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儒学西传的奠基性著作——推荐《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李光洁：大象出版社社科文献编辑部主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副编审。有15年的文献编辑从业经验，熟悉文献类大型项目的出版基金申报、出版和结项等全流程工作。所编图书获得过各类大奖。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一共四卷。第一卷是由殷铎泽和柏应理合写的“前言”。本卷最后还附有一幅孔子像和孔子的传记。第二卷的内容是《大学》和《中庸》。第三卷是《论语》。第四卷是《中华帝国年表》，采用干支纪年和帝王年号纪年相结合的方式，记载了中国上古的黄帝到康熙皇帝，本卷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柏应理试图把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的历史谱系联系起来的努力。

　　该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第一次将“四书”中除《孟子》之外的三书所代表的儒家经典系统完整地翻译成拉丁文，拉开了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思想翻译和研究的序幕，是儒学西传的奠基性著作。其次，以该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在欧洲掀起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热”，深刻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证明了欧洲中心论的错误。

　　这部著作的创作背景和成书过程极为复杂，因此是一部非常难以阐释和解说的著作。它的书名就很复杂，拉丁文 书名为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et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t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经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的努力用拉丁文诠释的中国知识》）。书名提示这部书是关于中国知识的介绍和诠释，事实上却并不是简单介绍中国知识的著作，它试图对中国当时流行的儒、释、道三种宗教做出符合中国哲学和历史的阐释，从思想和文化的层面上证明利玛窦的适应政策是基本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传教策略。它对“四书”的注释者朱熹和张居正的阐释选择性地翻译，基本是服务于让欧洲接受儒家思想这样的宗旨，当然终极目标还是有利于在中华帝国传教。书名中还包含着作者的信息，至少包含四位耶稣会传教士，但通过大量的深入研究发现，事实上对书稿的翻译、修订和出版做出过贡献的，远不止这四位，而是传教士集体创作的成果。

　　“礼仪之争”是理解这部著作的最重要的维度。这部著作的创作背景起于杨光先引起的“历案”，23位传教士被软禁在广州，重新思考在中国传教的策略，为了说服自己，更为了说服罗马教廷和欧洲学者，传教士必须重新翻译儒家的经典。理解了这样的创作背景，就不难理解该书无论是前言还是对三书的翻译和阐释，都在力图向欧洲解释中国人祭祖、祭孔的风俗这一特点。“礼仪之争”的核心便是关于是否允许中国信徒祭祖和祭孔，柏应理们的努力是争取让欧洲尤其是罗马教廷相信这些礼仪只是民间风俗，而无关信仰。

　　为了便于研究者使用，本书虽然是中文译本，我们却保留了拉丁文原文，第一卷和第四卷是全部中文译文之后排拉丁文，第二和第四卷考虑到语录体的特点，采用一段中文和一段拉丁文对照的排列方式。中文书名中我们特意选择了“孔夫子”这个称谓，是想强化著作的中国特色，因为孔子在中国民间更多冠以“夫子”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