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体例下传统兵学史的书写典范——读《中国兵学通史》

　　无论是从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还是研究范式的改变创新而言，黄朴民教授主编的《中国兵学通史》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同时也为当今军事理论研究和国防事业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

　　一、兵学通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人类文明产生始，战争就如影随形，并在国家政务系统中占有支柱性的地位。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战争实践，催生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战争文化。然而与绵延卓绝的战争实践相比，传统兵学在历代的发展却并不显明。自古以来，受制于官藏秘术、崇尚功利等先天因素，以及儒家主流文化的长期压制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传统兵学的发展向来受到历代政权的限制，其势不彰。近代以来，受西方先进军事文化的刺激，传统兵学文化更遭弃用，走向沉寂。建国后，对传统兵学的研究和创造性转化受到重视，迎来一定范围内的研究热潮，其中以军事科学院为代表的军事院校成为先导，逐渐开始重视传统兵学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较之传统文史学科研究的大放异彩，传统兵学研究则相差甚远。就总体研究现状而言，学界更注重对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整理和总结，如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军事通史》，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中国历代战争研究》，武国卿主编的《中国战争史》等。而从思想史的角度，以宏大视角对传统兵学发展流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则寥寥无几，姜国柱主编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史》虽体系博大，但在资料整合和思想挖掘方面尚有不足，另外还有一些浓缩版的兵学史概览，如黄朴民主编的《中国兵学思想史》，赵国华的《中国兵学史》等，限于篇幅这些成果基本都存在“精而不详”问题。这反映出了学界对传统兵学发展的梳理和阐释，既不充分也不系统。而《中国兵学通史》丛书的出版，则针对性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研究团队几无遗漏地对传统兵学在历代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将见诸甲骨卜辞、史政书目、兵书战策、诸子典籍、奏折奏章、用兵语录、练兵操典、制度手册等载体中的兵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整合和阐释，详实清晰地呈现和考察了传统兵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主题转化、重要节点、发展线索、阶段特征和作战观念等内容。如《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在整合史政书目、出土文献和兵书战策等资料基础上，对先秦主要作战理念从“偏战”到“诈战”演变的阐释，即抓住了当时兵学理论发展的主线。事实上，从文明的进展和战争的成熟来看，西周以降的“偏战”与“诈战”先后构成了先秦战争最主要的两种作战形态，两者的交替基本以春秋中后期为时间线。当时，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造成古军礼制度的消亡，“礼”对战争的约束渐趋消亡。而生产力的进步、人口的增长、战争规模的发展则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包括征兵制度的变革、军事装备的进步、作战形态的演进等，尤其是步战的复兴对战略战术灵活性的要求突显，这些因素最终推动“诈战”发展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

　　二、兵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创新

　　近来，黄朴民主编的《中国兵学通史》由岳麓书社出版问世，丛书包括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近代等七卷，计300余万言，是一部逻辑严密、体系博大、思想精深的上乘之作。丛书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系统梳理和阐释了传统兵学的历史流变、主要成就和文化价值等，详实地探究了各历史阶段兵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基本形式和历史影响等，体现了中国兵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水平，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兵学在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事实上，无论是从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还是研究范式的改变创新，或是对研究细节的补充完善，该丛书的出版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同时也为当今军事理论研究和国防事业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

　　长期以来，制约传统兵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精神的缺失，这导致兵学研究在范式和结构上陈陈相因，把过多的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在对重复问题的反复探讨。具体而言，学术界对传统兵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兵家人物、兵学经典、战争实践等模块的立体化分析，并且往往以代表性人物与经典著述为中心，即尤为侧重对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为代表的兵学经典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虽有其优势，能更深入地考察某一历史阶段兵学理论的发展，但就兵学史考察的整体而言，它不能对军事理念、作战方式的变化做一个综合连贯的考察，从而割裂了军事技术、作战理念和战争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因而这种传统研究范式理应做出调整和改变。这不仅要求研究过程中对史料文本的搜集更加丰富全面，而且更要求研究者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完备的知识储备。而《中国兵学通史》丛书的著者十分注重对研究范式的创新，改变了对兵家人物和典籍的过分倚重和单一阐释，转而侧重对战法与思想的互动研究，贯彻“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兵学理论”的分析逻辑，更加深入地考察作战样式和军事观念背后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动因，从而加深了对军事理念的分析和阐释，提高了传统兵学研究的逻辑性、综合性和思想性。《中国兵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关于水战的考察即是基于这种逻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代之一，多股政治势力的崛起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内侵，割据势力形成长期南北对抗的政治格局变迁，作战轴线南移至淮河长江水域，河网密布的地形地貌，使得水战成为当时比较常规的作战形式。而这背后的技术支撑，则来自于造船业的突飞猛进，所造战船的种类齐全、功能多样，实战能力大大提高。无论是大吨位的艨艟巨舰，还是机动灵活的各类快船小舰，一应俱全，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水战体系，并应用到当时的赤壁之战、西晋灭吴之战等战争中。期间，水战的作战原则和技巧被总结提炼，反过来又成为各国水战的指导思想。可以说，这种基于思想史考察的研究方式，深刻地揭示了作战方式的演进和变革，以及新型作战理论的诞生和成熟。

