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于诗词，所有情感都有安放之处—读《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
一个喜爱中国古典诗词的读者，一个中国古代文论的研习者，无人不接触叶嘉莹先生的著述，如《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唐宋词名家论稿》，等等。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古典诗词”无疑是叶嘉莹最为显明的特征。创作、教学、演讲、吟诵、交流、翻译、传承……她的一生，与古典诗词结下不解之缘。她的一切，都围绕着诗词展开。
从时下正在热映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同名图书，都引发了观者广泛的关注、讨论和热情，大家着眼和落脚于古典诗词以及叶嘉莹先生的传承。图书中字里行间所呈现的叶嘉莹，是纪录片镜头中的叶嘉莹，也是前所未有的、以他人为镜映射出的一个多面的叶嘉莹。维系这个“镜中多面叶嘉莹”的核心，是古典中国、古典文化、古典诗词所引发的那种古意的乡愁和文化的牵系。
将自己编织进中国古典诗词谱系中
要想深入了解一个人，就应该去他的故乡。对叶嘉莹来说，她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她出生、成长、经历时势变迁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古典诗词所牵系的诗之故国。而后一个故国引发的乡愁，尤其深刻而不易平复。
人类社会活动与历史文化传承和保护之间，结着一个亘古难解的矛盾。如果没有继承、缺乏创新，文化就难免失去活力乃至走向消亡，而被更现代的文化方式取代。白先勇多年致力于昆曲艺术的传承、革新、推广，他在访谈中说：“我想叶先生跟我一样，对传统文化的没落很焦虑，想尽其所能去推动。叶先生到处教诗词，其实不光是为了推动诗词普及，更是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重新注入新的生命，让年轻人重新亲近我们自己的文化。”
他们所谓的“焦虑”，无疑就是对古典文化流失的忧怀。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近年来，中国将振兴传统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此同时，借助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中国诗词大会》《记住乡愁》等文化类综艺节目、纪录片产生一定影响。看起来，古典诗词正在逐渐回归，在现代生活中重新变得可见、可感、可触。但透过表面的热闹，我们须承认，要真正使它们内化于心，激活其所代表的文化基因，我们还需要做的更多，就像叶嘉莹先生那样，将其当成一项事业。
人们喜爱古典诗词，首先自然是被其中所呈现的美丽意境、优美音节、朗朗上口的节奏所吸引；但另一个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诗中所蕴含的羁旅愁思、离情别绪、缠绵爱情、人生感慨产生共鸣，包括诗词中所凝结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等深沉的内在精神。唤醒、体味和分享这些复杂的、深微的精神力量，才算是留住了民族的“乡愁”。
留住诗词中的乡愁，需要与伟大诗人的心灵真正相遇、相知。叶嘉莹自述，她是在遭遇了离开故土、丈夫系狱、母女流离等人生至暗时刻之后，才真正体验到那种深度共鸣，“经历过忧患，我开始欣赏到杜甫诗的好处”。她的名作《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始于这一因缘。
通过编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叶嘉莹领悟到这组诗的精深醇厚之意：每首诗里都有夔府、长安两相呼应，八首诗其实是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无论内容还是技巧，都已进入一种艺术化境，“他（杜甫）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情意，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现实情感，而是一种艺术化之后的情感”。通过条分缕析的细读，叶嘉莹先生在文学演进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中为杜甫找到了定位：老杜既有集大成的能力，又生在集大成的时代，何等幸运。循着这一研究和解读思路，她逐一破解古代伟大诗人、词人艺术魅力的秘密，“杜甫之所以为杜甫，辛稼轩之所以为辛稼轩，都自有一段因缘在”。她将自己编织进了中国古典诗词谱系中，说：“我之所以终生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我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我，自然也有一段因缘在。”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回忆听叶先生讲杜甫诗，讲到老杜历经颠沛流离，“好像她自己就变成了杜甫一样”，解诗的口气带有沉重沧桑之感。诗人席慕蓉转述叶嘉莹学生的说法，“叶老师讲杜甫就是杜甫，讲李白就是李白”，而当她聆听叶嘉莹讲辛弃疾时，“我真的感到辛弃疾来了！在一个半钟头的演讲里，以前我从中学、大学国文课本里所读到的那个让我完全没有感受的辛弃疾，变成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站在我面前自白。”白先勇感同身受：“她讲唐诗，我觉得她本人简直是把那种盛唐的精神带到课堂上来了。”
