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疑难可问谁？——永忆业师刘世南先生
刘先生从来就不是只知固守古代经典的人，而是有满腔的淑世情怀！ 他说：“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家国之念弥切，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伏案功深，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故平生所愿学者，亭林（顾炎武）与鲁迅也。”多年前，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发的感慨，其实古人全都说过。只是我们读书少，不知道而已。
业师刘世南先生走了！ 刘世南先生8月1日晚遽归道山，捐馆舍而逝！
虽然半个月前，我们知道刘先生身体不适，尤其是不能进食；虽然也知道刘先生岁近期颐，得享高寿，可是，我们仍然觉得太快，太突然了！
不知道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巧合。一个星期前，我结束了手头一些比较急的工作，宽余几天，心里挂念着刘先生的近况，突然想到要把刘先生的被称为“清诗研究的九大经典著作”（张仲谋教授语）之一的《清诗流派史》和《清文选》（与刘松来合作）拿来再重读一次。我先拜读《清诗流派史》。刘先生在其大作的前言中说“全书以事实说明如下规律”，即清诗流派的四大规律。我在当年拜读时写了一句心得：“刘师此书坚持了这一条，无任何空谈。”如今再读到书中对释函可的评价：“皈依佛法的函可，一颗心不但不寂灭，反而为国家民族的兴亡燃烧着。”“函可是铮铮铁汉”，“他的伟大人格对敌人来说，永远是威狞的！”“奇士奇文，是杀不死烧不尽的，因为他们和它们永远活在不愿意跪着活的人们的心底。”再次深受震撼，这是振聋发聩的评价呀！ 正如葛云波所说：“不仅是将他（释函可）推上诗史，更是要将他推上民族的精神史！”（葛云波《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光明日报》2004年7月14日书评版）再读到他对钱谦益迎降动机以及后又从事抗清复明活动的分析、对吴伟业仕清原因的分析（《清诗流派史》P62、P94），倍觉深刻。读这一节，我曾几次想请教先生，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关系，坊间的流传是否真实？ 诸如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明志，钱谦益说水太冷之类的，到底是否真实？ 此外，当年拜读《流派史》时也还有一些存疑的问题想请教。可是，全书还未重读完毕，岂料先生遽归道山！ 如今，学有疑难可问谁？！
刘世南先生是真正的学人，真正的读书人。他称钱锺书是“文化昆仑”“读书的种子”，其实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真正的读书种子！ 入学不久，我们便听说刘世南先生是个渊博的硕儒，能背许多古书，学富五车。他自己说过，他年轻时跟着前清秀才的父亲读了十二年的古书，“熟读了《小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等古书，而且“全部背诵！”（见《在学术殿堂外》序言）不久，这个说法便被证实。因为先生给我们上《春秋左传》的课，便知道他对《左传》是真能背诵的。先生讲《左传》，不论哪个章节，信手即可道出，是不用查找《左传》原书的。如果说会背《诗经》《楚辞》尚且不奇怪的话，因为它们都是诗歌，有韵，好背，能背《左传》这样的散文巨著，谈何容易！ 其实不止《左传》，先生对“十三经”，对《文选》，对《庄子》，对史籍，对词章学，都下过很深的工夫。再如先生在批评有人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的误解时，不但指出王勃套用了庾信的《华林园马射赋》，而且举了宋王观国《学林》、宋王楙《野客丛书》、晚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刘勰《文心雕龙》、欧阳修《昼锦堂记》等古籍加以论证（《在学术殿堂外》P6）。如果不是博闻强记，就未必能如此举证。古典文学研究，最忌单文孤证。先生如此广征博引，宏富有力，令人信服。这就是真正的学问！ 这些，如今还有哪位读书人能做到？ 但是，刘先生就是如此，正如先生自己说的：“因为我由先父口授，背诵了十二年古书，其中包括《左传》。这些古书已化为我的血肉。”（见《我为神州惜此才》，《南方周末》2020年5月14日C24阅读）
刘先生说：“为了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第一，必须认真读书，尤其要根柢扎实。”（见《师友偶记》P178）读书，已经成为刘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在学校的人，无论何时，到校图书馆阅览室，都可以看到先生在读书。我毕业后好多年，先生都是在每年的年三十下午，在阅览室给我写信。记得有一次信上说：现在是除夕下午近四点钟，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张馆长亲自值班，坐在阅览厅陪我，等我读书读到四点关门，现在正看着我微笑。所以，先生在《清诗流派史》书后诗云：“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圞，独坐一笑粲。”实乃真实写照。（见《清诗流派史》P517）就在今年5月份，他还叫师弟杜华平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给他看。只要他精神尚好，他就想要看书！
