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与诗家：《史记》的一体两面
《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传”是解经的“经学文体”的重要形式，这一形式为了让读者对史实和义理的理解更加“深切著明”，因此，会把史实的考索、义理的阐释、辞章的敷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史记》有意复制经传文体的书写策略，因此，虽然是“通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在描述《史记》在历史与文学领域的双重影响。
客观地说，当初司马迁却并非有意为今日之“文学”，也并非“为史而作史”，司马迁有更高的追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陈述他的书写目的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明确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司马氏世典周史”，有着深深的史官使命感。司马迁《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以孔子为法，继承《春秋》之意，探索天人际遇与古今之变，能成一家之言。同时这也就使《史记》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具有了史学、文学等多重影响。《史记》成书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其史学性、文学性在历朝历代不断受到关注。现在，《史记》成为史学经典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而其文学发展历程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这一探索不仅对于了解《史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学术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却是一项庞杂的工程。张新科教授不惮其烦，著成《〈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谓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
《史记》能够成为文学经典，本质上是由其文学特性决定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言：“《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所谓“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司马迁以孔子为效法对象，必然会对文辞极为看重，也必然会广泛学习前代经典，注重《史记》的文学表达。显然，司马迁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又如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序》中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这些都说明了《史记》所具有的文学特性及其价值。
在今天看来，由于《史记》本身性质的复杂性，即《史记》既是继承经学的，又是史学的、文学的，这就使得《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之路变得复杂而又漫长。如果要清晰地描述这一过程，不仅要涉及到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各方面，而且还要关注到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史”、文学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史”、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等基本层次。张新科教授明确指出：“《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读者对《史记》文学特征、文学价值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从汉魏六朝时期就已经起步，到了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等原因确立了《史记》的文学地位，宋元时期《史记》文学地位进一步加强，明清时期则更加巩固。”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特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鲜明的思想性，即深刻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典型化、个性化；深入人物内心，把握人物整个灵魂，适当进行合理想象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美感效应。”《〈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包括《史记》对前代文学经典的接受、汉魏六朝文学经典化的起步、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宋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元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变、明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清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近现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加强、当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时代、海外《史记》文学研究对经典建构的作用等十章，内容脉络分明，可以说已基本上将《史记》经典化的过程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精彩论述随处可见。
司马迁作《史记》是建立在史实记录基础上的，所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是对于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事件，尤其是那些“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还是给予了特别关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为了刻画这些非常之人的丰满形象及其特异事迹，司马迁难免对一些残缺事件进行了合理的假设与想象，因而也就给《史记》蒙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扬雄《法言·君子》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当然也“爱义”，但被认为与孔子的“多爱”不同，似乎“爱奇”超越了“爱义”，谯周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刘勰说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对于这种“爱奇”倾向，张新科教授则认为：“奇人奇才，给《史记》增添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使《史记》成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并分析说：“就司马迁来说，他也是一个奇人，身负奇耻大辱，仍然发愤著书，顽强不屈。时代毁灭了他，也玉成了他，使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奇迹般的贡献。正是由于自己也是个奇人，所以，对那些奇人奇才也就特别看重，这是司马迁的审美观产生的最主要的土壤。”这显然能够加深人们对《史记》爱奇倾向的认识。张新科教授认为，司马迁的爱奇倾向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并且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屈赋的浪漫色彩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史记》则是在现实内容的基础上增添几分浪漫色彩。这种爱奇倾向，并非虚无缥缈，超脱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张新科教授明确指出，唐代正式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并且特别强调了古文运动的作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呈衰弱之势，韩愈面对当时的形式，借提倡古文以复兴儒学，他“所敬者，司马迁、扬雄”。同时的柳宗元也推崇文章应当“峻如马迁”，“参之太史以著其洁”。于是古文大家的提倡使得《史记》成为了文章家学习的榜样。对此，张新科教授说：“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对《史记》的学习主要表现在人物传记的类型、文章的章法结构、创作风格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古文家逐渐将《史记》建构为文学经典。”从《史记》的经典化历程来看，唐以前重视《史记》，主要还是从史学角度来着眼的，而古文运动向《史记》学习，则着重突出了《史记》的辞章之美，把人们的目光由史学正式转移到了今日之“文学”。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内容主要是对史籍、散文、诗、词、小说等进行评点。在明代，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产生了大量针对《史记》的评点作品。如杨慎的《史记题评》、钟惺的《钟伯敬评史记》、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等。同时也出现了汇集众家评论于一编的凌稚隆的《史记评林》等。此时，通过评点，《史记》的文学性被最大程度展现了出来。如明代茅坤在《茅鹿门集》卷三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 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也。”面对这一现象，张新科教授指出：“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评点之于《史记》文本，具有解密的作用。《史记》作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评点者独具慧眼，挖掘宝藏，扩大了文本的内涵。”“《史记》评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词语，既促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史记》作品的广泛传播。这些理论词语如‘风神’‘精神’‘神理’‘境界’‘雄奇’‘疏宕’‘悠远’‘古劲’‘幽窅’‘闳深’‘壮丽’等，都为后代的古文理论家提供了借鉴。”这些分析与论断简明扼要，无论从文学理论角度还是文学史的角度都能够加深人们对《史记》辞章特性的认识。
张新科教授是《史记》研究大家，有多种《史记》研究著作问世，如《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学概论》等，这部新著比之过去的著作，更是具有集大成和里程碑的意义。在这本书中，张新科教授立足于整个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下来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路程进行梳理，他特别注意到，“《史记》的文学特性是建立在历史特性之上的”，强调“研究《史记》的文学特征时，必须将历史学家的眼光与文学家的眼光结合起来”。如唐代重视修史，是《史记》文学经典地位奠定的重要时期，“从唐代的文化背景来看，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由于《史记》史学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它的文学地位的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可以说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又如为何会在清代出现《史记》文学阐释的高潮，作者分析说：“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来看，统治者为了加强修史工作，钦定前代的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放在史部最前面。这种做法，虽是着眼于历史，但同样对《史记》文学地位的巩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史记》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从清代学术背景来看，由于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文人学者只好埋头于古籍之中，以免遭祸，于是，考证、细读点评《史记》蔚然成风。”“另外，清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这些概括与论述显然是切合时代背景的，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张新科教授的这部著作既是在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梳理，也是在对《史记》的文学风貌进行还原。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型，逐渐构筑起分科视野下的学术体系，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开始有了新的文学观念与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构筑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背景下进行的，难免带上一些水土不服的色彩。目前我们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对文学有进一步的研究，就需要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切实的了解，需要梳理与还原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其实，在西方文学观念与分科理念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文学就一直存在着，并且很好地发展着，具有自己的发展路向与特点。在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史记》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张新科教授的这部《〈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乃至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
（作者单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