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黄永年先生的藏书与读书
《心太平盦古籍书影：黄永年先生收藏精粹》，黄寿成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582.00元
《心太平盦古籍书影：黄永年先生收藏精粹》这部书以精美的形式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借此书出版的机会，我来聊一聊我跟黄永年先生学习古籍版本知识的经历。
我到史念海先生那里读研究生，第一天，史先生把我和同学叫到他家里，座上就有黄永年老师，当时没有副导师的说法，但是实际上有这个意思，他说黄永年先生所有的课你们都要听。
跟黄先生学习古籍版本，听了两堂课我就逃课了，为什么呢？ 我是理科出身，文史知识差得太多，非常着急想读书，当时想，一本古书看不到，我学什么版本呢？ 然后就逃课了。黄先生没有怪罪我。
后来我博士毕业到北京工作，黄永年先生到北京出差，我陪着他逛琉璃厂，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什么书，他讲什么书。黄先生的公子黄寿成先生讲，琉璃厂的人，还有上海古籍书店的人，对黄先生都是非常敬重的，黄先生在一本书前稍微翻了一翻，他走以后，那本书是会加价的。有一次黄永年先生在西安给我打电话，他要一套非常普通的书，我打电话给老师傅说，黄先生要这个书，你给留下，隔了两个星期去，一部都没有了，我非常奇怪。又过了一阵，旧书店门帘后面整整齐齐都在那儿码着呢，因为老师傅觉得既然黄先生喜欢，一定是非常珍贵的书。好像是刘师培的《左盦集》，那个是有花样的，初印本带墨钉，极罕见。但黄先生已经有了带墨钉的了，只是想要一个普通版本并在一起。谁知那边都给藏起来了。
我到北大教书以后，因为要讲版本学的课，不得不稍微系统学一点古籍版本学。经过这么多年慢慢摸索，对黄先生的古籍版本学还有他藏的古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谈一谈我的理解。
买书、藏书是为了读书
黄先生一直不太喜欢别人叫他古籍版本专家，也不喜欢别人叫他历史文献学专家，他觉得，我就是普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这些知识是一个达到基本合格要求的文史学者必须具备的。我想强调的是，他是为了读书而买书的。我没有和黄永年先生详细谈过，但大致知道他在常州读中学的时候，用零花钱开始买书，他买书一开始肯定不会讲究版本，买多了以后就一定要讲究版本。黄永年先生有一般人没办法比的条件。首先，他绝对聪颖过人，黄先生读书几乎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另外，也有机缘。那是抗战时期，吕思勉先生从上海到常州教书，黄永年先生上初中就跟吕先生读书，晚上就在吕先生的宿舍里陪着聊天，一个小孩子有博学大师指导，谁有这个机会？ 进步是自然的。买书的范围随着学识的增长就越来越宽广了。他是为了读书而买书，这跟大家喜欢收藏古籍，买书只看版本、只看版刻，不考虑内容，是有重大差别的。
寿成师兄讲了，黄永年先生收的宋元版本是有一些的，但是买不起太多，他买的更多的是明清刻本，而明清刻本的选择上，我们仍然可以清晰看到黄永年先生对学术的重视。一般明代刻本，嘉靖本普遍比较贵，黄先生少买两部清刻本，买一点嘉靖本也不是太难。他的收藏有明前期、明嘉靖，但更多的是清代刻本。这就涉及到他买书的目的，他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更好地吸收前辈学者的学术积累和经验，所以大量都是清代刻本。为什么清代刻本重要呢？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不管哪个方面，清代乾嘉以后的学术走向了特别专门、深入的状态，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学术是真正脱离了政治，为学术而学术，达到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黄先生特别重视清代的东西。
有一个事，我觉得很遗憾。我认为在他那一辈学者里，有条件写出好的清代学术史的人，是黄永年先生。这和他买书是有密切关系的，在他大量阅读清朝学者著述过程中，必然对清代学术有很多心得。我也接触到专门做清代学术史的人，我不认为那些位的水平达到了黄永年先生的程度。我在黄永年先生身边听课，他真的是如数家珍，除了天文、数学方面，其他所有的领域他都跟我谈过，这样的学者很难找。研究清代学术很难，像明代学术简化以后可以比较简单，经学、理学、心学等，清代学术要复杂得多。
