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永远在场

　　围绕鲁迅的历史记忆和研究书写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鲁迅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氛围，读者需要回到历史现场，了解特定时代的“阅读场域”，才有可能抵达他的艺术境界。而将鲁迅形象“可视化”，最早可追溯到1941年萧红创作的话剧《民族魂鲁迅》。总体上说，通过影像来记录和表现鲁迅形象并不多见，其中呈现出的片段化解读和情真意切的塑造，却也承载着价值观念和集体记忆。

　　鲁迅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戏份”并不多，但他不可或缺。从蔡元培提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到陈独秀、钱玄同邀请他加入《新青年》，从他趴在地板上怒写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到立身北大发表激昂演讲，鲁迅在推动一个个“觉醒事件”的过程中倾尽全力。《觉醒年代》中的鲁迅，是推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向前迈进的强大力量，是催人思索的文化符号，更是沟通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

　　电影《鲁迅》截取鲁迅1933年至1936年在上海的生活片段，通过人物与事件之间的交相辉映，将鲁迅在生命最末几年的坚韧、痛苦和温柔勾勒出来。导演在遵循历史人物塑造需要符合历史事实之外，强化主观审美观念，用写实的方式，让观众感受鲁迅身上罕有的烟火气。剧中父子俩一起洗澡打闹，一起躺在地板上互相“谦让”着去安慰生气的许广平，还有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场景——鲁迅躺在病床上，将青紫的大手缓慢地移到儿子的小手边，表达着对亲人无声的安慰、疼爱和不舍。这一系列影像语言，为观众提供感受鲁迅在“横眉冷对”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温和、慈爱的一面。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电影努力呈现出鲁迅的本来面目。

　　为纪念萧红诞辰百年而拍摄的电影《黄金时代》和《萧红》中，都能找到鲁迅的身影。他是主角萧红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虽然电影为了突出萧红，将鲁迅的形象塑造为萧红脆弱生命中的“应答”和“支持”，但影片也生动体现了鲁迅为帮助青年，“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自我牺牲精神。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讲述了他于1936年6月至10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的真实历史。影片的序言部分，在斯诺“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鼓舞他们豁出性命去进行这种斗争？难道他们不怕死吗？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些什么人组成的”的追问之后，鲁迅犹如一尊冷峻的雕像出现在画面中。此时已经病入肌理的他仍然坚守着为国人奋斗的信念。“那些切切实实、足踏实地为中国人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而且以为是光荣的。”电影借用鲁迅对毛泽东的描述，构建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共鸣，同时也是鲁迅对自己一生追求的不言自明。

　　面对心中的米开朗基罗，画家雷诺兹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演讲时曾感叹：“后人纪念他时的崇敬也许是出自偏爱吧；我自豪于身为其中一员，就算不是他的仿效者，也是一个热烈崇拜者……我认为，我能够体会到他所努力表达的感情，这便是我的幸福。”追忆鲁迅先生，便是与他一同走上一条慢慢无穷尽的路，“他的作品伟大，他的人格比作品还要伟大”。我们仍需要细读鲁迅先生的笔墨，倾听他的旷远心声，涵养他的精神境界，在他用生命照亮的路上继续前行。

　　（作者：袁铭嵘，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