　　三、兵学研究细节的重大补充

　　一种社会现象的生发过程，通常夹杂着或明或暗的重要线索，它们往往隐藏在思想演进的背后，引导或左右着思想的流变和革新。在中国传统兵学演进嬗变中，就暗含着许多这样的线索，它们虽不是兵学演进的主要面貌，但却塑造了兵学发展的基本形态。这些线索虽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却因不是兵学演进的主题内容而在研究过程中受到忽视或者被简单带过。这些问题在《中国兵学通史》丛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关注和解决，这里略举其要：其一，《秦汉卷》对于兵、儒合流的思想史考察，即详实地阐释了兵学与儒学在秦汉大一统背景下的发展和互动。实质上，兵学与儒学的交融，或儒学对兵学的渗透，是秦汉兵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或特征，这直接影响了兵学发展的基本形态。早在战国晚期的文化汇聚和整合中，兵学与儒学就已经开始了平等且相互的取鉴，但这只停留在对战争基本认识等理论层面上。时至汉代，尤其是在儒学独尊后，儒家思想强势崛起，开始向思想文化等领域进行价值渗透，这使得当时的战争观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义战观”亦得以真正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两汉之际，光武帝刘秀更是将儒家的仁义治国之道与兵家的克敌制胜之道进行有机结合，系统地建立起以儒家战争观念为核心的、融兵儒为一体的军事思想体系，他对兵、儒的贯通和应用使得兵、儒的融合得到了实践，标志着兵、儒合流的完成，从此兵学发展便深深刻上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而经学模式下的兵学典籍注解也由此展开。其二，丛书前三卷对作战轴线变化的考察和阐释。先秦时期战争的演进主要表现为东西对抗，属于汉民族形成前内部政权的整合，其作战形态主要是步战或车战，其中以战国七雄绵延数百年的对抗和兼并表现地最为典型，战争演进的结果是秦并六国一统天下，楚汉相争是其余续，最终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的汉帝国。然而，随着中原地区大一统政权的稳固和汉民族的整合完成，汉代以后作战轴线逐渐由东西对抗演变为南北抗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渐次展开，并几乎绵延整个封建时期，这期间的主要作战形式开始多样化，骑兵兴盛，水战崛起，步骑协同成为战争常态，机动灵活的作战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其三，《中国兵学通史》后四卷对“文人论兵”这一兵学发展过程中特殊现象的关注和跟进，使得“文人论兵”研究不断完善。从《隋唐五代卷》对文人论兵现象缘起的考察，到《宋元卷》对文人论兵兴盛的全面整理与阐释，再到《明清卷》对文人论兵模式延续的成果梳理和分析，最后是《近代卷》对文人论兵走向衰亡的内外因考察，可谓从宏大的历史背景对文人论兵的线索进行了连贯系统的整理和考察。事实上，该丛书中还有不少此类问题的整理，如大一统视角下战争战略的发展，兵学理论发展与战争实践的互动等。对这些线索的思想史考察，不仅使得传统兵学研究学理性更强，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或丰富了传统兵学研究。

　　实质上，从大跨度、长时段的叙事时空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流变诚非易事，这既需要研究者以极大的耐心和定力“皓首穷经”，又需要研究者具备过硬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知识体系，更需要对重要历史线索的连贯把握和对关键细节的敏锐捕捉，这决定了对中国传统兵学的思想史考察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兵学通史》创作团队由资深军事思想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牵头和把关，汇聚了一批专研军事史的专家学者，他们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专业明确的编写分工，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恢弘视野下对传统兵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丛书对兵学史演进的全方位梳理，对研究范式的重要创新，对重要历史线索的敏锐捕捉，不仅有力推动了传统兵学研究的进步，而且实现了对传统兵学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