我们喜欢古籍版本的朋友知道，万历前后出现的套印本非常精美。有一次我跟黄永年先生说，我想买好的套印本，黄永年先生就说：你是念书人，你要买了这本书，我就不认你当学生了。我这个人一辈子真正称过老师的有四个人，我的导师史念海先生，还有黄永年先生，复旦大学的邹逸麟先生，杭州大学的陈桥驿先生。邹逸麟先生和陈桥驿先生是我答辩时候的老师，是我的“座师”。黄先生在正式认可我之前，我不敢称学生。有一次我说我绝不敢到外面招摇撞骗说是你的学生，黄先生一下子翻脸了，拍着桌子跟我说，辛德勇，你这个学生我是认的，你要不认那是你的问题，从那以后，我才对外讲我是黄永年先生的学生。当时，黄永年先生说，你要买套印本你就不是一个念书人了。他这么一说，害得我到今天一部套印本都没有，其实黄先生自己还买了一两部。实事求是地说，套印本整体的学术质量确实不高，但套印本里有很多评语、批语，对于我们理解诗文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是学术角度不同。
黄先生对古籍版本学的贡献
黄永年先生从来没有把古籍版本学当作一个特别的学问，他认为所有文史学者都应该尽量学一些。他写《古籍版本学》是非常偶然的。大致在1978年前后，全国开始善本书的古籍普查，普查是以国家藏书单位往上报，当时黄先生在陕西省，陕西省要做古籍善本普查，在图书馆临时办培训班，黄永年先生用不到10天时间写出了《古籍版本学》的初稿。这书的三个版本我都看过，第一个初稿是简本，然后还有个中本，比简本复杂一些，最后写出《古籍版本学》。顺便讲一下，黄永年先生写书的速度很快，一本书一般就一个月，从我对黄先生秉性的了解，时间长了他受不了。有一个事情他让我干我没有干，就是国家教委组织高校文献专业的教材，有一个经、史、子、集的概论，他写子部，让我写史部，我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写东西啰嗦，啰嗦得所有人都烦，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提纲挈领，我概括不了，我就没有做。黄先生很生气，他说你看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让我做这种苦工，这点儿事你都不能做。黄先生拿过来自己写，大概二十天就写出来了。他所有的书都是这个速度。
我以前写文章，把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分作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各有代表性人物。第一个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先生之后的第二阶段是由他的弟子赵万里先生做的，赵万里先生的著作主要体现在《中国版刻图录》，署名是北京图书馆，那个是赵万里先生亲自写出来的，他把宋元版本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并不完善。黄永年又从版刻字体上总结出来“建本”是什么。一个学者和古董家的不同就在这里，他知道一个东西有特点、有规律的地方是什么，他系统指出了，使宋元版本学进一步完善。明清刻本的体系则是黄先生一手建立起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希望大家在阅读黄永年先生这部书的时候，用一个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它。这里面黄寿成师兄谈到的道光时期所谓仿宋元刻的《春秋公羊解诂》，我是陪他在北京的古籍书店买到的，他在书店里没说话，出来路上他说这部书我已经有四部了，我说这部你就让给我吧，该多少钱我都知道，他说那不行，每一部都有花样。我刚才特别强调了他的学术追求，但是收藏者有一个奇怪的癖好，他要有些不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又过了三四年，我终于也买到一部，心里感觉舒服一些了。这部书是清中期的仿宋元的刻本，这也是黄永年先生提出的界定，他把清早期刻的定义为“覆宋元”，清中期的叫“仿宋元”。
宋版书黄先生还是买不起，至少好的买不起。黄先生跟我讲他在上海读书时，到一个书店，看到有一摞残本，都是宋元本，他怎么买呢？是这样的，他先挑一本最厚的。第二本呢，他挑了一本宋代的书，但是有元代和尚的题跋在上面，就是书是介于宋元之间的。第三个又挑了一个东西。他的前提是，他有五块大洋。我说那接着挑啊，还有两块大洋呢！ 他说我吃顿西餐还要一块呢。我说那还有一块，他说我要坐黄包车呢！ 我本来是穷小子，我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为了买一本书，会徒步走一个小时。所以我和他说你勒一勒裤腰带嘛。当年他到北京琉璃厂去，有一个宋版的书，不到他一个月的工资，他说这种烂书版要它干啥呢？ 他就没买。我说你买了这些宋版后来能卖多少钱啊！ 他说当时想不到嘛。他重视的还是学术。另外特别好的书版他还是买不起的，这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买了一些明版书，黄永年先生叫烂明版。我到北京的时候，住的房子是国家分的，但是要收一点钱，5万块钱，我还是付不起。为了这个，我只能处理给书店一批书。我后来和人说起，人家说好歹是明版，干嘛不留下明版处理清版呢。现在我留的这些东西都是清代的，我说没办法，我就是想留下更有学术价值的，这都是受黄永年先生影响的结果。
