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的2022私人书单：平常的奇迹
篇名“平常的奇迹（ allgemei⁃nes Wunder）”这个说法，借自莱辛的著名戏剧诗《智者纳坦》。在第一幕第2场，主人公纳坦有下面的台词：“至高的奇迹就是：真正真实的奇迹能够、也应该使我们觉得自然而平常（朱雁冰译文）。”
103岁老人杨苡先生的口述体回忆录《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让我又一次想起莱辛的这个悖论性判断。该书撰写者余斌教授这样描述杨先生的叙事特点：“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父亲在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长袖善舞，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我愿意认为，这不是对烈火烹油、花团锦簇之类“奇迹”的刻意回避，而恰恰就是对那些所谓宏大的话术、花腔、虚妄之言……的本能拒绝乃至反抗。原因无它，只是因为，所有那些高蹈而空洞的“奇迹”，背离了人性，背离了自然与平常。
于是，我想起了另一位先生，书家章汝奭先生（1927-2017）。就家世的显赫程度而言，章先生大概完全可以与杨先生相提并论。他是章炳麟的侄孙，父亲章保世（字佩乙）又曾先后任《时事新报》和《申报》的主笔，“大江南北颇有文名”，还曾是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次长。但章先生91年的多舛人生，最让我们难忘的，应该绝不是这些。一些人当然会因为“上海音乐厅”那五个巨擘大字而记得他；另一些人，则会永远记得他对中国广告学事业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甚至他下放南京梅山十年，每天以煮800斤米饭为业的经历；他退出书法家协会的惊人之举，都不该被遗忘。
这里，最想提及的是他的一则平凡的短文。2022年春天的日子，每每中夜难眠，看不进一页书、也写不了一行字之时，我总是在暗中默诵章先生的这段文字。现在想来，这段文字既折射了章先生一生的用舍行藏，也正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他“平常的奇迹”。文中看不见任何世事风云，却显然波澜老成，而有万千人生况味蕴含其中。不妨将《章汝奭诗文集》中的这篇《题未竟金刚经（丙戌[2006年]菊月）》，摘录如下：“余自庚申起书写《金刚经》，岁书五至十余通不等，迄已二十有六年矣，总计足在百通以上。然近五年来，精力大不如前，每不克终篇而废，甚有连书十余纸而不能终篇者，曷禁嗒然。职是之故，每值停笔时，则诵读检视当日所书……以是予有感焉……鸠本《金刚经》凡五千一百余字，只可日书少许，务求其正，不求其多，假以时日，自然水到渠成，当无功亏一篑之憾。子曰：‘欲速则不达’，于此似亦可以鉴之。”
或许可以说，章先生正是以从容过好每一天、写好每一幅字的日常功夫，来完成他的真正奇迹，来告诉我们克服以至战胜虚假奇迹的最有效方法。1987年年初章先生写过一首诗，题为《丁卯二月某生函问人生道路诗以答之》，其中有句云：“忽读来字问人生，自古师承重性行……休耽奇景轻役役，莫效纷葩竞亭亭……”，此诗或能表明章先生的老年心迹，亦也正可与先生的那副著名联语对读：“看尔曹整顿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
由章先生，我又想起了我的南通先贤——画家陈曙亭（原名陈昀，以字行，1901-1980）先生。据我所知，他生前从没开过个人展览，即使在我这样算有点书法爱好的当时的年轻人心目中，他的第一身份也首先是刻字先生。那个刻图章的“落场”（即吾乡方音“地方”之意），我甚至至今依稀记得。从1936年到1956年，又从1957年回到故乡，到1975年以已逾古稀之年从刻字社退休，数十年里，陈先生就一直是这个身份。这就像另一位乡贤画家尤无曲先生，在被“考古再发现”之前，一直在南通医学院解剖室画解剖图一样。所幸，今年九月终于在义乌春及草庐美术馆举办了《味尚隽永——陈曙亭作品展》，并出版了《陈曙亭作品集》（简称《作品集》），展出其作品一百余件，并将先生的画作、篆刻与诗文结集。这是自2000年南通市文化局、文联等单位举办《陈曙亭金石书画展》，2018年杨运先生的六幕文化钤拓《曙亭篆刻》并编辑《陈曙亭梅兰竹菊册页》之后，陈先生作品最大规模的一次“亮相”。
如果要说起身世，陈先生当然是算不上辉煌的，但勿可忽视他傲人的师承。他书画学李苦李，篆刻学陈师曾，1930年皈依印光法师，法号慧昶。从十四岁起，在张謇翰墨林工作达16年之久。所有这一些，大概会是很可夸耀的“文化资本”。但，正如顾村言先生的文章《不因人热 别存古意：读陈曙亭先生》一文题目所明示的那样，陈先生，恰恰是一个对文化资本完全不措意的人。《作品集》一开头对陈先生的介绍，可说准确而精当：“先生赋性谦抑，淡泊名利。生平目艺事为自乐之具，非至交而不欲以自彰，和光同尘，一若隐市之大隐。即世人等闲视之，犹处之泰然，而知之者则弥叹其悟道之深。”
前文章汝奭先生给年轻人的诗中用了“性行”二字，这里，《作品集》的编者则用了“赋性”。这种别存古意的高洁品格，不正让我们遥想起孔子的“为己”与“为人”之别吗？“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像章先生、陈先生这样的君子之人，外在的行为处事方式等当然或有不同，但有一点一定是一致的：他们不会为他人设置的“奇迹”而活，不会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在，而永远站在常识、日常一边，站在真正的“（自）己”一边。1929年，陈曙亭先生写过一首《戊辰腊月十三，夜大雪，朝有霁色》，兹录如下。其中“无量光明澈大千”的自然风景，或也是他对自我精神气象的某种期许吧。诗曰：“……诗情恣向寒梅吐，画意争教妙手传。四望琉璃泯色相，一清尘垢浃中边。晨曦倏尔穿林出，无量光明澈大千。”
章、陈二位先生诗中对未来与光明的畅想，让我联想到了另一本书，那 就 是 赵 瑞 蕻 先 生（1915-1999）的《离乱弦歌忆旧游：西南联大求学记》。对西南联大史特别关注的读者，恰好可以与前文杨苡先生的书对照起来读。对我个人而言，《离乱》书中的一章《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或许可以作为这则小文的“（篇）尾曲”。
赵瑞蕻教授对他最敬爱的老师的最深情描述，使吴宓与陈曙亭、与章汝奭、与杨苡……与无数的读书人，形成了呼应和对照。真正的读书人，如何在反对“奇迹”、捍卫日常中保持并保护自我？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故事。且让我们记住吴宓教授1940年写给赵先生的毕业赠言，那是阿诺德论述“甜蜜与光明”部分的文字：
对完美的追求就是对甜蜜和光明的追求。
文化所能望见的比机械深远得多，文化憎恨仇恨；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热情，这就是甜蜜与光明的热情。它甚至还有更伟大的热情！ ——使甜蜜和光明在世上盛行。
我们必须为甜蜜和光明而工作。（赵瑞蕻译文）
（作者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