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路与古丝路接续的故事——《外国文物里的丝绸之路》编著感言
《外国文物里的丝绸之路》 沈卫星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外国文物里的丝绸之路》的编著缘自2017年5月北京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那时的首都正是千秀并育，万物生发。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130多个国家约1500名贵宾，虽远隔千山万水，却为着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来。那个时候，我正在阅读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弗兰克潘的新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这是当代外国学者对“古丝绸之路”历史进行全新论述的代表作，他基于“丝绸之路正在复兴”的认识，自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发现“丝绸之路”在连接东西方文明中曾起到关键作用，并特别强调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为丝路沿线国家的复兴做出贡献。书中诸多史料和观点，为东西方读者客观认识“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理念提供了新视角和更为开放的思路。这便触动我开始关注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向。
一
观察历史，可以有不同角度；描绘历史，也需要不同画笔。对于古丝绸之路，同样应当有来自各个领域的声音，唯此，历史才会更加完备和信实。弗兰克潘的观点毕竟是一个人的，如果能够邀约到有代表性的国外专业人士来撰写古丝绸之路，这样的文集岂不呈现更加多的角度、多的论点、多的样貌。这个念头挥之不去，便像一粒种子开始生根、萌芽。那么选择什么样的领域呢？我思考再三，最后决定从文博界的考古发现和各国博物馆藏品解读来切入吧。毕竟，文物承载灿烂文明，博物馆是历史文化艺术宝库，于是灵光一现，将书名取为《外国文物里的丝绸之路》。
当然，之所以做此决定，也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因素促成，不妨在此亮明一下我的心迹。
首先，“一带一路”本由历史深处走来，文博界最能融通古今、承接中外，有世界共通的语言。从文物考古入手，能够在那些被历史雪藏的原初物品和珍贵线索中，让中外读者较为真切地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之间有着怎样的血脉延续和精神联结，从而打开审视、欣赏和思考的新窗口。
其次，“丝绸之路”的文物考古和博物馆藏品研究虽然不少，但由多个国家出自多个作者之手的横向发声不多，如果做较为集中而全面的扫描，不失为一种新意。另外，考虑到考古发现和博物馆藏品也是大众最为关注的兴趣点之一，容易走近读者。
再次，越是多元主体参与，越需要多样声音共鸣。讲好丝路故事，就是要引入更多国外的专家、学者、业者发声。在我国对古丝路已然说得很多的情况下，如何引入更多国外专家学者业者发声，向世人讲述中国和其他各国在古丝绸之路所作的贡献，这是丝绸之路乃至“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重要课题。如果出版外文版，用图书“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国际传播，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彰显中华民族早在丝绸之路时期砥砺精进、拥抱世界的开放姿态，提升世界对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提供智力支撑。我认为这是一项意在主动寻找增进对话、理解、互信的工作，也是让我下决心编著的重要因素。
二
2019年7月，我因公务出差到新疆的南疆地区，当驱车行进在帕米尔高原，无论是红其拉甫口岸中巴人货交通的喧腾，还是塔什库尔干瓦罕走廊的寂静，都仿佛正在诉说新丝路与古丝路接续的故事，这也对编著文集注入了新的动力。
考古是历史的显微镜，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古丝绸之路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信息、历史谜题和人文内涵，载有丰厚的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是文博界一座挖掘不竭的富矿。
与国内对古丝绸之路热火朝天的研究相比，国外的文博界又是什么样的状况？特别是沿线国家对古丝绸之路正在进行怎样的文物考古发掘？开展哪些方面的研究？取得哪些新的成果？博物馆里的藏品是否新的发现和展示？哪些专家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怎样向他们表达清楚本书的定位和写作要求？……一旦进入实际工作状态，诸多问题便纷至沓来。
所幸的是，经过观察、调研后发现，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世界各国文博界在古丝路方面，考古有新发现，研究有新拓展，藏品是新开掘，许多方面都不断有新推进。因此，当我真正与外国专业人士接触后，便发现古丝绸之路在国际社会的文物考古领域已经变成竞相开掘的富矿了。
