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人家的岁月长镜头——《寻常百姓家》编后余思
《寻常百姓家》 么书仪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书者说】
编书、出书的初心或许是孩子气的：我读到了好东西，我想分享给你、分享给他和她。对我来说，《寻常百姓家》就是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的起点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么书仪老师一点点积攒起来的36盘录音带。在录音带中，父母向女儿回忆过往。双亲相继去世后，么书仪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又仔细爬梳了父亲留下来的各种遗物：信、账本、单据、思想汇报、合同……这本书的骨架就是从那些声音和文字中生长出来的。最早读到书稿是在2017年前后，我长久地记住了其中的几个细节。
人生点滴凝固成历史与文学的细节
1942年，作者的父亲在股票市场上亏得业不抵债外出躲避，这位24岁的河北农村青年给家中担惊受怕的妻子写信，抬头“庚俞贤妻”，落款“拙夫蔼光”，信中分析了眼前的三条路：变卖家中田产；一死了之；凭年少力壮，绝地求生。蔼光选择的是后者，论据之一是“昔孙中山失败被拿十三次，终于成功，美名千古。我们事情虽小，道理一样。”——初读此处，一股新鲜气息扑面而来：传统的“温良恭俭”中有“肇造共和”时的开阔气象，谁能想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经历竟能在三四十年后给生意场上的年轻人不气馁的勇气。
困难时期，作者的母亲终日修改旧衣服、做袼褙、纳鞋底，待丈夫一月一次从“生产队”回到家时，骑车卖到京东的蓟县和玉田县，换回高价粮食和全国粮票。做此事，需深夜，待邻居们都已睡熟，父亲把旧衣服煞在捎货架上，煞得像小山一样高，自行车事前已细细膏了油，因而可以悄无声息地滑进黑夜。
为了生活，父亲捡过马粪、马缨花和槐树籽。周末，女儿们到三里河附近的护城河边帮他“翻粪”。打马缨花和槐树籽则要去文津街、景山前街一带。晚上八九点钟，父亲驮着老四，作者驮着老三，出自家所在兵马司胡同东口，往北拐，走西四南大街，到“造寸服装店”和“红楼电影院”后往东拐，然后一直走，过西安门大街，到文津街，文津街再往前是景山前街。
作者流水一样的文字，构成了一个漂亮的俯拍长镜头：昏黄的路灯透过道旁树的枝丫，父女四人在路上迤逦而行，拐弯处，或许洒下一串车铃声。生活清苦，但仍然有诗意，作者写道：“闻着怀里抱着的母亲做的布口袋里面装着的马缨花或者槐树角的清香气味，在路灯下骑着自行车跟在父亲的车子后面，感觉像从姥姥家回来一样……”
关于母亲，作者也记录下了几个极动人的侧影：伊在“大跃进”时在街道当扫盲班的老师，虽然没有报酬，只奖励了一只烧有“优秀扫盲教师”的白搪瓷茶缸，但这一短暂经历仍满足了她“参加工作”的愿望。伊一向羡慕有工作的人，羡慕在上下公交车时掏出月票向售票员扬一扬的潇洒派头。有一次，她把儿子尚未过期的月票上的照片撕下来，贴上自己的，可一上车就被售票员识破了，只好悻悻而归。这位前清翰林的外孙女进过“家塾”，跟着“二老师”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也进过新式女子学校，学过算术、“国文”“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但她始终只是家庭妇女。每天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记在账上，晚上报给丈夫。在与丈夫共同生活了60年、生了9个孩子之后，伊在去世前半个月跟女儿说的最后一句悄悄话是：“我不喜欢你爸爸，你爸爸没风度。”作者写道：“当时我惊奇地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神里流露着悲哀。”
诸如此类充满张力、让人回味的细节在书中比比皆是，么书仪以女性学者特有的扎实而细腻的笔触将父母人生的点滴凝固成历史的细节、文学的细节。何谓历史的细节？此一细节中蕴含着未见他处的历史信息者即是。
何谓文学的细节？文学让我们看见、听见、感同身受。雷蒙德·卡佛说“契诃夫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历史，但我们可以这样要求文学。文学里没有一二三四、因为所以、然而总之，文学呈现，结论属于你自己。文学通过呈现达成理解——理解别人的，因而也是自己的困境；看到沉重、艰难而又美好的生活中人性的柔韧和宽厚。窃以为，文学的这些属性更符合现代人的认知习惯，也颇可弥补学院派历史叙事的某些不足。
仅有逻辑和因果律的骨架是不够的
20世纪以降，在新史学、疑古派和一代代历史学人的努力下，历史日益成为一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学科化的历史学需要把研究对象客体化，对其进行条分缕析，而客观的代价是有血有肉的人从历史叙事中消失，历史现场诸多丰满细节被删繁就简，纳入论说的逻辑。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界诸多重要学者曾发出“我们的历史里看不见人”的感喟，然而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叙事性的历史书写仍然是“等而下之”的，研究者的惯性并不容易改变，但是，读者有这样的要求。本土的历史书写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趣味时，便转向译著。于是近些年以品牌书系“甲骨文”为代表的、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引进版历史著作成为阅读市场上颇受关注的品类。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真正的历史经验并不能全然得自以问题为导向的学院派历史研究。历史学的意义在于求真、求知，而历史的意义，在求真之外，尚有理解和同情。学者尝言：历史是一种温故知新的努力，历史的功能之一，是将人类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活动重建出来，以使其不朽。我认为，这种重建不能只有逻辑的、因果律的骨架，也应该有细节和情感的血肉。
