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众思想：“大众思想史”的一个个案
《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杨秀清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第一版，88.00元
最近读到敦煌研究院杨秀清先生的《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一书，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与传统的研究范式不同，该书是从文化史、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敦煌，将时代限定在敦煌最发达的唐宋时期；探讨的对象是敦煌大众，而不仅仅是社会精英。在书中，作者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做了全方位、多角度考察。
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60年代后，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引起西方思想史研究向大众文化、大众观念研究的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也出现了由研究精英思想向研究大众观念史的转变，但是，迄今为止，专门研究大众思想史的成果并不多见。1998年，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提出了“一般知识与思想”的概念，并利用多种类型的史料来描述历史时期人们的知识、观念和信仰。杨秀清先生正是在此学术思潮的启示下，试图以敦煌文献为依据，以唐宋时期的敦煌为对象，把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思想史特别是大众思想史领域。
以前史学界关注的重点是政治史和经济史，而秀清先生则对思想史情有独钟，这与其学术养成期的社会氛围和学术环境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作者读书的1980年代，正是一个思想的时代，以“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及相关出版物的问世为标志，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秀清与我都在1980年代中期随金宝祥先生读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生。金先生是隋唐史领域的大家，但又非常注重对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哲学著作的研读，认为历史研究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不断升华。史学研究要做到主客相通、古今相通，就是要把“具体的历史，变为哲学的抽象”。这些，都对作者从事思想史研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因此，当1995年秀清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调入敦煌研究院后，自然而然就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而着力最多的则是敦煌大众的知识和思想。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使地域文化研究大放异彩。作者将敦煌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域文化区对待，认为“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根据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质，可以把唐宋时期的敦煌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来考察”（《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第19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码）。由于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接纳了各种不同的外来文化。“在开放的背景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敦煌和平地交流，没有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敦煌文化”（第53页）。
作者提出：“在敦煌文化区中，其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第19页）这主要是，唐宋时期，全国的文化中心是长安，敦煌远离这一中心，从而使民众对精英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受到限制，精英文化在敦煌被简约化、通俗化、生活化，成为能够被普通大众接受的大众文化。秀清先生以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社会生活观念与普遍想法为切入点，对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宇宙观（世界观）和历史观，社会生活的常识、经验、规则与敦煌大众的伦理道德观念，祭祀、节庆、仪式与敦煌大众的思想，佛教的大众化与敦煌大众的佛教思想，道教的大众化与敦煌大众的道教思想，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思想的价值及意义等等，展开深入探讨，自成一家之言。
二、敦煌大众与大众文化的新探索
本书所探讨的是“敦煌大众”，但如何理解“敦煌大众”？“敦煌大众”是否就是普通百姓？ 或者说是与社会精英相对应的概念？ 作者提出：“大众不是阶级划分，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大众的构成，并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识中的普通民众和下层百姓，也包括官宦世胄和普通知识分子，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第218页）由此可知，作者心目中的“大众”既有一般的普通民众和下层百姓，也有普通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官宦世胄。可以说，几乎包含了社会的全部，当然，将“少数社会精英”排除在“大众”之外了。
敦煌自汉代设郡以后，直到14世纪明代洪武年间划嘉峪关而守，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敦煌最有特色和影响的还是唐宋时期。敦煌艺术到唐代达到了最高峰，敦煌文献最多、最重要的是唐到宋初（尤其是吐蕃和归义军时期（781—1036年））。所以杨秀清先生并没有从整个敦煌的历史着眼，而是聚焦于唐宋时期。正如作者所说：“根据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质，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我们把唐宋时期的敦煌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来考察，在这一时段内，其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第406页）
以前，当提到大众思想、大众文化时，总是将其预设为民间的、非主流的思想或文化，一般的研究和解释也基本上是在这一预设下进行的。杨秀清先生并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认为把精英思想大众化、通俗化，成为人们生活的常识和习俗，并不会变为民间的、非主流的思想。如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妇孺能解，但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从来都没有将白居易称为民间诗人。所以作者提出：“既然精英思想大众化并未改变其主流思想的性质，那么，那些被大众化了的精英思想怎么能称为民间思想呢？”（第189页）
传统社会所留存下来的基本上都是精英的材料，从史学的角度来说，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各种典制类文献如政书等。文学史方面则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所谓的雅文学。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当然主要是精英的思想。正因为资料的缺失，大众思想史的研究缺乏文献支撑，所以学术界曾有质疑，是否存在着一个与精英思想相对应的大众思想系统？ 而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民间契约以及社邑、婚丧礼俗等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实记录。文学方面也有真正受到大众喜爱的变文，它大量采用民间俗语，在民间说唱，拥有众多的听众，是我国历史上真正的人民文学。正是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敦煌的壁画，为研究大众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唐宋时期的敦煌文化区，一方面，精英思想被大众化、通俗化，成为人们的常识和习俗；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产生影响的知识、技术与思想，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思想，并对大众的日常生活起着支配与解释的作用，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取向。这些知识与思想并不是支流余绪，而是反映着主流文化的方向，并且对精英思想产生影响。如敦煌流行的数术知识和文化、各种宗教信仰等，正是大众思想的内容。