刘先生的阅读面是非常广泛的，他时时注意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也时时注意新的理论。他读到蒋寅的几本著作，给予高度的称赞，并断言：“蒋寅将远远超过我”（见《师友偶记》P22）。读到时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的《以主动改革应对中东巨变》一文，他大段引述赖的文章，对赖提出的“中国应主动加快改革”的看法表示认可（见《师友偶记》P174）。他读了资中筠、徐秉君、廖静农等人关于“民主”的论述，有了“三悟”（见《师友偶记·谈公天下及其他——读书三悟》P190）。在文革中他自学英语，读英文版《毛选》，一直到九十多岁还在背英语单词。人们只要去读读先生的《在学术殿堂外》和《师友偶记》就可以知道，刘先生从来就不是只知固守古代经典的人，而是有满腔的淑世情怀！ 他说：“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家国之念弥切，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伏案功深，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故平生所愿学者，亭林（顾炎武）与鲁迅也。”（见《我为神州惜此才》）
多年前，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发的感慨，其实古人全都说过。只是我们读书少，不知道而已。我想，正因为先生熟读了古人之书，才有话都被古人说完的感叹。就象清人赵翼说的：“古来佳句本无多，苦恨前人已说过。”但是，刘先生写文章，古籍典故都是信手拈来。就在去年，已经是九十八岁的老人家，为纪念罗宗强先生去世，还写了《我为神州惜此才》的文章，用文言文写的一千五百字的文章，就引用了五篇古文典籍，十二、三个典故。如果不是对古籍熟悉，如何能做到这点。
也正因为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刘先生读别人的文章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这包括对老一辈的学者，甚至是知名学者。早在1979年，他就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批评，八十年代初又对宋诗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又如指出“新妇初婚议灶炊”出典的误解，“西方之书”含义的错误，等等。读读《在学术殿堂外》中的《刊误难穷时有作》便可知道。刘先生在图书馆读书，无意中读到一本年轻学者写的近代史的的著作，便发现“由于作者对国学的经典著作不熟悉，以致引用古籍时，标点符号错了很多，而引用后偶一发挥，便成为郢书燕说。加上古书接触很少，更不明古文章法，所以断句多误。”（《在学术殿堂外》P236）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情况，先生一直是忧心忡忡，于是给多人写信，一直写到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他提出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7点建议（见《在学术殿堂外》P206），并大声疾呼：“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
刘先生刊误纠谬的文章，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但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赞赏，钱锺书先生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是“学富功深”、“指摘时弊，精密确当，有发聋振聩之用”（《在学术殿堂外》P5）。当时有人戏称，学术界有二位警察，所谓：北吴南刘。北吴，指北大吴小如先生；南刘，即指刘世南先生。
刘先生曾说过：写论文不外乎二点，一是“新”，二是“深”。你发现了新的材料，这是“新”。你的论述和论证，比别人深入，这是“深”。有了这个“深”，也就是“新”。要记住顾炎武的话：“前所未有，后不可无。”对于古籍整理，先生说：“注释不是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关键在于读书。也就是说，根柢必须深厚、扎实。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郢书燕说。”（《在学术殿堂外》P33）还说：“学术之影响力，不在于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而在于其自身之深度与创新。”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永志不忘！ 可惜现在听不到了！
当年，由先生牵头，我们分工做“十三经直解”，我负责《春秋左传直解》一书，毕业后我虽然离开老师身边，但还是可以随时去信请教老师。2003年，先生又为我的一本小书《左传国策研究》写了序言，赞誉有加，让我深受鼓舞。2007年，福建师大100周年校庆，我不揣浅陋，试写了一篇《百年福建师大赋》，就教于刘老师，他是一字一句地为我修改。可如今，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 近几年，每年同窗刘松来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都邀请我参加。刘世南老师虽没参加论文答辩，但是每次答辩结束，我们都会相聚一次。每次的相聚，我们都可以再次亲聆謦欬。
可如今，刘世南老师驾鹤西去，心有疑难可问谁！（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