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止贡献“四大发明”
【核心提示】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项大发明？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任何一个新名录提出后引发争议，也属正常现象。造成分歧的原因，是一些学者将发明、发现、创造等混为一谈，而且评价发明创造的标准不一。
4月26日，北京市华严北里一间简朴书房的主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觉明，交给记者一份打印文稿，题目是“中国人发明了什么？”。
不久前，在《中国人发明了什么？》编纂项目发布会上，华觉明提出中国人为人类进步至少提供了蚕桑丝织、汉字等30项原创性重大发明。不过，媒体刊出的“超越四大发明”的新闻标题并非他的原意。
华觉明仍在修订这份重大发明的名单。在打印稿上，他添加了两句话：“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要把它弄清楚。在发明创造问题上，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第五大发明”是个误会
在我国，妇孺皆知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不过，四大发明之说并非自古皆然，而是由杰罗姆·卡丹、弗朗西斯·培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逐渐提出并完善的，经李约瑟确立并将它们明确归于中国。
然而，深入人心的四大发明之说，近年来难以“平静”。一些学者将其看作“舶来品”，或是发表质疑、否定意见，或是提出新版本的“四大发明”。
此外，“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的提法也层出不穷，候选名单有中医、科举考试、珠算、汉字，甚至洛阳铲。对此，华觉明告诉记者，“第五大发明”的提法是个误会。“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讲了近百年，却没有讲明白，以致不少人误以为这四种发明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排序最靠前的发明，从而有些学者错误地提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等。
与此相伴的还有发明权问题。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在“平昌8分钟”短片中出现了“疑似”活字印刷的镜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争议再起。活字印刷术的遭遇并非孤例，火药、指南针等也都面临发明权之争。
意见分歧源于评价标准不一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项大发明？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任何一个新名录提出后引发争议，也属正常现象。造成分歧的原因，是一些学者将发明、发现、创造等混为一谈，而且评价发明创造的标准不一。
华觉明告诉记者，李约瑟由A到Z列举了中国古代的26项发明，坦普尔认为中国古代有100项科技成就，金秋鹏著有《一百项中华发明》一书，他们都没有为这些发明分级和排序，有的还误把科学发现和工程创造归入发明之列。
对发明创造进行价值评估难度较大，排序至今未有定论。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曾探索发明创造的评价标准。他表示，在评价时，应按照真实性、先进性、原创性、实用性等评价原则，从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价值等方面对发明创造进行评估。他的学生按照他的算法进行了尝试，结果是一些重大发明创造的得分与我们心目中的价值相符。
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对于我们评价历史上的种种发明，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今天，我们评价某种发明的重要性，总是受到我们此时置身其中的当代文化的制约。
发明史研究要有“大历史”视野
华觉明告诉记者，目前，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在有益于一些专家深入了解本学科乃至分支的同时，也使得具有宏观视野的学者较为缺乏。研究发明史，需要具有“大历史”的视野，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
潜伟认为，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发明创造比较清楚，对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史则并不了解，对原创性的认定难免会出现偏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感叹，各学科之间协调非常困难，另外，国内专家不一定有足够的国际视野和研究基础，我们一些原创的发明是否有明确证据，需要慎重审核。
学者还表示，不能毫无根据地否定中国人的发明权；同样不能夸大、违背事实，将各种重要发明的源头都追溯到中国，这种倾向可能助长一些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
无独有偶，我国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所遭遇的发明权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个别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一知半解，就作出“中国没有科学”、“中国没有思想”的错误判断。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自古以来，在涌现出众多造福人类的发明创造的同时，中国学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诸多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论。避免盲目追随西方学者的研究，被他人牵着鼻子走，重视与维护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势在必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郑志国等建议，鉴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不能像保护专利技术那样保护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但是有必要呼吁人们充分尊重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将有关法律规定的保护措施落实到位。比如，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科学成果原创性的评价，实现其知识产权的明晰化、注重原创性的评价和认定、依法妥善处理学术活动和公务活动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允许创作者对具有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姓名命名。
戒除“创造焦虑症”
中国人自古以来到底有多少项重大发明？四大发明的发明权何以证明？对这些学术问题，公众的关注不亚于学者。某种程度上，这也源于对目前国人原创力的深切关心。
华觉明表示，创新引领文明，发明创造是代复一代的中国人的志趣、使命和事业。清末迄今已百年有余，中国在此期间一直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缺少重大的发明创造是可以理解的。他提出的30项大发明中，稻作、丝、十进位值制、漆、瓷、纸、印刷术、茶、火药、火箭、指南针和超级水稻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已是既成事实；汉字、中式烹调术和中医诊疗术的重大价值与潜力正在凸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它们的影响将与日俱增是可以预期的。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副主任、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夏保华告诉记者，现代发明是社会的集体发明，我们的相关社会政策设计应该围绕政、产、学、研等跨组织“协同创新”用力。此外，要力戒“创造焦虑症”。在步入现代性的技术世界的征程中，中华民族是一位晚进入者，存在一定的发明创造紧迫感和压力感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要防止这种紧迫感和压力感不当地转变为整体的焦虑症，我们的相关社会政策设计应注意“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8日第5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