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感言·郭嵩焘：中西文明竞争思路的开启者
《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李欣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58.00元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蒋廷黻说，在同时代人大多认为“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时，郭嵩焘却注意到了“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从认识西方之“器物”，到认识西方之“制度”“文化”，这被认为是郭嵩焘“超时代”的特别之处。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故西方之强大，不仅仅靠坚船利炮而已。
郭嵩焘不识西文，当时传入的西学书籍对西方“政教”的介绍也还相对粗浅与稀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人对西方的认识主要在“器物”层面）。在说“西洋立国本于政教”时，郭氏更尚未出使西方，并未至其“朝廷”，何从认识其“政教”？近代中国人固然可以随着对西方知识的增加而深化对其认识，但郭嵩焘的眼光，却并非以其亲历西方的经验为必要的知识基础。郭氏独特的思路如何从时代语境里生发出来？它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和郭嵩焘的思想个性之间关系如何？这是我在《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一书主要处理的问题。
回到同光时期的历史语境，当时人对于西方主要有两种观点。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部分主张“师夷”者，认为需要效仿西人以机器致富强；反对者则认为中国的改革要“务本”，从朝廷政教的根本处下手改革，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但是“用夷变夏”，更是“舍本逐末”。“师夷”者遑遑未暇于“务本”，“务本”者认为不能“师夷”，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基本思想矛盾。郭嵩焘的“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在我们今天看来“超时代”，放在那个时代中，走的却是一条折中路线。他相信西方能够成为中国效仿的典范，却又指出了所效仿的不当在器械之“末”，而应是政教之“本”。也就是说，当“师夷”者和“务本”者针锋相对时，郭嵩焘却指出了他们的意见其实可以调和，师夷可以务本，务本也不妨师夷。这就为“洋务运动”时期的矛盾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这样的观点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上，郭嵩焘认识到了不仅器物值得师法，政教上也值得学习，从而将对西方的认识引入到了中国人更加关注的“道”的层面；而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他又摆脱了西方冲击带来的治国“以器械为重轻”的“异端”思路，力图回归从政教人心下手这样的“正道”。而这二者的交汇，却意味着向西方学习和儒生心目中的“道”是可以并存的。后世“趋西”风潮的形成，恰是沿着郭嵩焘这个思想方向发展下去的结果。
所以，郭嵩焘在近代史上的特别意义，与其说在于他观察到的西方和后人所看到的相一致，或更在于他转换了一种新的观察角度。不管是“师夷”者还是“务本”者，都是从“器”的层面来认识西方，其基本的预设是“中华崇道义，洋人尚机数”，中西文明具有根本上的道器之别。郭嵩焘则相信“道”在中西之间是共通的，不会、也不应为中西之别所隔阂。所以他能从“道”的层面看待西方，进而形成和同时代人不同的西方形象。这种眼光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因此饱受诋毁；但后来人却分享了他的这种视角，所以称其为先知先觉。
郭嵩焘为何能形成独特的“道”的视角呢？实际上，近代西人之到来，作为非夏之夷，凭非道之器，借非德之力，嚣嚣以战为名，攘攘以利为事，更有胁迫割地赔款、入都毁圆明园、传播异端之教等行径，十分符合中国人对“夷狄”的一般想象。夷夏之别、道器之别、敌我之别，近代中西碰撞的开始，便是以突出中西之间差异性一面为基调。即使是学习西方的“师夷长技”，落脚点最终也放在了“制夷”的对抗性目的上。这使得晚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西相通的一面隐而不彰。
然而，中西之间难道就完全没有相通的地方吗？儒生所坚信的“道”本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真的是“中华崇道义，洋人尚机数”，岂不意味着“道”只行于中国，而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国富兵强，背后难道没有“卓然能于治道者存焉”？当一些人开始超越中西对立的遮蔽去思考西方时，西方有“器”无“道”就显得不可思议。对“道”的普遍性的坚执，推动着郭嵩焘从中西共通之处去认识西方。
在同时代人多认为西方“性如犬羊”时，郭嵩焘则强调可以与夷人讲“理”。他认为，既然“夷人之来有辞”，则即使“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他赞同班固所说“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以及程颐所说“与夷狄相接，常使理足于我”，而认为“此道今人不讲久矣，所以终无自全之道也”。
在郭嵩焘看来，西人可以理服之。这意味着一种心同理同的假设，西方和中国具有相通与沟通的可能。他的“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其实就意味着西方的富强并非源于和中国不同的道理（如凭船炮之“器”、商贾之“利”即可富强），而仍不外乎古圣先王之“道”。这就超越了同时代人视中西相对立的固有印象。一旦意识到西方可以有“道”，则效仿西方在道理上是可能的。那不是“用夷变夏”，而是对原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的回归。
郭嵩焘呼吁正视西方，其思维逻辑也在此。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其政教所行，恰符合古圣先王之“道”。后人乐道郭嵩焘出使西洋时能够不止关注坚船利炮，更看到其议会、学校之优点。但他会注意到这些西方制度，是因为传统理想的王道本即强调民气之通畅、人民之教化。这样的眼光使他能不限于“器”的方面，而从“道”上看到西方政教的优点，由此对接了西方的文明观念：“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按civilized）。”进而言之，器物—制度—文化之所以会被当作中国人不断“深入”认识西方的三个阶段，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人们仍然相信文化、制度的面向要比器物更能界定一个文明的核心内涵。认知西方的层次，其实沿袭着中国人传统“道高于器”的逻辑。
简言之，“洋务运动”时期的难题，是西方带来以“器”致富强的模式，和儒生传统的治国之“道”存在距离。郭嵩焘认识到西方其实有“道”，为时代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然而，这种眼光却也使得中西从“力”的对抗上升为“道”的竞争。它使得“师夷长技”不再只是权宜之计，可以说赋予了学习西方以“道”的正当性，却也开启了从文明竞争的角度看待中西对抗的眼光，成为后世中西新旧学争之嚆矢。
但需要注意的是，郭嵩焘的眼光和西化派终究有所差别。后世激进的西化派常将中西文明视为相对之物，学习西方的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反传统。郭嵩焘则相信中西文明本质是相通的，对西方的学习根本上只是对中国古圣之“道”的回归，坚持中国传统和学习西方全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作为有丰富从政和外交经验的士大夫，郭嵩焘对晚清中西对抗的时局有充分的认识。但即使在一个对抗的时代，他仍能关注并努力寻求中西之间可相贯通的人情事理，不被矛盾与冲突遮蔽和谐与共识的可能，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