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歌史的过渡与衔接——为《清初京城诗坛研究》一书序

　　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知识增长最显著的领域非清代文学莫属。近代以来一度被轻忽的清代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新成果的涌现和增长都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最醒目的部分。这是很令人感到欣慰的。回顾过往的历史，总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弑父”情结贯穿在政治权力的更迭中。封建时代，新王朝的历史言说惯于抹黑胜朝，以凸显自身的优势和合法性，连带使前代的文化和文学也多遭贬抑。民国以来文学史研究对清代文学的轻视，由“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鄙夷也隐约可见。但随着文学史观念的更新，T. S. 艾略特的一个论断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清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史的意义：“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出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传统与个人才能》）显然，清代文学的加入将改变整个文学史序列，也将带来前代文学意义诠释和价值评估的波动。而方兴未艾的现代性观念又引发对中国古典文学近代化进程的关注，促使学界对王朝末期的这段文学史投入更多研究热情。《四库全书》及《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大型古籍的影印，适时地提供了空前便利的文献条件，使清代文学研究在近二十年间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由“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一跃而成为引人瞩目的知识增长点。

　　当然，浏览现有的清代文学研究成果，也让人感到研究力量投入的不均衡。一些作家和流派集中了较多的关注，出现不少重复劳作和“炒冷饭”之作；而许多作家和问题又缺乏研究，影响了清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深化。在我认为值得重视而研究较少的问题中，清初京师诗坛最为突出。学界对清初诗歌的兴趣，一直集中在康熙中叶以后，不多的顺治、康熙初诗歌研究又注目于明遗民和钱谦益、吴梅村这两位活动在江南的诗人，清初二三十年间的京师诗坛始终缺乏较深入的研究。这就使我们对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前后诗坛格局的变化和宋诗风的消长缺乏深层次的认识。这是有点让人遗憾的。

　　鼎革以来，诗坛的话语权力虽较多地掌握在江南一带的士大夫手中，但京师终究是诗歌最活跃的场域。京师作为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历来主导着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的趋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社会风气和审美时尚。“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汉乐府《城中谣》）从上古到中古时期，京师几乎就是文学的全部。唐宋以后，随着地域经济和城市文化的急剧发展，逐渐形成多中心的文学格局，但京师总是最优秀的文学家和最杰出的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仔细考察清初的京师，就会知道，即便当时最著名的一些诗人不在那里，以刘正宗、魏裔介、龚鼎孳为代表的达官诗人仍主导着京城的诗风，维系着京师作为风雅都会的首善地位。反过来，京师虽然聚集了来自各地的诗人，虽然一时会流行某种时尚，但经受各自乡土传统熏陶的诗人们仍带着各种小传统的基因，保持着各自的诗学观念，就像外乡人在京师多年，同乡亲还是讲着本乡的方言。这就是京师特有的“杂五方之风”（费锡璜《国朝诗的序》）的诗学景观。多年以前我撰写《清代诗学史》第一卷时，曾注意到清初京师的诗歌活动，尤其是魏裔介操选政的影响。只因诗学史的宗旨更多地关注理论和批评问题，而京城诗坛似乎并未产生独特的理论学说，因而未做专门讨论。后来我得知白一瑾的博士论文以《清初贰臣心态与文学研究》为题，又陆续读到她发表的一些论文，由龚鼎孳等贰臣延伸到宋琬、申涵光、邓汉仪、纪映钟、“金台诗人”等与京师诗坛关系的研究，觉得很有学术眼光。2013年她以“清初京城诗坛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获得立项，经过六年的专注研究，于2019年顺利结项，又经过两年打磨，最终完成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清初京城诗坛研究》。

　　此书用“清初京城文学的发端：贰臣诗人”“清初京城文学的接续：新贵诗人群体”“清初京城文学的别调：布衣诗人”“清初京城诗坛的多元化面貌”四个章节来展开清初诗歌的发展过程，在评述其间代际关系和群体特征的同时，也使清初京师诗坛的格局和诗风更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其中交织着政治身份、职官履历、交游圈子、地域传统、诗学倾向等多重人际关系和诗学问题，头绪异常纷繁，但凭借作者精心结构的叙述框架，伴以严谨周密的论析，这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最终显示出清晰的脉络。全书论及的清初诗人多至数十位，对许多著名诗人都做了妥帖的评论，同时又将京师诗坛的人物关系讲得非常清楚，很不容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稿论及龚鼎孳在顺治末到康熙前期十多年间执京师诗坛牛耳以及与王渔洋代兴的过程，还有遗民诗人在京城的活动，这些是我们认识清初诗坛不能不仔细考究的重要问题。王渔洋晚年反复提到钱谦益一诗一序所寄予的“与君代兴”之意，却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是有意回避）龚鼎孳对他的提携以及两人诗坛地位的实际交接。白一瑾对这一问题的发明使清初诗歌史的进程更醒目地凸显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她对原始文献所下的细致整理功夫，书中密集的资料运用和史实叙述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当然，从写作的角度说，有些地方征引文献似过于繁复，如能利用学界既有的考证成果，简省一些史料的铺陈，行文会更流畅顺达，更突出自己的创见。

　　一项研究只要下足了功夫，由细致的资料梳理提出问题，内容就不会流于浮泛，必有切实的发明。此书大部分内容都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意味着全书的学术含量是相当高的。我很喜欢看这样的论著，每个章节都是像论文那样写出来的，内容很结实。现在许多专著厚厚一大本，发表论文的部分不过一两篇，大部分篇幅都毫无学术含量，了无新意。那就是功夫不到的缘故，功夫既深既细，见识自然就深邃细密，就能不断发明、发现问题。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清代文献之丰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我们应该格外珍惜这一文献优势，将清代文学研究做深做细，使清代文学作为古典文学之总结和走向现代文学之开端的意义得到充分呈现；需要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多。白一瑾值新著授梓之际，以我为研究清代文学的同道，嘱为作序，遂聊书读后感，与作者共勉。（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清初京城诗坛研究》一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