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今日易学何处安身
2013年6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与此同时，易学经典研究工程启动。这一新成立的科研机构，将进行易学文献的全面梳理和体系建构，发挥易学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鉴作用。日前，在青岛举行的首届自然国学大会上，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涛。作为高亨、郭沫若先生的再传弟子，张涛学术视野开阔，文史哲互证兼治，代表作之一《秦汉易学思想研究》，被学界赞为“开拓了易学研究的崭新领域”，“是一次学术思想的解放”。
家乡在临清，张涛谈吐间流露出山东人的温和敦厚，耐心回答记者每一个问题，解读易学在不同时空背景的表情。
群经之首——“宇宙代数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今天的生活中，易学文化的影子随处可见。《周易》的原文在很多重要场合和讲话中被引用。习近平同志曾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
张涛（以下简称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文出自《周易·乾卦·象传》。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及希拉克、普京、福田康夫等外国政要，都曾以古喻今，在一些重要场合和报告中引述《周易》之语。
《周易》为六经之首，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特别是其中的和谐思想、创新精神、包容态度、忧患意识等，都已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之中，成为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
传统上，《四库全书》按四个部类把中国的图书文献作了分类，《周易》类图书永远是排在最前头的。易学在中国传统社会起着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地位极其重要。今天人们越来越正视这样的优秀文化传统，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在《周易》和易学中汲取智慧、灵感。
记：《周易》的内容给人神秘感，很抽象，也很难读懂。为什么这么晦涩、抽象的书，却有这样持久的生命力？
张：《周易》有符号和文字两套系统，既谈占卜之术，又讲人文哲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变化无穷，其中包含着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冯友兰先生称《周易》为“宇宙代数学”。它的神秘性和高度的包容性，使它为历代成功人士所倾倒、所热衷，不断地用自己的理念诠释和解读它，又产生了大量的易学著作。
尤其在中国传统社会，《周易》和易学是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理论渊薮和思想依据。他们甚至将《周易》视为“圣帝明王致太平法”，从中汲取政治智慧，使易学不断结缘于政治理论和实践。
可以说，《周易》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命脉。中国易学的发展，对历代社会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为代表的改革家们，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无不闪动着易学的影子，而历代社会政治改革也为易学的不断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其始终保持特有的时代张力。
记：一般认为，《周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是我国现存成书时间最早的文化经典。这么早写成的一本书，它从一开始就这样包罗万象了吗？
张：有人说《周易》的形成和易学的发展相当于滚雪球式的。从出现到成熟，经过历代先贤的相继创作、推演、加工和阐述，内容宏富，思想精深。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早在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大约六七千年前，出现了八卦；大约三千年前，相传周文王作六十四卦卦爻辞，是为狭义的《易经》；大约到两千五百年前，相传孔子又作了《易传》（十翼）。《易传》把易学从占筮之书，发展成为人文哲理性的著作。到孔子的时代，书的原文已达两万四千一百多字，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经典。儒、道、墨、法、阴阳等先秦诸子各家，以及汉魏之后的儒、释、道各家，都各取所需，从《易经》或《易传》里吸取营养。各家各派学说都从各自的角度发展了易学，所以易学后来是蔚为大观。
我们之前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但一些外国的朋友不认同，认为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的三千年都不到。如果我们真要找历史长达五千年的东西，只能拿《周易》做载体。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不断地包容、消化、融会各家各派的思想，所以易学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
“尴尬”处境——易学在教育中何处安身
记：《周易》中既有形而上的道，有系统思维和哲学思想，也有具体的操作手段，有计算、推理的内容，莱布尼茨、玻尔、牛顿等多位西方科学家从中得到重大启示。很多人有一个疑问：易学研究到底属于哪个学科？
张：这个问题问得好。毛泽东同志当年曾问过山大的高亨教授：“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周易》属于什么学科？这个问题是100多年前欧风美雨大举进入中国，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潮流之中以后才出现的。
中国的传统学术是没有分科的，是个读书人就得读《周易》，只要想跻身于上流社会，做个成功人士，必须得懂《周易》。这是必修课。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或者说分科立学、分科治学，是在以分析见长的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产生的，出现于中国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学人按照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和原则，对中国学术和学校教育教义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到了晚清，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学科体系开始全部发生变化，从私塾、书院变成了现代学校，传统教育变成了现代新式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周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最重要的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成就自我的秘籍、宝典，变成一个大家不理解到后来甚至被矮化、妖魔化的对象。
