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礼——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研究

  “礼”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志性概念，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性规范，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引导性因素。礼学，不仅是一门文献之学，也是一门制度之学、哲思之学，更是一门需要文史哲诸学科交叉互动的学问。研究礼学，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还可以修身心。而礼学研究的基础，就是读懂礼学文献。

  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是一项大型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工程，其成果有二：一是对中国古代的礼学文献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二是对中国古代礼学文献进行哲学、文献学及历史学的研究。研究成果举例介绍如下：

  在古代中国，“礼”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朝章国典、思想层面的礼义阐发、民俗层面的冠昏丧祭，还是学术层面的经史注疏，皆有礼学文献的大量传世。然而，礼籍历来难读，就《仪礼》而言：韩昌黎“苦”之、四库馆臣“奥”之、黄季刚“疲”之，此足见治礼之坚、礼学之难。那么，有没有一个好方法呢？《礼记·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古礼文献是“故”，“温故”就是整理文献，整理的方法有很多、困难也不少，贵在能否“知新”，从而整理出适合新时代读者查阅的文本。“崇礼”非崇古礼全体，乃崇尚礼之本。《曲礼》开篇云：“毋不敬”，诚哉是言！在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本礼籍都有一个相似的思想主线，那就是“敬”。而“敬”有外内两个方面：于他人而言的“敬”是尊重他人的“谦和”行为，于己而言的“敬”就是诚意静心的“敦厚”品性，这是我们从整理礼籍的“温故”中所读出来的。因此，“温故知新”和“敦厚崇礼”可概括本课题的研究，同时也是读懂古代礼学文献的最佳方法。

  古礼文献的典范之作当属“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整理“三礼”的过程，就是熟悉“三礼”产生、变迁与成熟的过程，既要准确完整地显示“三礼”的本来面貌，又要让读者明白它们各自成为一门学问的真实含义和历史，此即学以致用。

  以号称难读的《仪礼》为例，整理之法为：先定句读，继明礼例，探其语境而反复测度之。“定句读”可用《仪礼郑注句读》，“明礼例”可用《礼经释例》，“探语境而测度之”则综合参考《仪礼注疏》《仪礼正义》《礼经校释》《〈礼〉汉简异文释》等作出论证。按照此法精读《仪礼》，岂有不懂之理？不止于此，经过我们实践，此法还能启迪新知，略举四点如下：

  一是用语的准确，没有夸张的成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拱揖、停顿、泣哭、颦蹙之类，都在写实；二是所记礼典内部的和谐，如士冠礼，从“筮宾”到“送宾归俎”有十五个节目，“加冠”过程中又夹杂着“易服”，仪式的有序推进中处处彰显着和洽；三是成书，我们认为沈凤笙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认为先有了礼典的实行才有了纪实书本的撰作，《仪礼》当是由孔子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大致成书于鲁悼公至共公之世；四是价值，我们不同意照搬照抄的复制，正如三代礼的损益，新时代的“礼”亦当是在因革旧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仪礼》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为“新礼”的制作提供“参考”。同理，整个三礼类文献乃至整个经部礼学文献亦是如此。

  传世古礼文献主要见于“经部”，经部之外大致还有政教法典类、史书中的“礼乐志”类、祭祀丧葬类以及通礼、礼论等类别的礼学文献。

  以孔庙祭祀为例，此礼在全国各地已蔚然成风，然祭祀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因此我们整理了《文庙祀典考》。是书体例完备，内容翔实，集文庙典章文物之大成，以期对今日之祭孔起到规正作用。当然不能止步于此，众所周知，宋代祭孔频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祝文，这些祭文大都出自如王安石、苏轼、陆游、朱熹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士大夫之手。系统考察这些祭文，不仅有助于加强对孔庙祭祀及传统礼制的了解，而且能够深化对宋代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教育等问题的认识，对文体史和文学史的拓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今日祭文之撰写提供参考。

  除了传世的礼学文献，出土考古材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古礼有关。以简牍为例，保存在上面的珍贵礼学资料大致包括：礼学经典的部分篇章（如武威汉简《仪礼》等）；阐释礼制、礼义但久已失传的古人作品（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民之父母》等）；还有人们日常礼俗的各种记录（如谒、名刺、告地策、遣策等）；可谓品类繁多，异彩纷呈。将这些礼学文献加以归纳、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礼仪风俗，也对传世礼学文献起到补充、修正之作用，更为专门从事礼学研究的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提供了极大便利。

  总之，我们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温故知新”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以“礼”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作者：陈戍国 陈雄，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大学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