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的中国语境
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当务之急的一方面是把更多的创新、资金转向实体，走出一条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的发展路径。而从根本上讲，中国制造业要真正实现转型升级，离不开一丝不苟、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支撑。故而，工匠精神的重塑是一个事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
一
工匠精神近年来成为一大热词。究其因，从个体层面看，乃是由于当今消费者需求的提升和个性化趋势，促使企业生产日益转向“需求中心”，从而对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当代工匠精神的勃兴，则与当前制造业的转型密切关联。中国的改革开放适逢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庞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生产资源，以及相关投资利好政策，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在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体系中，“中国制造”始终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关键技术自给率相对较低，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多依赖进口。同时，由于资源利用率偏低和环境污染严重，人均劳动生产率偏低，产品附加值低，使不少企业的利润已经变得“比刀片还薄”，致使不少制造企业转向价格战，最终陷入恶性竞争。如今，中国制造业赖以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一方面，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的挤压；另一方面，还受到新兴经济体的“中低端分流”的挑战，比如，越南、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制造”面临着被替代的竞争压力。
就在中国制造业遭遇困境之际，随着虚拟经济的唱响，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使得实体经济普遍感受到经营困难，“中国制造”由此逐步陷入一种深层的窘境。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制造业终被重新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当前，全球制造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各国需要加强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指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而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当务之急，一方面，需要去除浮躁的心理，把更多的创新力量、资金转向实体，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即摒弃以往过度依赖消耗资源能源、不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乃是打造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明。
其中，至为关键的莫过于技术和精神两个层面。由于在技术和精神之间，无论技术多么优秀，都很容易被模仿和超越，而其背后的精神则是很难被模仿和超越的，因而，精神相对于技术而言，显得更为重要。纵观世界制造强国，无论是“日本制造”还是“德国制造”，其强大莫不与工匠精神密切相关。显然，中国要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真正缺乏的不是钱和技术，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谦虚进取、克己奉公、忍耐执着、一丝不苟、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二
历史地看，古代中国对于工匠精神的内涵曾有过诸多精微的阐释，如《诗经》所描述的工匠在制作玉器、象牙、骨器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仔细、认真与执着；墨家及其弟子所提倡的“强力而行”的敬业精神；如《考工记》所倡导的“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的“臻达极致”的技术追求；“庖丁解牛”所表达的“道技合一”的工作境界，等等。然而，自进入大工业时代以来，中国传统分散化的手工生产方式迅速衰落，传统工匠日渐沦为社会的边缘甚至成为机器的附庸；产品以标准化、单一化的形式存在，缺乏独特性、人情味，缺乏个性、亲切感；技术甚至发展为压制、支配与统治人类和社会的外部力量，等等。虽然不能说工匠精神消失了，但在机器化和标准化社会生产条件下，它确实被削弱和忽略了。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而导致急功近利现象的出现，并延伸出“重眼前，轻长远”的工作思维，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和战略投资意识，能静下来精心研发、打磨产品的人越来越少。
工匠精神深深根植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要让工匠精神真正落地生根，全社会应形成一种认同和共识，塑造出尊重劳动、弘扬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工匠精神在当下中国的倡导，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需要我们积极应对。从现实来看，传统“重道轻器”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体力劳动仍然存在着被贬抑的现象，劳动者缺乏发言权、缺乏工作尊严，等等。在如此环境下，仅仅依靠一些个体坚守工匠精神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国家必须凝聚社会共识，深入贯彻“职业无贵贱”的观念意识，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氛围，积极引导劳动者摒弃功利主义意识。
三
工匠精神的塑造需要宣传教育和市场引导，它更加需要一整套有效的制度来作保障。
就当下中国而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使企业家回归初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提供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必须通过计划、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以及各种经济手段引导市场机制的运行方向，做到“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的良好结合。
政府应创造一个保障公平、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营造一种使企业和员工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社会环境，规范市场运行的监督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和服务供应的问责机制，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此外，还需要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工匠群体的社会地位，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为人才自由流动创造条件，等等。
从根本上讲，工匠精神的塑造依赖国民素质的提高与国民教育的改善，最终目标则指向劳动者生存权利的保障和做人尊严的维护。而国民的高素质与教育的高水平密切关联。在教育理念上，要着力改变重知识传输、轻技能培养，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在教育机制上，要建立起高效的、市场化的精英型工程师和高技能产业工人培养体系；在学科专业培养上，要改变财经等文科专业过热、“逃离工科”现象愈演愈烈和实用性人才匮乏的现状，等等。
进一步讲，重视教育并不仅是为了提升产品质量与职业技能，更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具有真正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自由个体。因而，工匠精神指向一种自觉能动、自由自主、富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劳动。为此，我们不仅应打破那种将人作为手段的“异化”工作模式，更应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来享受生活的愉悦与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创造活动，使劳动者在劳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感觉到个人的乐趣。”追求独立人格、尊严和个体价值，在当今工匠精神的塑造中，应成为一种自觉的理性诉求。
（作者：彭新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古代治国理念研究”〔18JZD02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