记：分科是来自西学的概念，但中国传统的教育观点是整体的。这是不是易学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中，很难找到落脚点的原因？
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普遍联系的。《周易》天人合一的命题正是这种综合思维方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教育，受综合思维方式的影响，带有明显的综合、博通的性质和特点。中国传统学术本来是不分科的，起码文史哲不分。古代的学术分类与现代的学科分类不一样，这是要明确的。在古代学术分类体系里，典籍分为经史子集，而易学又居于经部首位的。到了晚清，中国传统学术开始了现代转型，分科立学、分科治学成为趋势。1902年清政府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学科分为八科，有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等等。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大家读经书的热情也低了。伴随着学术的转型和教育体制的变化，易学逐渐从中国传统教育科目的最尊贵的位置上移出，走下神坛。
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教育整个采用西学的模式，借助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制度，搞了学位学历制度，12大门类都是西方人分的。民国时期，中国实际上已是新学的体制了，但是还有旧学的老人在，还有私塾在，当时的分科立学并不完全排斥对通才的培养。到解放以后，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向苏联学习，学科分得更细了，此后人们更注重个案的处理和研究，致力于某一学科的某一分支的建设，专门之学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显赫，通人之学就更不为时尚所重了。分科立学、分科治学走向极端，使人们对所研究的问题很难有一种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认识和把握，尤其有碍于对中国古代文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因为主要以古代文献为载体的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教育是在综合的、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下产生并发展的。所以在现行体系下，易学找不到一个最恰当、安稳的安身之处。似乎放在哪个学科都可以，但是放在哪个学科又都不是最合适的。易学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下显得无所适从，不接地气。
记：某种程度上，现行的教育模式把国学从整体上剥离了、打散了？
张：由此看出教育是多么重要！它可以让一本书高到天上去，也可以让一本书跌到地下。不要认为教育就只是教育界本身的事儿，实际上它影响到千家万户，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到社会风尚演变。教育和社会的需求互相影响。就像电影《中国合伙人》里反映出的，出国热、英语热的社会需求，成就了最富有的老师俞敏洪。与英语热截然相反，国学的处境在今天有一些尴尬。
记：不能与现行教育体制接轨，振兴国学的想法也许只能沦为空谈？
张：虽然在教育体制中似乎稍显尴尬，但是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存在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读《周易》，深受易学影响，民族文化里有一个惯性、或者说是历史的延续性。应该说，东西方文化的未来，是借助东方的整体着眼、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应更好地合于这一趋势，自觉地超越现在通行的学科界限，在不断完善现有学科体系的基础上，使各学科之间保持高度开放、相互融通的姿态和趋势，发挥好、运用好中国传统文化讲综合、讲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优势，促进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学校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就现行教育制度和学科体系而言，易学涉及到历史、文学、哲学、艺术、教育、管理以及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系统地开展易学文化研究，将整合多个学科领域中的学术力量，培育出易学教育、易学美学、易学艺术、易学管理等多个交叉学科，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学术创新，推动文教事业的发展。
矮化或神化——认识易学有误区
记：刚才谈了易学在象牙塔中的处境，回到世俗生活中，人们关注《周易》更多在于其实用性，能占知未来，预测吉凶。这符合易学的本意吗？
张：《周易》本身是一本书，后来分流出精英易学和民间易学。一方面我们强调《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必须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治学精神来研究它；另外一方面它又是实用的，易学的生活化、社会化、大众化、通俗化，才使易学有着更广泛的生命力，能走进千家万户。
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的朴学，易学始终作为各时代思想文化主题的重要内容而存在，各家各派的思想精英无不对其进行挖掘和诠释，由此形成的学术成果体大思精。不同的学者受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和个人的知识和学派背景、价值理想的影响，出现不同的治易取向，形成不同的易学流派，有的重象数、有的重义理、有的重训诂，易学史上便有著名的“两派六宗”之说。与此同时，民间的易学研究者也围绕着《周易》，不断地从道德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民众心理等角度对其进行开拓，从而形成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民间易学文化。汉代以降，先后出现纳甲筮法、堪舆之术、命理之学等民间易学的各种形式。对于这流派众多、形式各异的易学形态，我们很难去划出统一的一条线，去判断谁对谁错。应该说，无论是精英易学还是民间易学，都是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学这种巨大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感召力，也许正是其数千年来能不断展现其无穷魅力的关键之所在。
近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进入，易学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涌现出史学易、哲学易、科学易等新的学术领域，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比如高亨先生，因为他受到新的学术思潮的影响，解易不守《易传》、不重象数、不谈占筮。但如果好多卦摊上，摆着高亨先生的书，那肯定是当事人不明就里。
