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译典籍批评研究的力作——评《〈道德经〉西传之云变》
《道德经》是世界上除《圣经》之外译本发行量最大的古代文化典籍。数百个版本的西译本，多数出自西方学人之手，其翻译质量如何？译文与原文语义的契合程度如何？与国内译者相比，西方译者有何优势和不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古代典籍的准确西传和中西典籍文化的深入交流，章媛教授的新作《〈道德经〉西传之云变》，是这一领域的力作。
中国古代典籍的西译西传，即使从明确可知的十七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翻译算起，也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在此历程中，大量的中国典籍被译传西方，极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深化了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力度。其中《道德经》一书，尤其受到西方学人重视。据荷兰学者沃尔夫（Knut Walf）所编的《西方道教研究目录》（第六版）统计，1816年至2009年，全球西文《道德经》译本“总共涉及31种语言643种译本”（章媛：《〈道德经〉西传之云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2页），是世界上除《圣经》之外译本发行量最大的古代文化典籍。这些《道德经》西译本，多数出自西方学人之手，其翻译质量如何？ 译文与原文语义的契合程度如何？ 与国内译者相比，西方译者有何优势和不足？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古代典籍的准确西传和中西典籍文化的深入交流，在我国实施中华典籍外译传播战略、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当下，尤其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然而，要深入回答上述问题，绝非易事——回答者不仅需要熟练掌握相关西文，而且能够透彻理解《道德经》的语义和思想。可喜的是，近三十年来，中文学术圈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中华典籍译本批评研究，已积累起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道德经》西译本的研究，堪称大宗，最近出版的章媛教授的《〈道德经〉西传之云变》一书，即是这一领域的又一部力作。
综观学界已有的关于中国典籍译本的批评成果，按其研究取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译文和原文进行语言对比研究和译文优劣评判”（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旅行与世界想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83页）；另一类是通过描写性研究呈现译本翻译状况，而对合理变异持最大程度上的宽容。章媛《〈道德经〉西传之云变》一书显然属于前者。该书内容除第一章《绪论》外，尚有四章：第二章《〈道德经〉西传概述》概述《道德经》西传译本的语种、数量、所据版本、体裁等情况，简介主要语种的译本和国内、外译本研究状况；第三章《多元化解读〈道德经〉的得与失》将《道德经》西译本分为基督教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类等四类，通过典型译本分析分别评述各类的优缺点；第四章《〈道德经〉核心概念的翻译云变问题》选取《道德经》的核心概念“道”“德”“自然”和“无为”，考察、评述西译本文义的变异状况；第五章《〈道德经〉翻译与接受中的云变问题及解决途径》从《道德经》西传翻译、接受、效果三方面，梳理、归纳其翻译与接受中的云变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途径。
该书主要的学术特色，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充分收集、掌握《道德经》西译版本的基础上立论。为了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作者“不惜代价收集了大量的《道德经》译本”，数量接近200种。正是基于这些版本资料，作者构建了依据性质将《道德经》西译本进行分类论述的框架，并在典型译本的选取上做到了准确、充分，使其颇具代表性。
第二，突破传统的分期论述框架，依据性质将《道德经》西译本分为基督教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 类等四类进行考察、论述。传统的分期论述固然能够呈现《道德经》西译的演变历程，但是分期往往无法表征不同性质译本的存续状况，作者按性质进行分类论述，为深入研究《道德经》西译本、呈现其翻译状况提供了另外一个极为有益的视角和论述框架。
第三，超越单纯的翻译批评，挖掘《道德经》西译变异背后深层的“文化思想、历史政治根源”。这是该书论述的重点之一，如在第三章对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阐释《道德经》的评价、第四章探讨《道德经》“道”“德”“自然”和“无为”概念的涵义等处，都有体现。
第四，用“译文和原文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了《道德经》西译中的误译、误释问题。这是该书论述的重心所在，作者通过对典型译本译文的细致分析，从译本总体分类和核心概念翻译两个方面，全面呈现了《道德经》西译中的误译、误释现象，从而得出“《道德经》思想西译、西传中，各种翻译只能触及老子思想内涵的某个方面，从总体上只能说是无限靠近的过程”这一结论。
抛开政治、文化因素和译者的主观意识，单是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方面的客观差异，就使得“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在此意义上，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认为“不存在完全精确的翻译”（尤金·奈达：《论对等原则》，江帆译，见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页）。对于具有“词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旅行与世界想像》，第384页）特点的《道德经》而言，要做到“精确翻译”尤其不易。如美国学者韦尔奇（Holmes Welch）认为，“《道德经》翻译是一个举世难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它”（转引自章媛《〈道德经〉西传之云变》，第226页）。鉴于存在这样的翻译困境，对《道德经》译文的批评，应该秉持合理的标准和相对宽松的尺度，而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评判似乎有点过于严苛了。与此相关的是，作者运用回译的方法，考察、展示译文的准确性，这反而成为一种逆向翻译，考验着作者对西文表达的理解能力。虽然大多数回译展现了作者优秀的翻译能力，但有个别之处，如将卡鲁斯（Paul Carus）对“道”的译词“Rea⁃son”、安乐哲（Roger T. Ames）和郝大维（David L. Hall）对“道”的译词“waymaking”按其字面意思分别回译为“原因”和“开路”，似乎还需斟酌。另外，书中行文表述偶有疏误之处，如“陈玄英疏”（第142页）当为“成玄英疏”等。
总体来看，该书是一部对《道德经》西译“译文和原文进行语言对比研究和译文优劣评判”，并探讨其翻译变异的文化、政治和历史根源的研究力作，展现了《道德经》西译西传的历史状况和所存在的问题，十分有助于回应中华典籍如何走出去这一现实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