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文献中感知“黄山”与“东海”—读《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
《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明清江南文化与域外世界》，王振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68.00元
《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学术随笔集。书名中的“黄山白岳”，代指皖南的徽州地区，也是作者长期以来着力探索的区域；除此之外，作者的研究也延伸到长崎华商、朝鲜燕行录、来华琉球人等问题，亦即“东亚海域”的范畴。
勤于发掘、介绍与运用地方文献，可谓作者治学的一大特点。这些文献，大多属于“徽州文书”。作者在本书中将徽州文书与敦煌文书并列，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要发现”。较之1900年敦煌文献的横空出世，徽州文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陆续发现或许没有那样亮眼，却能涓涓不断，浇灌“徽学”成为中国史研究中的一大显学。
徽州文书以书信、契约、账簿、案卷等项为大宗，浓重的烟火气是其显著特征。梁启超百年前曾如此举例说明“寻常百姓家故纸堆”的史料价值：“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王振忠先生几十年来结合徽州文书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可说完美地实现了梁启超的预言。阅读本书，时时能感到这种化故纸堆为瑰宝的魅力。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不少引人入胜的故事，而历年在田野调查中收藏或目睹的徽州文书为故事增色不少。试举两例：
明清时期的徽州素以商业发达著称，以至民间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典”等种种说法。最后的这个“典”字，指的是典当业。旧时人们借用宋代“朝奉郎”的散官官阶，将那些当铺伙计称为“朝奉”。“徽州朝奉”遍布各个市镇，甚至成为所有徽商乃至徽州士绅的代称。作者早在二十余年前便考察过这一名词的由来，指出它的流行体现了徽商势力的强大（《“徽州朝奉”的俗语学考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而本书中的《徽州朝奉来取宝》一篇，又介绍了江南民间故事当中慧眼识宝、妙手取宝的“徽州朝奉”形象。作者借助民俗学常用的故事类型方法，指出这与“回回识宝”“江西人觅宝”乃至“洋人盗宝”等故事属于同一母题。故事主人公在此被设定为“徽州朝奉”，折射出典当业重利盘剥的做派与当铺伙计精明奸猾的形象。人们熟知，当铺里的朝奉们惯常把典当物品说成“虫吃鼠咬”，写当票时又是龙飞凤舞，以免赎当时发生纠纷——作者收藏的一帧“当草”，可以让读者真切见识那种比医生的处方笺更加潦草的笔法。
比起坐在当铺高大柜台后面的朝奉，老百姓对那些横冲直撞的吏役（或曰皂隶、胥吏、公人等等）恐怕更加憎恶。一有公事，他们下乡办差，往往借机勒索，鱼肉乡里。于是，有地方官创设出“板隶”“木皂”或“纸皂”，即在粉板、木片或纸张上刻画出吏役的样貌，传达给案件当事人，令其自行投案，犹如后世的传票。《纸皂代差》一篇讲述的便是这一制度。作者综合官箴书、笔记、文学作品与徽州文书等史料，描绘了这类“纸片人”（当时民间对“纸皂”还有“纸老虎”的叫法，不知与后世此词的用法有无传承关系）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当初创设这一制度的官员，大约是从“画地为牢，削木为吏”的典故（《封神演义》对此有相当文学化的演绎）里找到了灵感，希望自己治下的小民也像《封神演义》中的武吉那样老实听话。然而，世间总有油盐不进的“老赖”，“木皂隶去几次而人不至”。同时，吏役也不会放弃下乡扰民，正如《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所说：“今纸皂虽设，而隶卒之需索如故，名存而实亡矣。”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读过正文，再看书前彩插收录的一幅徽州税文化博物馆藏“纸皂代差”文书，无论是“不用酒饭，专催玩户”（“玩”是疲玩即懈怠玩忽的意思）的文字，还是手持铁链的吏役图画，都只能给人一种形式主义的苍白感。
书中的其他篇章，往往也有各种徽州文书闪现。譬如，作者着重运用徽州民间唱本钩沉了1929年悍匪朱老五率众洗劫屯溪的史实，又通过徽州著名药商“叶开泰”的广告介绍了“海上苏武”叶名琛的家世。甚至是在《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一书的书评中，也引用了自己收藏的堪舆书。诚如作者所言，搜求民间文献可遇不可求，“一半靠个人的学术敏感，另一半则需要冥冥之中的运气”。前一半令人钦佩，后一半则令人羡慕。
而在本书的最后几篇当中，舞台从“黄山”转移到了“东海”。《遥瞻日出乡》中，作者运用长崎唐通事教科书与绘画，图文并茂地描绘了江户时代长崎华商蜗居“唐馆”而又不失趣味的生活。《长天元水琼浦月》一篇则着重刻画中日长崎贸易中的商品流通与文化交流。篇中对徽商汪鹏的关注，令人感到作者毕竟心系“黄山”。而在末篇《琉球馆》中，作者从自己家乡福州的琉球贡使公馆柔远驿（俗称“琉球馆”）说起，主要结合琉球官话课本这一史料，讲述了琉球人在福州的生活与琉球人眼中的福州民俗。
末篇当中，作者曾感叹琉球馆旧址的陈设不仅简单，而且十几年来无甚变化，进而遗憾地写道：“历史好像只有好事的学者才去关心，其他人则忙于生计，大概无所谓历史究竟是什么了。”其实，历史中的金戈铁马乃至柴米油盐，普通人未必不感兴趣。可惜的是，国内历史著作中“研究历史”与“写历史”某种程度上的脱节，让严谨可靠而又流畅可读的历史作品显得不那么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撰写的“历史随笔”价值未必亚于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