“换书”的故事
我再讲讲黄永年先生跟我换书的故事。一部就是《尔雅义疏》。这部书的好处主要就是刻书的时候是请陈奂、王念孙参与了。清代学术发展到这个时候，古音韵研究基本到成熟的程度了，同音通假可以破解无数早期的经史典籍中大家读不懂的内容。这书的道光刻本，恰恰是请了这些高手把作者郝懿行的废话删掉了，不是书写得越厚越好，要得当、精炼，所以《尔雅义疏》最好的版本还是这个道光刻本。但是此书流传极少，我听黄先生讲课的时候他就反复提到《尔雅义疏》难见，他自己也没有。而我偶然碰上了。黄永年先生说，这个书你得送给我，我说没有这个道理，他说你不像话，你看看我当年怎么对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的。有一天黄先生在上海书店买到一本《经史问答》，买到以后他跟蒋先生说，蒋先生说这书自己没有，黄先生马上就送给蒋先生了。我说那也不行，这个书我“坚决不给”。过了好几天，有一次北京拍卖《四妇人集》，刻得非常精美，我买不起，我说那个书挺好，黄先生说喜欢吗？ 我说喜欢，他说喜欢好办，我有两部，我拿一部跟你换《尔雅义疏》。我说那也行。下一次他到北京出差就带来了，在宾馆见面，他说咱俩的书价钱差得实在太多了，这是不等价交换，我说是你要换的，不是我要换，他说你好歹给我补一部，我说好。我就给了他一部孙志祖的《孔子家语疏证》，太普通太差的书他看不上，我也拿不出手。黄先生看了说：辛德勇啊，从这点看你还“良心未泯”。这样就换了。
黄寿成师兄讲到四棵松的故事，就是《四松堂集》，当年大概胡适发现的，故事涉及到黄先生和周绍良先生。周绍良先生家是巨富，周绍良的父亲周叔迦先生把全部的财产、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佛学。到周绍良先生，他买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在当时来说都是花不了几个钱的。而周绍良先生收的宝卷是非常好的。而这个《四松堂集》，我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影印本，好像影印的就是周绍良先生的这个藏本。当时黄先生想要，周绍良先生比他年长一些，他说给你吧，但是不白给，你得给钱，黄先生问多少钱，周先生说一棵松树一百块钱。不谈这个书的特殊性（这本书的作者是清朝宗室敦诚，曹雪芹和他有一些唱和，所以这本书对研究《红楼梦》很有价值），当时这本书放在市场上，随便能卖到两千块钱。所以周绍良先生其实就相当于送了。周先生拿到黄先生的钱以后说：走，我们吃烤鸭去。结果一吃就吃掉了二百多块钱，书钱吃掉了大半。这是一个趣事。
顺便讲另外一件趣事，那年黄先生请周绍良先生到西安讲学，然后请周先生到家里看书。周先生收藏历书，黄先生在旧书里拆出来了明朝的历书，黄先生说你喜欢这个就给你了。然后周先生说我有本《玉匣记》你可能喜欢，就答应给黄先生了。时间过了十几年，黄先生总跟周先生提这事。我到北京以后，黄先生还让我和周先生提这事儿。周先生和我笑说，你看你的老师，我说给能不给吗？ 我是一时找不到。有一天周先生让他手下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书找到了。我去了一看，周先生拿出两部《玉匣记》，说一部是给你老师的，一部小伙子就给你了。两部都是残的，都有缺页，都是万历的，他给黄先生的更好。然后我就跟黄先生说，托你的福。黄先生说，你怎么也能捡到这种便宜？ 我说这是周先生给我的，他说那你这部也放在这里我看一看。我说好吧。结果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黄先生把他那部里面没有的页，我那里有的，给我拆了，放进他那部里了，而把我没有的他那里有的页，复印了一份给我。我说好吧。所以黄先生那部比我的要全一些。有一次我又见到了周先生，我说我的书被黄先生拆下去好几页补到他那儿了，周先生说怎么能这样呢，不过这也没办法。周先生就说了当年周家的故事，他小的时候是请了梁启超做家教的，梁任公是一看他家有什么书喜欢，就直接拿走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据作者在《心太平盦古籍书影》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皮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