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出《钱穆致徐复观信札》
《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钱婉约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第一版，96.00元
旧历年前，蒙钱婉约教授惠赠其据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整理的《钱穆致徐复观信札》。由于职业原因，笔者近年有幸从事《钱穆先生全集》（九州出版社，2011年，以下简称《全集》）的编辑工作，并曾数次校正《素书楼余沈》（《全集》正文最后一册）所收录之钱穆“致徐复观书”，故而对于钱教授此番馈赠感到别样惊喜。
整体而言，《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以下简称《信札》）不仅比《全集》收录书信数量更多，而且即便二书所收同一书信，前者往往比后者内容更为完整。换句话说，《全集》中收录的钱穆致徐复观书信大多经过当年联经版全集编委会删减，并非全璧。借由新出《信札》，不仅使我们得以窥见书信全貌，进而了解这些书信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更可以透过该书附载的高清图片，欣赏钱穆先生精湛的书法技艺。
因此，新出《信札》贡献突出，十分宝贵，而与《全集》所收钱穆致徐复观书相较，彼此所存在的内容差异，也很值得注意。下面，谨据阅读所见，略作汇报，以就教于钱教授以及各位大方之家。
首先，《全集》收录1951—1957年钱穆致徐复观书信31通。据《信札》目录统计，该书共收1948—1957年信札106通。实际上1948年仅一通，其余尽属1951—1957年范围。1957年8月28日信札较为特别，钱先生写毕后，当日“忘未寄出”，其后又写一札“增述数事”（《信札》第251页），随前信一并寄出。《全集》将之视作两通，《信札》则计为一通。如果按照《全集》标准，《信札》收录实为107通，比前者多出76通。
另将《全集》所收31通书信与《信札》逐一对照，发现两通书信为后者所无：1955年9月11日一通，及1957年某月17日一通。经查《素书楼余沈》出版说明，1990年钱先生去世后，陆续收到友人主动寄还先生信函，因此推测这两通书信当日曾经寄给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故得收录，但最终或未退还，或在徐先生家属手中遗失，以致并不见于《信札》。
其次，与《信札》相较，《全集》所收书信多有删减。如1954年某月11日信删去起首“大示奉悉”四字（《全集》第12通，《信札》第104页），1955年6月18日信前后四处节删，计有四五百字（《全集》第17通，《信札》第152—154页）。而且，只有极个别删减在《全集》中有所标识。如1951年5月16日（《全集》第1通）、1952年某月12日（《全集》第3通）信中明确标有“上略”“下略”字样，表明该信曾经删减。其余书信，未见任何标识。
《全集》所删减者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删除部分有关私生活或与学术无关者。如1955年8月17日信首段，言及“胡小姐”（即胡美琦女士）自港返台，并请徐复观代购长袍布料等事，在《全集》中被完整删除。（《全集》第18通，《信札》第160页）二、删除钱、徐部分学术私语，或涉人物臧否之段落。如1955年6月18日信中言道，“人生处境，真有如此难说处。因念古人所云‘三不朽’，立功尚在立言之上，为社会立一事业，真不易。弟自问才性，勉有立言则庶可自励，立功非所敢望，而立功者之立德，实犹难于立言者”。（《全集》第17通，《信札》第154页）或许在昔日编者看来，上述删除内容无关宏旨，但其中不仅记录了钱、徐两位先生之间无比真切的学术交谊，更涉及彼时诸多人物史事关联，故在今日研究钱穆乃至20世纪50年代学术思想者眼中，这些被删减段落并非可有可无，或恰恰相反，很有研究价值。
再次，钱教授整理《信札》过程中，曾与《全集》进行对校，发现后者存在不少错讹。然在其撰写的“编后记”中，只谦虚列举了三方面工作：一、将《全集》省略文字予以补全；二、《全集》辨识文字有误者进行校正；三、信札系年编次有误者加以调整。所举改正之例，亦不过区区四五处，然据笔者阅读所见，其所改正者不下十数处。
其中，1953年7月27日信中有一句，《全集》编辑者因为难以辨识，权作“较之李君书实为逊色□耳。□鄙见或不宜取信”，钱教授据信札原件校改作“较之李君书实为逊色。世多耳食，鄙见或不宜取信”。（《全集》第9通，《信札》第85页）又，钱先生于1955年6月11日信中言“颇想对于禅宗作一系统研究”，《全集》将“颇想”误作“颂想”，亦经钱教授据原信改正。（《全集》第16通，《信札》第147页）此前小编校订《全集》过程中，虽感语句不顺，但苦于没有原件核对，只得作罢。由此可见，《信札》在史料价值上更胜一筹。至于《全集》存在的文字讹误，未来亦亟当修正。
与此同时，在核校过程中，小编也发现《信札》存在若干可议之处。例如1953年2月20日信起首“百闽”（《信札》第70页）应作“百闵”（即刘百闵）。再如1955年8月31日信中有一句，《全集》作“窃自谓不念旧恶，差可妄觊，而匿怨而友，亦其所耻”，《信札》则作“窃自谓不念旧恶，差可妄觊而匿怨，而友亦其所耻”。（《全集》第19通，《信札》第163页）“匿怨而友”系属成语，故应以前者句读为当。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信札》中多次提及个人著作，尤其涉及各种著作撰写之心路历程和自我评价。即如1952年某月27日致徐先生信中，钱先生自认新出版之《文化学大义》“言虽浅显，意实深至”（《信札》第22页）。同年11月12日信中，钱先生谈到正在写作《宋明理学概述》，“不愿与前稿《中国思想史》多所重复。因此益费斟酌，又不能专心一意，时作时辍，仅成十之一”（《信札》第54页）。及至1953年除夕，该书已经完稿，致徐先生信中言道，“此等著作最好能留手边一年，随时有所增删，庶不致大有缪误”。然据其自述，“自《国史大纲》以后，诸书皆随成随印，印出后极难更改，因心绪已不属也。世乱如此，欲求著述精密，追踪古人，良为不易”（《信札》第63页）。至于1957年刊印成书之名著《庄老通辨》，在同年4月4日致徐先生信中云：“此稿积年久，弟自问多创论，殆不在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之下。惟阎书亦经长期论难，弟之此稿亦不望立见有定论，然要之自信甚深。积稿能汇集印出，亦近年一快事也。”（《信札》第223页）足征钱先生对于平生学问具有充分自信。
以上所引，皆为《信札》所有而《全集》所无者。全书而言，类此者不胜枚举。因此可以说，新出《信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钱穆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体系，蠡知一代史学大师的思想生命情怀，无形之中打开了又一扇窗户，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