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界”姿态对话北纬四十度——读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
《北纬四十度》 陈福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开研讨会或朋友聚会，我很愿意听陈福民的发言，他常常有独辟蹊径的思路和意想不到的观点。但他很少将自己的思想形成文字，他宁愿享受述而不作的潇洒自由。这两年陆续在《收获》上读到他的随笔，既让我诧异，因为他很少有这么密集的写作频率；也让我深以为然，因为这不过是他长年深思熟虑的结果。最近，这批随笔以“北纬四十度”为书名，结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得以系统地阅读这批随笔，更加感到了它的分量和价值。
将这些随笔放在一起来读，就明白了这本来就是陈福民的一次有统一目标的学术旅行。他是围绕北纬四十度这一特定的地理概念所进行的一次历史回望。北纬四十度在世界地图上是一条很神奇的地理带，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都聚集在这一纬度上，如法国的波尔多、韩国的首尔、美国的旧金山、希腊的雅典。可以说，这里是人类文明的荟萃地。
但显然，陈福民不会为了这些城市的北纬四十度而写一本消遣文化的书。他的目光停驻在中国版图上的北纬四十度，在这里横卧着一条巍峨的长城。在这条地理线上修筑长城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古人凭借长城来防御来自北方的侵扰和抢夺。长城就是以这种特定的方式直接参与了数千年来南北双方的摩擦和交流，它见证了中国古代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态的成型过程。这大概是陈福民写作这本书的最主要的动因。
如今，在北纬四十度的这条地理带上，还留下很多长城的遗址。据我所知，陈福民经常驾驶着他的越野车，盘桓于北纬四十度的山路上，寻觅一处又一处长城的遗址。我猜想，当陈福民登上渺无人烟的山顶，触摸斑驳的长城石砖时，在他的眼里，这些长城遗址已经幻化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他以这种方式与历史对话。《北纬四十度》这本书何尝不就是陈福民与历史对话的实录？
关键是陈福民是如何去与历史对话的。在这本书里，陈福民通过一系列围绕长城的相关人物和故事，努力去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这些历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人们并不陌生，一些相关的评价，似乎也成了定论。但陈福民敢于在这些不陌生的历史和公认的定论上做文章，因为他在长年阅读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其中的疑点，这些疑点便成为他的切入口，由此他一步步审慎地接近历史的内在逻辑。从全书就可以看出，陈福民在讲述历史时的严谨，在论述分析时的公允，这是他在写作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自然，他首先要为长城这位历史老人进行“辩诬”和正名。因为长城尽管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建筑奇迹之一而被国人引为骄傲，但在陈福民看来，对于长城的功用、价值和历史意义，在普遍流行的共识中却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比如将长城看成是保守主义的产物，比如孟姜女民间故事中传达的痛恨长城的情绪，等等，陈福民令人信服地批驳了这些观点。他在讲述赵武灵王首次在北纬四十度修筑长城的举动时，就认为这是“为中原定居民族赢得了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其文明史的意义是“首次正面肯定了游牧民族的骑兵文化优势”，“堪称文化交融的典范”。也正是立足于这一思想认知，陈福民在本书中的历史关切主要侧重于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以及文明形态的构成和变异。
陈福民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同样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陈福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将文学批评放置在文学整体框架中来思考。他说：“在文学史所赖以成立的各种要素中，文学批评繁巨的工作与发现是不可或缺的观点与材料来源。一个优秀的文学史家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的这段话非常辩证地阐释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他指出了文学批评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和独特功效；另一方面，他也暗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须具备文学史的视野和知识后盾。这一回，他的文学批评是面对一个更宏大的文本，即在北纬四十度的狭长空间里上演的一部关乎国族的历史大戏。而在这部历史大戏里，一幕接一幕，都是那样的精彩纷呈，每一个人物的表演又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陈福民一定意识到，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文本，将更加考验他的文学批评观的有效性，他必须将他所批评的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整体中来考量。用他的话说，是“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因此他自谓这次写作有“如履薄冰”之感。但我得很信服地说，陈福民这一次的“文学批评”同样非常精彩地证明了他的强调整体性思考的批评观是有效的。他不拘泥于一事一物，不囿于成规定论，在分析论证中力图通过全方位的、历史性的综合和比较，从而抓住事情的核心和本质。比如在对失败将军李广的描述中，他犀利指出了以人道主义评价李广的带兵方式是一种空洞化的人道主义。空洞化是我对陈福民论述的概括，因为他认为，从史籍中关于李广宽仁爱兵的描写是不能得出李广有人情味或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只有还原到历史场景中，才能看到，李广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李广尽管个人武艺高超，但他缺乏纪律约束，不是一个好将领，“从军事角度说，这非但不是爱兵如子，相反，是助其速亡。”“他一生失败的悲剧性，根源正在于此。”
陈福民在写作这本书时，最困扰他的一个问题恰是文学批评问题。如何对待与处理文学写作中的历史题材？他认为，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一种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当然，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专门来讨论什么才是“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不过，仔细读完《北纬四十度》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陈福民的一次对于“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的成功实践。我从他的字里行间便得到了这样的启迪：应该怎样去确立“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事实上，陈福民的这一观点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在散文创作领域，历史文化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注重文史修养，文史这个词语，其本义更多是指称历史知识，古人强调要从历史中得到借鉴，要从历史中学习智慧。历史知识对于拓展当代散文创作空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一批以书写历史和追问历史为主题的散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人们由此还创造了“历史文化大散文”的新概念。但一些作家将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当成了一种捷径，到历史书籍中找来一些材料便可以敷衍成篇。这也就造成了历史文化散文的泛滥。这类散文的问题要么是将历史肢解化，即只是从历史中攫取一些片段然后任意发挥，缺乏对历史的整体观照；要么是过分追求文学性，使历史本真的面目被虚构、抒情、辞藻所遮蔽。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恰恰就是陈福民所说的有没有“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也就是说，文学观和历史观，都必须是“正当的”，而且二者缺一不可。显然，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要求。当然，什么才是“正当的”，也许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多方面的阐释，但从陈福民写作《北纬四十度》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这种正当性必须是与历史的内在逻辑相吻合的，也必须在文学上是言之有物的。北纬四十度在地理上呈现出很多神秘色彩，有人称它是“地球的金项链”，要在文学上对北纬四十度进行想象和抒发，是太容易不过的事了。但陈福民恰恰在这方面是谨慎和收敛的，丝毫不在北纬四十度上做过度的文学联想，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深挖其中蕴含的历史内涵。我以为，这大概就是陈福民对“正当性”的一种考量。因为过度的文学联想，完全有可能对历史本身构成伤害。陈福民在写作中尤其注意文学观和历史观二者的协调统一，虽然不能说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做得尽善尽美，但作者努力的痕迹却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陈福民的“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体现了一种整体意识、辩证意识和综合意识，这是一位成熟文学批评家的智慧。
（作者：贺绍俊，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