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乐在相知心——忆刘泽华
一提起刘泽华的史学思想和他的人生哲思，黑格尔的几句名言就会从我心中跳出来：“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把这些话语同泽华联系起来。
是的，作为知识分子，一名教师无疑最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真正称得上学人、知识人和教师的人，必须是净化了心灵的人，这当然不是外在的一切形式，而是内在的、心灵的、精神思想的。正是在这一点，我和泽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文学科的教育与研究，最终必然体现在对人的终极关怀上。
我们称道泽华是一位思想家，这绝非一顶空泛的桂冠之称。南开北村、大中路上、马蹄湖边也见证了泽华做人与为学。作为思想者的泽华身心最富质感的就是他一以贯之的批判性思维，也可以说，他的批判性思维对我心灵的渗透得是最深最深的。因为我深知批判性思维的视界是他思维中最核心也是最高级的能力，他的批判性思维在史学领域完全是建立在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的简单否定，而是用思辨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的解释，作出新的判断。虽然我和泽华分别治史与治文，但面对的却都是传统文化。他肯定了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流动体”的认知，但他多次提醒我，学人中不少具有扎实功底者缺失的正是批判性的思维模式。我们曾交流过陈寅恪先生对史学研究中“发现”意识的重要性。泽华认为，好奇之心是一个人思维的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史家并非不依靠想象力，拓展思维空间进而探寻，才能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批判性思维能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探寻新的、更好的答案。
我们一次一次短时间的交流，让我一步一步发现和触摸到了泽华的学术智慧。我深知，学问确实是不能离开智慧的。没有智慧的学问，是毫无生气的枯死的学问。从我们文史两家来观照，有不少人从事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往往穷年找不到问题的核心，得不到任何结果。纵然有了些结果，亦复无关宏旨，这就是没有学术智慧。而有智慧的学人，他纵然研究一个小问题，也可能探骊得珠，找到核心之所在。是的，我看到了、更体会到了泽华的学术智慧，它既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对人生的认知深度上。他的智慧往往是一种透视，一种反观，更是一种远瞻。因此，这种智慧就含蕴了一种“放射性”。他能从学术与人生的结合点上映射出更大的空间，于是，他的学术格局才使我们感到了一种灵动的超越性，而不是缺乏生命力，仅凝固在一个点上。
泽华与我一史一文，但我们教学与研究的共同点是，我们同样以生命的投入与历史的、文化的使命感密切相连，这一点是我们可以无愧于心，又无愧于人的品格。事实上，我们不谋而合地敬重那些有生命热度的学者和教师，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使命感赋予了文化教育事业。他们与那种外在于自己生命的“职业性”是全然不同的。泽华的思想立场或曰他的批判性思维就决定了他不是仅仅针对外界或研究对象，而是首先面对自己这个个体的反思，即在反省中不断地、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这也决定了泽华思想的深度和厚度。正如我牢记在心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言：“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用深度衡量的。”
事实是，几十年来潮起潮落，有时甚至变幻莫测。但是，泽华的史学教学与研究从没扮演过一次“弄潮儿”的角色。相反，我看到的是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和对他人的宽容与尊重。他不止一次对我说研究者的学术个性截然不同，有人内敛含蓄，有人激情外露；有人温良忠厚，有人则咄咄逼人；有人谨言慎行，有人则善于挑战；有人潇洒从容，有人则峻急情迫。面对这一切不同的学术个性和相反相成的矛盾因素，泽华的宽容就是将各种形态和多种“可能性”加以融合，从而真正做到尊重学术、尊重学人的个性，达到学术生命和性格的各种形态的共生共存。这种彼此理解、欣赏乃至艳羡，真正达到了互补相生。这种彼此相融的学术环境的构成，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学术界应有的理想境界。因为他相信，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对他人的公正，就是对自己的施舍。泽华这颗高贵的灵魂才是一首赢在人间最美的诗。
从批判性思维来观照泽华的治学格局，我在史学的具体问题上没有一句发言权，毕竟隔行如隔山。但是我看到了他治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视野。我看到了泽华往往愿意在政治背景后看到文化，又在文化背景后去观照政治。在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上，历史和现代之间，既非一字一句都是历史的，又都是从历史延伸而来，赋予新的历史的内涵。这种学术理念与品格，使泽华的学术文化真正达到了积学以成宝、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学术境界。这一切的学术积淀都有着明确目标——为了追求历史的真相。而追求真相是为了证实真理的存在，追求真理乃是为了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扩而大之就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精神需求。这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活出人生的价值。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这正是泽华从事历史研究的价值观。是的，人生最终的价值正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为了个体的生存，在这点上泽华是一位带有英雄色泽的践行者。总之，做学问，读经典，必须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
南开大中路上、马蹄湖边，也许是我和泽华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我们偶然见面所谈几乎没有生活琐事，往往是一些或长或短的文化思想的“碎片”。但是，这些“碎片”对我来说，一旦静坐沉思就会串联起来，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一条思想之链，不时跳出来，或幻化成我的灵感，或成为我开启思考问题的钥匙。真如王元化先生所说，思想是很古怪的，它是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的。但是我和泽华却找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契合点，即忧患意识。我曾经对泽华提到重读钱锺书先生《谈艺录》的感受。那天我正好在书包装着这本书，我指着钱先生“写忧而道异”那句话发问，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 最后，我们共同得出了结论：文家要写忧，史家同样要写忧，只有为生存的这种忧患意识，才能把自己深沉的、独特的灵性表现出来，才能使我们的灵性和广大的、人间的心灵相交通。忧患意识从历史发展长河来观照，它恰恰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
走笔至此，我陡然感觉，我和泽华多年来积累的“聊天史”，竟然可以编成一部属于我们的活的“微型”的小小思想史，它虽然只是我们两个人思想交流的点点滴滴；但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过去，当下又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互联网，使我们有可能去分享泽华给予我们的精神财富。
作为泽华纪念文集的开篇中的一篇，我的叙写应当给一个差评，因为过于啰嗦。而我原来早就要写的是我们之间的“私交”，并且还拟好了一个题目，那就是王安石的“人生乐在相知心”。时隔两三年，我却不由自主地转移了话题，写起了作为思想者的泽华怎样帮我提升了思想的认知能力。
是的，泽华，你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今天这些怀念的文字，就是对你的肉体消失的遗憾，但我更珍惜你的灵魂的永恒存在。今天，我要告诉在天堂的泽华：我生命里有你！（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