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启下 再创辉煌——开创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新局面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出土文物图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11月，368.00元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通过近100年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1997-2008年实施的“前三峡”文物保护，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其保护范围之广、保护文物数量之多在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极为罕见，有效地抢救保护了三峡库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建立了三峡人文历史的新坐标，揭示了久远厚重的巴渝历史文化，成为我们解读古代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钥匙。
三峡地区文物保护的主要工作，始终围绕三峡工程建设而开展，在抢救文物的同时成功树立了三峡工程的文明形象，是文物保护与国家大型基本建设相互支持、有机结合的典范。
2009年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如期完成,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也随之面临消落区文物抢救保护和库区大遗址保护利用两方面的现实需求。2011年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也相应进入到了“后三峡”时期。
作为“前三峡”文物保护的延续，三峡后续考古工作主要围绕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和大遗址保护两大主题开展。其中，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为抢救性发掘，以抢救地处消落区的出露文物为主要任务。实施周期集中在2011-2018年，先后发掘141处文物点，完成发掘面积10.5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约2.7万件/套。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为配合性发掘，以配合三峡库区一批重要的遗址公园建设，以及其他保护利用项目为主要任务。部分项目因规模相对较大，需分多个年度实施，目前仍处于执行阶段。截至2020年6月，围绕巫山高唐观、奉节白帝城、巫溪宁厂、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忠县皇华城6处大遗址，先后开展考古发掘9项，完成发掘面积2.1万平方米。到2020年底，重庆三峡后续工作已先后开展150项考古发掘，完成发掘面积12.6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约3.1万件/套。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考古工作成就的精辟概括：“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历经十年来持续不间断的三峡后续考古工作，始终坚持“抢救第一、及时保护，深度介入、有效支撑”的工作方针，上承三峡工程文物大抢救、下启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实现了从抢救性考古向保护性考古的转变，从传统考古向多学科考古的转变，开启了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局面。三峡后续工作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可概括以下几方面的突出成效：
一是通过消落区文物抢救发掘，有效实现了对出露文物的及时保护，避免了因国有文物流失带来的不良影响，一度严峻的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形势得到了明显缓解；通过考古工作在三峡库区一批重要遗址保护与利用项目中的前置介入，有力支撑了遗址相关规划编制，大大推进了遗址保护利用的步伐和进程。
二是根据三峡后续考古项目同时具备工程性与政策性的特征，在项目管理中实践了文物保护管理与实施的新机制，坚持合同管理制、项目协议制、检查验收制等，有效确保了项目实施的质量与科学性，开创了三峡后续考古的新局面，考古项目也是三峡后续文物保护工作中执行力最强、成效最显著的项目类别之一。
三是科学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收获。巫山大水田遗址进一步凸显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边缘效应，一系列重要的商周时期考古发现有效带动了峡江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
究和建立，千余座战国至明代墓葬大大充实了峡江地区历史时期墓葬资料，对宋元（蒙）战争山城的城墙构筑、防御体系、内部布局等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奉节白帝城遗址出土了我国年代最早（南宋末期）的火药实物及最完整的铁火炮实物，忠县临江二队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并进行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炼锌遗址等，以实物为载体进一步充实了长江上游的历史文化序列，实证了巴渝文化发展脉络，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四是大大充实了库区的文物资源，新发现了一大批遗址、墓葬，先后入列国家级、市级等文物保护单位，库区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等级得到有效提升，出土的各类精美文物大幅充实了库区区县馆藏文物数量，进一步增强了库区的文化软实力。
为了更好地展示和总结三峡后续考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一批长期坚守在考古一线的专业工作人员，精心遴选、科学编排，在3.1万件/套出土文物中选取300余件文物，按时代序列和文物类别汇编成《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出土文物图集》一书。这些文物，经由他们的双手得以重现天日，是“团结奋进、攻坚克难”这一重庆考古人精神的实物象征。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出土文物图集》作为迄今为止关于三峡后续考古成果的一次最全面、最系统的总结，还有以下几个特色：一是积极尝试了考古成果的快速转化，受限于时间、人力等因素，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往往需要“毕多年之功”，在确保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前提下，选择其中的代表性文物予以集中刊布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二是兼顾了普及性和学术性，在重点选择完整、精美文物的同时，也面向专业人员公布了线图、编号、尺寸和文字描述等完整信息；三是此书内容延续时间长、涵盖面广，大致勾勒出了三峡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构建了三峡历史文化序列，对研究这一区域的文物考古与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