循着顾随的指引，开辟古典诗词传布之道
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对古典文学来说，是受到严重冲击的时期。围绕“文学的现代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动。以白话文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启示与影响，与世界文学密切相连。“文学的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古典文学由此退守边缘，与现代文学、西方文学出现隔阂，语言与形式之外，前者与后者在美学观念与品格等深层因素上也出现鸿沟。
对诗歌来说，古典格律诗与现代白话自由诗之间很难对话。在钱锺书小说《围城》中，研究新诗者与写旧诗的人撞到一起，“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现代诗人痖弦在《穿裙子的士》一文中回忆说，过去有一段时间，新诗人和旧诗人不来往，写旧诗的不看新诗，写新诗的看艾略特、奥登。可以说，直到叶嘉莹出现，周旋于两派之间，终结了这种局面。
叶嘉莹给新诗人周梦蝶的诗集《还魂草》写序，希望这篇序“不失为新旧之间破除隔阂步入合作的一种开端和首试”。而周梦蝶本身受古典文学影响很大，创作中屡屡化用古典诗歌意象和句法。这其实已证明，作为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
沟通和借鉴，需要双向进行。当痖弦等人悟到“新诗人不读旧诗是不行的。想要新诗写得好，对传统诗也要非常熟悉”时，叶嘉莹之所以能在新旧诗派之间起到搭建桥梁作用，其实也因为她抱持宽容开放的学术精神，向现代文艺多方学习和借鉴。她与现代文艺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也有着“一段因缘”。
白先勇称“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古典诗词殿堂的人”，但他也以亲身经历证明叶嘉莹对现代主义毫不排斥。白先勇在大学三年级时办《现代文学》刊物，叶是读者之一，赞赏他所作《玉卿嫂》。电视人陈小玲最早知道叶嘉莹，就是通过叶在广播电台讲解诗词的节目。相识后，她更了解到叶对电影有广泛兴趣，经常陪着叶先生一起看电影，包括邀请叶欣赏温哥华中文电影节的片子。有一次，叶先生看完费里尼的《罗马》后与其夫陈山木讨论了近一小时。陈山木对叶嘉莹兴趣广泛、心态年轻亦印象深刻，“无论有什么好的电影、画展、音乐会、文艺活动，她都一定参加，而且回来以后会跟大家讨论分享”。叶嘉莹回到大陆后，与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没有代沟隔阂，且能引起共鸣，也是由此。
总之，包容的心态，广博的视野，使叶嘉莹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保持着合理的平衡，使其古典诗词创作与研究、普及都富有活力，不乏现代气息。
不论沟通、调和，还是学习、借鉴，主体的主动性始终是其间最关键之环节，传诗、讲诗、解诗，都离不了这个具体的主体。过去百年的中国古典诗词传承、发展谱系中，叶嘉莹先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对古典传统来说，她是重要的传承者。平生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是在辅仁大学求学时遇到的恩师顾随。顾随自由发挥式的古典诗歌欣赏、评论，甚至板书方式，不但帮她打开了眼界，而且深深塑造了她一生的事业。但她也牢记恩师的一段教诲：“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英文系出身的顾随，还有一条有益的教诲给叶嘉莹：欲开新路，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中国古典诗词与英文，看似没有关联，但若以人类心理相通角度视之，正如钱锺书《谈艺录》序中所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叶嘉莹正是以这种打通中西的精神，步入了这个领域。60年代前往哈佛从事研究，后又长期执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她在顾随所说“取径于蟹行文字，对中国诗词的研究更能够发扬”的路上，确乎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在加拿大用英文讲诗词，虽迫于情势，但叶嘉莹发现，“用传统诗论说不明白的，用英文就说明白了”。她被视为民国以来用现代和西方文学理论解析中国诗词最用力，也最有成就的少数学者之一。她用姚斯的阅读理论呼应自己理解纳兰词的三个阶段，在当时来说是很前卫的研究方法。
