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为主 以气为辅——康海变今追古的文章探索
明弘治、正德之际，“文章康李传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朱应登《口占五绝句》），文风丕变。王世懋认为“关中故多秦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倡之一时”，“使先秦两汉之风于今复振，则先生之力也”（《康对山集序》），肯定康海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和“先秦两汉之风”变今追古的典范意义。
作为地域性溯源的“关中故多秦声”与文学性描述的“先秦两汉之风”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汉书·艺文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风气系于水土，内化为人文属性，具有不可更移性与传承性。元好问发现“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送秦中诸人引》），认为关中风气植根于风土，与“秦汉之旧”互为表里。康海“览传记之所载”，指出“关中风声气习，淳厚闳伟，刚毅强奋，有古之道焉”（《陕西壬午乡举同年会录序》），而南方文人薛应旂明确地指认关中风气与古文辞的关联性，认为“关中风声气习，淳厚闳伟，刚毅强奋，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汉以降，其所谓豪杰者，大都欲以古文辞名世，故至于今，关中士人动称‘西京西京’云”（《泾野先生传》）。此种“秦汉之旧”被理想化和定格化为“古之道”，融筑为关中风气，使得关中古文辞葆有“秦汉之旧”而盛传复古之风。
作为关中十才子之首，康海在先秦两汉文的兴起中“得风气之先”（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在创作上，其大廷对策，文制古辨，“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孝宗以为“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因而“天下传诵则效，文体为之一变”；在理论上，他“论古文文艺，不少假借，一时在翰林者罔不敛手服之”（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于是，“弘治间，李按察梦阳谓诗必宗杜甫，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而天下学士大夫多从之”（胡缵宗《西玄集序》）。
这是“百五十年”来一次文学范式的转移，一方面是“追古”，一方面是“变今”。此种范式的转移建立在重新梳理文学谱系和全面检视文学经典的基础上。马理在《对山先生墓志铭》中记录了康海阅读经验的演进：他初读三苏文，以为“《老泉集》吾取二三策焉”；读韩柳文，以为“退之吾取其议论焉，子厚吾取其叙事焉已矣”；进而读《史》《汉》，以为“固书所载汉文献尔，迁则春秋、战国前文献在焉。吾与其固宁迁”；读程朱，则认为“文之则六籍可企，迁不足论矣”。由此看来，康海并非对韩柳三苏无所好，取其枝叶而已；他在学理上兼容宋儒，而认为后者是不“文”的。事实上，这不仅是康海的阅读史，也是从唐宋上溯《史记》与六经的文统观。马理把这种创作路径归纳为“凡论著必宗经而子史，以宋人言为俚，以唐为新巧，以秦汉为伯仲而有所驳也”。
“宗经而子史”的文学观古已有之，自刘勰以来，即把经与史表述为根本与枝叶的关系。但宋濂认为“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余之所见，则有异于是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文原》）。以宋濂的观点看，迁、固之史已经不算是六籍宗子，唯有韩、欧可以当之。这是台阁体以来被奉为圭臬的观念。直至“武功康海好马迁之史，入对大廷，文制古辨，老宿儒见而惊服”（崔铣《胡氏集序》），遂变韩、欧为史迁。几乎所有评家都注意到了康海对《史记》的推崇和提倡。康海重视《史记》的文献意义，也重视《史记》之文，肯定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记序》）。他还推崇《国语》《左传》，以为“大指无谬于事实。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送文谷先生序》）。其本质的意义可能还在于重新肯定《国语》《左传》《史记》与六经的关联性，赋予其六经宗子的地位。
众所周知，《史记》继《春秋》而作，因此，“宗经而子史”意味着文学书写应由史而上溯经学，兼具纪事与义理上的意义。事实上，复古派作家具有极强的修史意识，他们把方志与族谱视为实践史家笔法的最佳范例。马理认为“予惟史氏亡而族姓志作，科目兴而族姓志不传”（《仇氏族谱序》），视族谱为史氏之苗裔。李梦阳认为“国有史家有谱。嗟乎，生死出处之际大矣，要之不离其事实，不然后世何观焉”（《族谱》），指明国史与族谱的同质性。康海说：“夫志者，史之余也；史者，信之成也。”（《邠州志序》）把史志精神归之于信，他恪守史家书法，“不远胄以诬亲，不撰美以欺世”（《樊氏族谱序》），把“太史公质直之气”贯注于谱志写作中。清人以为“隽爽高迈，为能绝去雕绘之习，而言简情赅，古气流溢，味之靡穷，盖得子长氏遗韵者”（张洲《康对山先生文集后序》）。其《武功县志》在方志史上有重要地位，“王士祯谓其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于此，非溢美也”，“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钦定总库全书总目》）。
康海策论在文章变体中也具有示范意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曰：“海尤有志于经济，集中如《拟廷臣论宁夏事状》及《铸钱论》诸篇，均切中事理；《廷对策》立言有本末。”“诸篇尤颇切时蔽。崔铣、吕柟皆以司马迁比之，诚为太过，然逸气往来，翛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也。”王世贞曰：“太史制策，声名传溢海内。”（《明诗评》）某种程度上，正德十五年的《廷对策》掀起了复古的序幕。其文说理透辟而文气充沛，言小人之情状了了如画，张治道认为“切于事务，曲尽情理，不止一世可行，虽百世可也”（《廷论策》评语）。在他影响下，崔铣“《均徭》《均粮》《论兵》诸篇，究心世务，皆能深中时弊”，何塘“所作政议十篇，准今酌古，无儒生迂阔之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时人以为“更羡崔、何能阔步，今人重见《马蹄篇》”（朱应登《口占五绝句》）。
总之，康海秉承关中的自然与人文风气，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开启先秦两汉文新局，此为明代文体之一大变革。古文写作不外乎叙事与论理二体，康海主张“叙述以明事”“论辨以稽理”（《何仲默集序》），“机轴本于《左氏》，议论肩于董、贾”（《唐渔石集序》），其史传文与政论文均以先秦两汉为典范。但立言有本末，先秦两汉文以宗经为本，经世为用，所以康海断言“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出于身心，措诸事业，加诸百姓，有益于人国，乃为可贵也”（《廷论策》评语），这或许是他倡导复古事业的根本动力。
（作者：杨遇青，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