂刻本《万首唐人绝句》是《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宋版集部中的一部，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三函二十四册现藏国家图书馆，余下一函八册早年散出，其中两册先为藏家购得，在前些年某拍卖会上，其所剩六册书连同原装函套和书帙被分为八个“标的”拍卖，在和平年代为了追求利益而人为将成套古籍拆散，实在令人惋惜。
不仅海峡两岸，日本、欧美的藏书单位也收藏有“天禄琳琅”书，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美国国会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等。
这里我们只是把“天禄琳琅”大概的始末源流介绍了一下。古书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部“天禄琳琅”书的背后，都有一段曲折辗转的流传经历。“天禄琳琅”藏书作为清朝皇家的善本专藏，曾创造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代辉煌，同时其起伏跌宕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荣辱兴衰的缩影。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天禄琳琅”书，每一部、每一册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这些珍贵书籍，虽然在中国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之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每部书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本版演讲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提供，文稿由田可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