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说：“叶先生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深厚，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很熟悉。她能看到西方文论和中国古典文学相互连通之处，然后灵活地借用西方文论来照看中国传统诗词，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分析。”这正应和了钱锺书“东西方心理攸同、道术未裂”的观点，也是循着顾随的指引，开辟了独特的古典诗词传布之道。
实现把一切“交付给诗词”的夙愿
白先勇推广昆曲数十年，深知其中甘苦，所以他评论说，叶先生对古典诗词是“苦行僧式的推广”。梁启超曾说过：“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若用同样方法分析“叶嘉莹”，把名叫“古典诗词”的成分抽出来，那么所剩下的大概也很有限。
古典诗词的千载乡愁，百年浮沉，期待这样一个人接下来，也等到了这样一个人接下去。
1980年春，叶嘉莹填了一首《踏莎行》，起首两句“一世多艰，寸心如水”道出了她的心声：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她对自己的存在始终有一种坚持和信仰，还是要绽放生命美丽的花朵。1992年，她写了一首《纪梦》诗：“峭壁千帆傍水涯，空堂阒寂见群葩。不须浇灌偏能活，一朵仙人掌上花。”峭壁下面不是孤舟，而是千帆竞渡，豪壮辽阔，流通涌动，境界大开。“寸心如水”“峭壁千帆”这两个意象，也许可以看作她平生志业和实践成就的一种寓示：她以一己之身诠释了何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天津市文联主席、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古代文论专家陈洪教授是最了解叶嘉莹回国后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弘扬古典文化之甘苦者，他指出叶先生不同于一般学人之处：一是她和她所从事的研究在生命的意义上已经融成一片了；二是像她这样全身心投入做教育的人太少了。
温哥华很适合居住，叶嘉莹也很快被聘为终身教授。但她一直有个信念：“我的故乡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根也在中国。”对她来说，返回中国，推动整个民族的、普遍的文化传承，才能使她与她的两个故国融合为一，从而实现人生价值：“既然认识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有这么多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应该让下一代人也能领会和接受它们。”在香港学者刘元珠夫妇看来，叶先生回归祖国，回归南开，是理所当然的：“她是真的很爱国，那个‘国’就是中华的文化，中华的传统文化。”淡江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施淑也认为，“叶老师回到祖国，我觉得是最好的归宿。她回中国大陆就回到了中国文化本身。”
70年代末归国之前，叶嘉莹刚刚遭遇了家庭不幸。在“风雨逼人一世来”的逆境中，她却忽然觉醒：“我要回国，我要回去教书，我要把我的余年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回国教书，她自付旅费，不要任何报酬；来到南开，她捐出全部积蓄，而自奉甚俭。她实现了把一切“交付给诗词”的夙愿，进入更高境界。
叶嘉莹对诗词讲授、研究和古典文学普及等方面的投入，无人可及。担任她秘书的张静教授认为，“叶先生很好地继承了顾随先生这种对于诗词的感发，这种重在对生命境界的提升，她把作品本身与我们的生命关联到一起。”就在这“既有深度的引领，又有热度的传递”的传承中，叶嘉莹重新连起了现代与传统之间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在研究清代词人朱彝尊爱情词的时候，叶嘉莹曾提出了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赋予它一种持守、被压抑之中的道德。之后，她对这个概念多有发挥。按她的学生施淑仪的理解，“‘弱德’不是软弱，而是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持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我觉得，她就是靠这种精神支持度过很多艰难困苦。”
诗词支持她走过了艰难的路，而她也不负诗词，发愿“要见天孙织锦成”，“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这，是“弱德之美”的传承，也是一个人、一段诗史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牵系。
有这样的牵系，有千千万万人的传承，古典诗词的生命将永恒，中华文化将扎根于更多人心中。
（作者：王峰，系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