不知不觉间，邀约的稿件由案头的零星几篇，到逐渐堆叠增厚，时时感觉来自各个国家的文章内容愈来愈丰满，信息也渐趋清晰和多样。我从外国专家的笔下发现，在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家之间，虽然有荒漠与大川、草原与戈壁、山乡与泽国等万千阻隔，但陆、海、草的丝绸之路，在车辏辚辚、帆影幢幢、驼铃声声中，早已将高原屋脊与大洋深处、巍峨城邦与星布村落之间联结成一片。其间，荣衰不断变换，新旧不断交替，重心不断移位，闭塞之地逐渐变成开放之城，动人的故事在精美瓷盘中传递，美妙的交流就隐藏在丝织的锦绣图案中。
最终，我选定17篇外国作者的稿件，它们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印度等国家，作者中有各大学和文化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有文博界的业内掌门人，他们均秉持权威的专家身份，开放的学术姿态，从各自的考古、文博等领域将最新发现和成果欣然呈现，观点阐发新颖，研究视角独特，论述过程严谨，判断时尽量多用“可能”“或许”等词语，而不是妄下结论，显示出应有的客观、求真、务实的探究作风。
三
本书所选文章中，以海洋、城市、陵墓、港口等为核心的田野考古是一项既枯燥又辛苦还要冒风险的工作，然而背后也有令人惊喜的收获，如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系的古铁雷斯和杰拉德两位教授，在对西班牙海域的考古发现研究后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可能早在唐代就已延伸至西欧，而非此前认为的晚至明代，这一重大发现将中欧陶瓷贸易起始时间向前推进了500年。”还有像巴基斯坦真纳大学阿什拉夫和阿里夫、伊朗原德黑兰大学考古系主任唐内希普、印度喀拉拉邦跨学科考古科学发展研究所所长切利安等专家，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时的欢欣，也令我感同身受。
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院荣誉研究员奈杰尔·武德、美国美利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库沙姆巴、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教授森达也等几位考古学者，他们在先进技术和仪器的应用方面堪称典范，不仅大大提升了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提出了有科学性、创见性的认识，其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当代高科技在考古发掘中的作用。
善于以新发掘的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和佐证依据，并结合历史文献来对古丝路在演进过程中的蛛丝马迹和规律性认识作出独到阐释，是这次来稿中的又一重要方面。代表专家有法国的马赛大学教授波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戈尔德施密特、哈萨克斯坦的中央国家博物馆考古中心主任哈米特、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博物馆考古和钱币学系主任多伍迪等。
还有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西多夫、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亚洲艺术部主任莱迪、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家博物馆保护区首席专家拉克马托娃、土耳其安卡拉·哈吉·巴伊拉姆·韦利大学文学院教授吉来·菲丹和土耳其总统府国家宫殿管理局艺术历史学家阿尔帕伊、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游览与群众部负责人肯扎夫、泰国文化部艺术局高级顾问瑞苏查特等专家，他们对自己国家博物馆里的丝路藏品颇为骄傲，以丝绸、陶瓷、金银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遗存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向人们讲述了古丝路的深远历史背景和呈现的无穷魅力。
这些都再一次表明，近年来国外有关古丝路的重大考古发现接连不断，各国博物馆相关藏品也有更为深入的挖掘和更多的主题性展出，这不仅大大触发了人们对发生在数千年前这条繁华贸易通道的感知，也深化了人们对古丝路上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城市建设等的理解，原有的很多事件和细节由此变得更加形象、直观、清晰。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失，刷新了学界研究的高度，为进一步探索和揭示古丝路历史奥秘提供了新的起点和新的可能性，也为人们真切感知其迷人魅力找到新的载体，更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打通物质和精神上的血脉。
（作者：沈卫星，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