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归轩赋》与王阳明的乡愁
乡愁是流寓赋的基本主题，但在王阳明之前的流寓赋，其乡愁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国、故都、故土、故园的眷恋与怀念，而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于正德十四年（1519）在赣州所写《思归轩赋》则别开生面，抒发了有别于传统的别样乡愁。
《思归轩赋》由王阳明在赣州府衙所构筑小轩命名为“思归”开篇，展开了门人的三段对话。首先门人说王阳明多年来奔波劳苦于兵事，不分寒暑昏朝，头发萧疏，面容憔悴，劳心劳力，所换来的却是“呶呶”“哓哓”的攻讦之声。而故乡“长谷迢迢”“穷林寥寥”，或“耕”或“樵”无所不宜。“退身以全节”“敛德以亨道”“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这不正是先生一直以来所期望的吗，“今日之归，又奚以思为乎”？
这段话所言，是劝王阳明退隐乡园全身避祸。《传习录》说王阳明“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奄竖张忠、许泰甚而给王阳明罗织了多条罪名。正因官场如此凶险，门人劝阳明归隐乡园“而耕”“而樵”以避祸全身，自得人生之乐。
接着门人又说王阳明之思归犹如孔子在陈之怀归，“吾党之小子，其狂且简，伥怅然若瞽之无与偕也”，正待先生“裁之”呢！
这段话以孔子在陈怀归之典喻阳明，二者思归皆缘于异国他乡政治环境所迫，归乡之目的即“裁”“狂简”乡党之小子。
最后门人又说王阳明“得其归”，而“斯土之人”则“失其归”。“斯土之人”之所以“失其归”，是因为王阳明归乡，纷乱不堪的天下从此无人治理了。但天下“贸贸”是“不得于道”的缘故，王阳明归乡“而后得于道”“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如此“斯人之徒，亦未始为不得其归也”，最后依然落脚到阳明归乡正得其宜，“而奚以思为乎”？
门人的这段话里暗用了《论语·微子》的典故。所谓“天下之大也，而皆是焉”“若是其贸贸”，正是隐士桀溺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王阳明所处的政治背景正如孔子当年所处的政治背景，孔子当年慨叹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席不暇暖，汲汲所为，正在于改变“滔滔”之“天下”使归于“道”。王阳明的归乡也在于“得于道”，“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所谓“志全”即实现了王阳明“成圣”的理想；所谓“化理”即通过礼乐教化而改变世道人心，移风易俗；所谓“人安”即天下太平人心安宁。这是一幅由个人而天下的美好蓝图，是阳明“致良知”而经世致用思想的鲜明体现，它不仅仅是一种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更有变革天下的崇高思想境界。
门人的三段话代表了王阳明人生的三重境界，因此，王阳明在听了门人的三段话以后说：“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资焉；又其次也，吾几焉。”“吾私焉”，即门人的第一段话所言，归乡退隐远祸避害以求自我人生之乐,并通过道德自我修持而成圣，即“成己”或曰自渡。“吾资焉”，即门人第二段话所言，即归乡授徒讲学履行我之天职本分以改变士风，简言之即“渡人”。“吾几焉”，即门人的第三段话所言，即归乡求道教化人心救治天下，简言之即“救世”，这是阳明的最高人生理想。成己，渡人，救世，虽有层次之分境界之别，但都彰显了阳明胸怀天下的大格局。由此而言，阳明的归乡岂一个“思”字了得！
王阳明的归乡并非没有思乡的成分。《思归轩赋》写王阳明闻门人之言，怃然叹曰：“吾思乎！吾思乎！吾亲老矣，而暇以他为乎？”王阳明在正德十年（1515）至十四年间，曾六次上疏乞归，除仕途凶险之外，作者身罹病患，祖母年迈也是实情，故而其归乡着实有思乡念亲之一般意义的乡愁。但它却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乡愁，其内涵更为丰富。过去学者们在论述王阳明《思归轩赋》时，往往笼统地归结为退隐和思乡，但对其深远而崇高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境界的挖掘还是远远不够。
《思归轩赋》何以能达此境界？首先是源于王阳明一生追求“成圣”。《王阳明全集·年谱》载，王阳明读私塾时，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当时王阳明只有12岁，便已将“成圣”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谪贬龙场驿丞。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遍布虵虺魍魉，蛊毒瘴疠，环境极为险恶，阳明认为“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于是乃悟“格物致知”之旨，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阳明龙场悟道具有多种因素，而“成圣”的人生追求则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王阳明不仅以“成圣”为自己人生目标，且教育子孙、弟子立志“成圣”。《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曰：“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悌为本，以圣贤自期。”《传习录》载：“何廷仁、黄正之、李候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候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其次，王阳明把传道授业看作是他的天职。王阳明28岁中进士，34岁在京师已开始授徒讲学。贬谪龙场期间，又受聘主持贵阳书院。自此，一直不废讲学，尤其晚年，弟子弥众。《传习录》说：“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
王阳明心学理论大要有二：一为“致良知”，一为“知行合一”。“致良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传习录》指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但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致良知”就是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的功夫。如何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须学以去其昏蔽”。教育家的天职即启发学子“去其昏蔽”。王阳明心学虽强调向心向内求善，但又特别强调实践的功夫，所谓“知行合一”，故而其心学理论在于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传习录》说：“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王阳明舍身传道救世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王阳明追求成为“三不朽”之完人。“完人”并非没有缺点，而指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具。王阳明为国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事则义，克己勤勉，巨著皇皇，其道德文章无需多言，仅就其事功而言，在有明一代少有人比肩。《王阳明全集·年谱》载王阳明年幼在京师曾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观其一生，无论在京都或地方，为官政绩均颇卓著：正德年间平定各地匪寇，生擒朱宸濠，威震朝野；晚年出征思田，声名远播。一个具有“经略四方之志”又躬身践行甚而“知其不可而为”的人，即使官场失意而退归乡园，岂能忘怀天下？
（作者：张学松，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