当作者换了一个视角后，研究的对象虽然相同，但对原有的材料可以重新分类与组合，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如从敦煌文献《搜神记》所记孔子与一位老人的对话可知，普通的敦煌民众，所追求的并不是终极的精神超越，而是现实生活的利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察，可知对于唐宋时期的敦煌大众来说，家族的兴旺、子孙的繁衍、五谷的丰登、个人命运的改变，正是其人生目标。由此作者认为，传统“思想史所描述的都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或者说是思想家的思想史”，但从敦煌文献可知，“唐宋时期，影响敦煌大众社会生活的恰恰是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而不是精英思想的记录与阐释”（第6页）。
作者对敦煌大众和大众文化的新探索，不仅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视野，更是敦煌学领域的新成果。虽然可能还有论述不完善、概念不够严谨之处，但这种对新领域的开拓，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如何理解佛教的大众化
敦煌莫高窟是佛教东传的产物，敦煌石窟是佛教艺术，敦煌文献的90%以上也是佛经。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最辉煌的时代，探讨唐宋时期的敦煌大众文化，不可能离开敦煌佛教。我们注意到，以往对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的研究，几乎都侧重于经典、宗派、僧团等，但通过对敦煌的佛经统计可知，抄写种类和数量最多的是经常供养和信奉的不多几种。“从写经题记来看，大量佛教经典都是社会各阶层人士作为一项功德活动抄写供养的，而非研读佛教义理之用。”（第192—193页）在敦煌和中国佛教史上，昙旷和法成是很有建树的佛教大师，但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在莫高窟的洞窟中或敦煌的寺院中出现。就是在敦煌为大家熟知的高僧悟真，虽然留存下来的著作很多，但也几乎没有一件是有关佛教义理方面的，基本上都是碑、铭、赞、记、诗一类的作品。按照佛教的戒律规定，僧尼必须出家修行，但敦煌地区的许多僧侣则出家不离家，仍然过着世俗生活。
一方面，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够了解佛教教义，佛教高僧们采取各种方式，使深奥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义理大众化，变成大众能够理解并掌握的常识，如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和敦煌文献中的变文，为了让文化程度较低或没有文化的普通民众能够接受，就尽可能接近生活，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在佛教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高僧大德和知识精英们又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融入其中，并通过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使之深入大众头脑。另外，由于佛教在汉代初传中国时，即被民众认为和神仙方术同类，佛教在向大众传播过程中，正是借助了民众对传统神仙方术的认同来推进其传播的。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佛教终于完成了大众化的进程。
关于敦煌佛教的特点，李正宇先生曾将其称为“敦煌世俗佛教”。杨秀清认同李先生的这一观点，只是将“敦煌世俗佛教”称为“敦煌大众佛教”。秀清先生所说的佛教的大众化，“是指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向大众传播一般的佛教知识与佛教思想，这些佛教知识与思想在大众社会生活中普遍流行，并由此支配着社会大众的佛教信仰与佛教实践。唐宋时期，大众化的佛教信仰成为敦煌地区主流的佛教信仰，这种佛教既不同于过去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或称经典佛教），也不是非主流的所谓‘民间佛教’。”（第420页）
既然敦煌的佛教已经大众化了，那在信仰方面有何特点？ 作者认为，敦煌大众的佛教信仰，首先是不奉一宗一派，各派一视同仁。在莫高窟中，往往会出现同一洞窟绘有不同宗派的经变画，如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第98窟）中就绘有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报恩经变、天请问经变、药师经变、华严经变、思益梵天问经变、维摩诘经变、贤愚经变等，这是大众信仰不重宗派的典型反映；其次是真经、伪经一体信仰。唐宋时期，对敦煌大众来说，不分真经、伪经、疑经，一律信奉，甚至到五代宋初，疑伪经的流行呈现出压倒优势；再次是轻义理而重实践。敦煌虽然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但与长安、洛阳相比，整体文化水准相对较低，不会注重对佛教义理的阐释，而是通过佛教实践活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第203—205页）
通过对敦煌佛教和僧人生活的研究可知，敦煌僧人的生活方式似乎与传统的佛教戒律所规定的不同，即没有完全按佛教戒律行事。其主要表现是：僧人拥有私人财产，并蓄养奴婢；僧人饮酒食肉，并开酒店营利；僧人出家不离家，和家庭有着密切联系。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有许多僧尼虽挂籍寺院，却常年居住于世俗家庭，只是在夏安居和其他一些特殊的日子才暂时回到自己所隶属的寺院。更值得注意的是僧人还娶妻生子，或收养子女。唐宋时期敦煌僧人的这些生活方式，与佛教义理的规定完全不同，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敦煌僧人的违戒生活。但这些违戒生活，“既没有得到政府管理，也没有得到都司的约束，更没有受到僧俗各界的谴责，至少说明唐宋时期僧人违戒生活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或者说在当时敦煌人们的观念中，这些都是僧人正常佛教生活的一部分，说僧人违戒，或许只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而已”（第242页）。
在敦煌，除了佛教流行外，还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这些宗教也与佛教一样，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如流行于敦煌的祅教，直到归义军统治时期，仍然在进行着“赛祅”活动。西域祅神崇拜在敦煌地区和当地民俗结合，以其大众化的特征，成为当地民俗生活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宗教，还有文学、数术等，都具有大众化的特征。
由此可知，秀清先生在学术界关于“民间佛教”“世俗佛教”“庶民佛教”研究的基础上，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以敦煌文献和石窟壁画、题记为据，提出了“大众佛教”的概念，并对佛教的大众化作了比较翔实的论证。这种跳出佛教义理和戒律规定，从僧尼实际生活和民众基本信仰着手的研究方法，是敦煌佛教研究的新尝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敦煌史学研究者曾将归义军政权作为晚唐五代藩镇的一只麻雀来解剖，现在，秀清先生又以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作为大众思想史的一个个案来探讨。把敦煌藏经洞文献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不仅使敦煌文献的研究价值得到新的凸现，而且也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在敦煌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特别是将思想史研究与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学科相结合，这在分科治学的当下，值得大力表彰。（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