记：如今社会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有些人一提易学就联想到算卦，认为是迷信，属于伪科学。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张：首先，我们应该清楚，易学是分为精英易学和民间易学的。对易学的认识误区在于对易学本身的认识不够，这是我们易学界应该反思的地方。其次，是对民间易学的认识不够，简单地将其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随意贴上迷信的标签。必须承认，近年来，民间易学的突飞猛进、影响激增，已经成为当代“易学热”的重要推手。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认同、追慕和推动，易学文化不可能影响如此广泛、如此巨大。我们一直坚定地认为，“易学热”“热”在民间，不应将精英易学与民间易学简单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学院派与民间派之间应该进一步相互取鉴、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因为在探求学术真理的道路上，两者是相伴而行、相得益彰、殊途同归的。
对于易学的预测功能是否是迷信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和辨证的态度加以看待。首先，易学在其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始终是相伴相随的，易学通过术数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浸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融入到中华民族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之中，其中不少理念甚至成为政府规范民间习俗、整饬社会风尚的思想文化依据。此外，我们在评价易学文化时，不应该再纠缠于科学与迷信的争论，易学文化特别是其中有关术数的内容例如占筮、命理、堪舆等，在中国一直是传承不绝、世代延续的，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虽然现代科技目前还无法对其加以具体验证，但它们能依靠自身的实用性在一个长时段内存在和发展，应当自有其合理性，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将其归入迷信，应该坚信未来科学能够解释这些东西，因为科学本身也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
总的来看，对易学的矮化、妖魔化是一种误区。
记：也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对《周易》的预测功能绝对相信，以至于过度迷信。
张：是的，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把《周易》说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有点像吸了鸦片一样过度依赖。我们还是应该强调易学首先是个大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不用老去占卜、算卦。孔子就说过“不占而已矣”，荀子也讲过“善为《易》者不占”。过去许多易学大家都贯彻了这一信条，不以此术博名逐利，始终把《周易》视为“修、齐、治、平”的帝王之学，始终将其作为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代表。应该说，过度地渲染易学的功能，绝对化地宣传易学的作用，本身并不利于易学的发扬和传播，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造成公众的逆反心理。
记：在机场的书店里经常见到，命理、堪舆方面的书摆满书架，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更有一些所谓的大师，走江湖，把易学当成一种生意来做。您怎么看这种把易学商业化的现象？
张：确实这在古代也是一门技艺，是一种生存之道，一些地方还很重视。例如古代的堪舆之术，被叫做“金饭碗”。在赣南等地，有的民谣就说，干这活儿的给个县官都不换。今天的一些人，也是在推行市场经济之后，把易学当成生意来做，当成谋生的手段。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去做这些事情，应该建立在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至少要对《周易》的基本理论，对易学的学科体系有一个充分了解，吸收其合理内核，并加以创造性转换，逐步完成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对接。现在好多人的做法过度市场化、商业化。
助力中国梦——今天这样看易学
记：今天研究易学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张：21世纪的新易学应当为国家和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这是我们在谈《周易》的智慧及其当代价值的时候经常说到的。比如，最早讲“和谐”就来自《周易》，人的和谐、天人的和谐，《周易》实际上就是讲和谐。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易学，易学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具有时代特征的易学家和思想家。
记：今年五四青年节前，习近平同志在给北大学生的信中提到：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这句引语出自欧阳修《易或问》，是欧阳修研究易学的心得体会。您怎么看易学与中国梦的结合点？
张：中国梦既是国家和民族之梦，同时还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和人生理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事半功倍，追求一种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模式，学习易学、掌握易学智慧能帮助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全面发展，能更好的为自己提供指导和决策。
古人常说，“不学易不足以为良相，不足以为良医”。通过研读《周易》这样的经典，学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道，有发展方向在手，有这两个原则在手，中国梦何愁不能实现呢？
纵观历史，成功人士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完美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似乎过于强调自强不息，对厚德载物讲得太少。领导常常会对下属说：“你只要好好干、好好工作就能事业成功。”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人生的机遇期、实现自我价值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通过研读《周易》，有了智慧，可以为自己预测，我说的这种预测是广义的预测，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发展的关节点。《周易》是一种成功的秘籍宝典，在当代社会是能够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助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
原载《大众日报》2013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