事实上，学院派历史学的一支也意识到了分析史学所面临的问题：范式和理论探讨在使用一定时间后因被大量消耗而陷入僵局，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有“叙事的转向”。所谓叙事，是指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所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其实，历史和叙事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为“历史学……没有属于自己的专门技术性术语，它以日常有教养的语言作为传达自身研究成果的工具”，“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叙事的意义在于搭建经验之场。经验是理性认知的前提，经验是现场、是实况，是看见、听见、感同身受。没有经验的知识是冷冰冰的知识，也容易背离常识和常理，在抽象的目的论、道德论、必然性和“发展规律”的支配下误入歧途。
追求“文学”和“细节”并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好读”，也并不会冲淡历史求真的严肃，倒毋宁说可以补单纯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研究之不足，毕竟，我们首先是以五官感受世界，完备的、全息的经验有助于达成全面、深邃的理性认知。
当然，经验不止于认知层面的意义，它也是锻造精神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材料。《寻常百姓家》是“年轮”丛书的第二本，上一本书出版时，我曾在封面上写下这样的话：“结实的经验是人生的馈赠，它将你我联系起来。”其实，结实的经验也是历史的馈赠。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由来，是我们成为我们的前提。
穿透时间的历史书写
那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群体的经验值得说与人听？普通人有没有资格进入历史书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从“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让普通人进入历史是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普通人的历史其实并不好写，这首先是因为普通人很少留下关于自己生活的文字记录，再者是认识论层面的：日常生活是流水，是意识流，从中打捞出有意味的瞬间、细节、情态实在很考验写作者对于人和时代的理解。黄子平老师在为《寻常百姓家》撰写的推荐语中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卡内蒂的话：“只看见一次的事物不曾存在，天天看见的事物不再存在。”信哉斯言。
正是在上述两个层面，《寻常百姓家》堪称典范式的书写：它以丰富的个人史料为依托，在写作上也有匠心独运之处。洪子诚老师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此书记述的是大时代的背景下，某些普通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方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浓圈密点，这是对这本书内在逻辑极准确的概括。
物质生活似乎是当然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本来是普通人家的家政核心。也因此，扎实的百姓家史中可能蕴含着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的丰富史料，而物质的变化又是时代变迁的标尺之一。
精神生活是什么？简而言之是要过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的信念。读罢此书，相信读者对于这一家人的精神世界会心生敬意：无论时代的风向如何变幻，这一家人始终克勤克俭，诚实、努力贯彻着为人的责任，胼手胝足、一砖一瓦（哪怕是用碎砖烂瓦）搭建明天的生活。
百年中国，沧海桑田的巨变，历史洪流滚滚向前，究竟是什么支撑着普通人走过这急剧变化的一百年？在书付梓之际，发行部的同事提议做一些藏书票，封面设计师董然把书的护封上我们都特别喜欢的那株柿子树挪到了藏书票上，我则在藏书票上写下这样一句话：“真正能穿透时间的，是常情常理的韧性和普通人的坚持。”这是我个人对于那个问题的答案。
2020年的年底，当我立意编辑“年轮”丛书，以个人史、家族史折射现当代历史波澜壮阔的变迁时，曾在策划案中写下这样的话：
百余年来，中国经历的沧桑巨变在个人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个人命运被历史大势所框定，但不同的性格、机遇仍造就了多彩的人生。个人史既是对大历史的补充和丰富，也天然是有温度的好故事。于学界，成系列、成规模的个人史是现当代史史料的汇集；于普通读者，个人史可以广见闻、增阅历。在对他人经历达成同情之理解的同时，我们当能更好理解自己的经历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对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知是锻造精神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学家雷南（Ernest Renan）说过：“人种、宗旨、语言或居住场所的同一性，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和动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经验的相同。因为经历同样的社会与时代，而抱有怀古之念。这种怀念的情感是使人聚合的最大要因。”
…………
以“年轮”命名书系，是想表达一种温和的态度：年有大小，有凶吉，皆是过往，皆是经历。回望与反思是人类的情感与理性本能。个体记忆并不妄图概括全局，但个体记忆却可以凝聚成家国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史有当然的公共性。
怀抱上面的初心，期待与更多有料、有情的历史书写相遇并将其转呈于读者诸君面前。
（作者：石岩，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