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提出“复调的文学史运动观”——读《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
研究路径并非事先拟定的条条框框，而是由随物赋形的源头活水自然流淌而成。只有根据研究对象转换研究视角，结合研究课题更新研究方法，才能逐渐揭示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这是笔者阅读蒋寅先生《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获得的启发。该书共收录中国文学史研究论文30篇，切入视角与具体方法各具特色，共同彰显出文学史研究的可行路径。
在《基于文化类型的文学史分期论》一文中，蒋寅先生提出应该从新的视角思考文学史分期问题。他意识到现有的文学史分期模式存在各种局限，文学史的撰写呼唤一种更有效、更有概括力的分期模式。故而提出了一种“基于文化类型的文学史分期理论”，这一理论旨在“将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分为三段，以贵族文学、士族文学和庶民文学三种类型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征”。这一分期模式证明了文学史分期“多元化”的可能性。更具理论创新意义的是，作者还提出了“复调的文学史运动观”，“文学史是个复调的运动过程，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同文学要素的共生和互动”。将文学史视作一个“复调的运动过程”，有助于揭示文学史运动的方式、方向和节律、结构。
在《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一文中，蒋寅先生强调了从地域视角研究清代文学史的重要性。文章从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清代地域文学的价值：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发展；清代风俗论和文论中的地域意识；地域文学传统的自觉和建构；诗论中的地域差异与地域传统意识。这些是清代地域文学研究应首先解决的前提问题和核心问题。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在清代文学中，地域意识已是渗透到人们思想深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经常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论证中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和倾向性。”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在研究清代文学和清代文化时必须将清人的地域观念当作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加以考量。
在《古典文学的精神史意义及其研究》一文中，蒋寅先生展示了文学史研究的精神史方法。文章主张“采用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模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融，历史综合与典型抽象相结合，不仅关注文学对精神的反映和表现，更重视文学对精神的参与和建构，以全面展现华夏民族历史上文学与精神交相作用的动态过程。”可见，“精神”虽然缥缈，但研究它的方法却可以具体实在。同时也表明，关注古典文学的精神史意义，能够为古典文学参与建构民族精神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操作路径等重要问题提供参考。
在《理想的冲突与悲剧的超越——心态史上的屈原》一文中，蒋寅先生展示了文学史研究的心态史方法。文章指出：“由理想的冲突到心灵搏斗，由心灵搏斗进而到死亡的宣示，《离骚》的心路历程向我们展视了一个高贵灵魂的庄严毁灭。”为了更深入地解读屈原的心路历程，作者又分析了《离骚》中所体现的屈原不可调和的心灵冲突产生的内外原因，最后还特地将屈原与陶渊明的不同选择作为精神史上的典型加以并观，将文学的心灵史研究上升到了民族精神建构的高度：“文学使这两桩纯粹个人的行为成为对思想史有意义的事件，并引起广泛关注，反过来又影响士大夫的观念和行为。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关系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充分，非常典型。”可见，心态史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深入古人心灵内部，发掘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中蕴含的精神能量。
在《绝望与觉悟的隐喻——杜甫一组咏枯病树诗论析》一文中，蒋寅先生还展示了文学史“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杜诗是每个古典文学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但很少会有人对杜甫的以下四首诗予以特别关注——《病柏》《枯椶》《病橘》《枯楠》。而蒋寅先生凭借新的理论视野，敏锐地发现这四首诗俨然一首逻辑贯穿的组诗：“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包含着诗人对个人、社会、王朝前所未有的深刻思索……这些思索导致杜甫晚年思想的若干重大变化，也使这组作品成为他晚期创作中最具思想深度的开拓。”通过对这组作品的精细解读，作者既看到了杜甫“从个体到群体的幻灭”，又看到了他“王朝信念的绝望”，还看到了他“文章千古事的觉悟”。文章运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但并未止步于此，他还特别留意“杜甫前后思想的变化”。正因如此，才大大扩展了这组诗的阐释空间。
在《20世纪文学史学反思》一文中，蒋寅先生对20世纪文学史学进行的深入反思尤值得注意。如果没有丰富细致的文学史积累，何以写出完整、充实、深刻的文学通史著作？基于对当前文学史知识积累不足的担忧，文章进一步指出，通史型的文学史著作的学术价值其实远低于专题研究，因为只有专题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编纂文学通史的要求才会出现。如果一上来就仓促地编通史，那么这种文学史或许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此外，《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从〈文心雕龙〉谈起》一文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反思，《古典诗歌传统的断裂与承续——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传统因子》一文对现代诗歌传统因子的发掘，《走向情景交融的诗史进程》一文对“移情”说与“心象”说的阐释等等，无不体现着蒋寅先生在探索中国文学史过程中对专题研究的重视。而大量的专题研究最需要的正是视角的不断转换与方法的不断更新。因为特定的视角与方法只能解决特定的问题，而文学史专题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决定了视角与方法也必须是丰富、多元的。
郭英德先生在论及如何“重铸”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时也曾指出：“所谓学术研究的理论品格，并不是外加于、粘贴在具体研究对象之上的，而是内蕴于、包含在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认知、阐释和评价之中的，是学术研究者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认知、阐释和评价的自然升华和必然归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此论所以可贵，正在于指出了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主张将“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认知、阐释和评价”作为提升古典研究理论品格的阶段性路径。蒋寅先生的《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将类似的主张付诸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