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运”重读中华文明史——评吴鹏《水运与国运》
《水运与国运》吴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读书者说】
人类文明大多伴水而生，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或者文化差异，每个文明与水又有各自不同的故事。管子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在他看来，春秋时代齐、楚、越、秦、晋、燕、宋的民风区别，是各地“水”之所产，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而圣人治世，要以水为枢机。这是中国古人对水与国家、文化关系的一种认识。而在文明比较的视角下，魏特夫强调了东方农业社会对水利灌溉的执着追求，认为其影响了国家与社会的体制结构。在不同学者的笔下，中华文明与水的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吴鹏先生的著作《水运与国运》，则是抓住了“水运”的线索，以广博的视野和流畅的笔触，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传承。
何谓“水运”？何谓“国运”？作者在前言中给出了定义：“围绕水而开展的制度安排、经济运作、社会治理、军事行动、文化互助等，包括洪涝灾害的治理、水利设施的修建、人工运河的开凿、海洋贸易的展开、水战海战的进程、海外文化的交流等等。”故而书中所讲的“水运”已远远超出水利运输的狭义内涵，是指代所有与水有关的文明运作。其中的“水”，也并不限于河水，还包括渠堰、大海，使“水运”的表达更加丰富而有层次。至于“国运”，书中实际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具体某个朝代或政权的兴衰，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可以说这本书是对于水与中华文明关系的整体观照，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却抓住了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宏大的历史过程。掩卷而思，书中引人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
技术与使命：水利事业的发展动力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水利事业非常发达，技术的积累与应用，无疑是保障大规模水利工程开展的重要基础。本书就在不同章节里，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应用的三个场景。首先是农田水利，重点在于合理的引水与灌溉。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闻名遐迩的都江堰，作者描绘了李冰父子利用地形，创造出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的精彩设计，使成都平原化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还有同在秦国的郑国渠，利用地势设计出合理的干渠坡降，形成“以高向下”的自流引水灌溉。正是这一个个水利工程，使中国的土地得到充分的耕作开发，形成发达的农业社会。其次是开凿运河，难处在于路线勘测与水流落差。秦代连通湘江与漓江的灵渠，就是选取支流相近之处进行科学布局。隋代开通大运河，更是经过了全国性的整体布局，沟通了五大水系。开凿运河的直接目的大多是完成国家的粮食和兵力转运，但同时又联系了各大经济区域，实现了国家经济的整合。最后是城市水利，重点在排洪防涝。作者举出江西赣州福寿沟的例子，描述了借水力开合的水窗的应用。读到这些技术创举，不得不感叹古人在与水共生中积累的各种巧思。
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决不仅是表现水利工程的宏大与影响，更进一步发掘了工程主持者的故事，从而展现寄托于水利事业的时代使命。李冰守蜀，以水利助力了秦国国力的上升。更有趣的是郑国，作为韩国派来的“间谍”，原本是想通过水利工程消耗秦国，最终也甘愿为秦国“建万世之功”。这是国运崛起的故事。相比之下，刘晏挽救唐朝将倾之大厦，则又带了几分悲壮。刘晏作为神童，十岁就被唐玄宗授予秘书正字，见证了开元盛世的荣光，安史之乱后则肩负起了重整漕运、挽救国家财政的重任。他不仅改进运输手段，更是完善漕运管理，正所谓“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宋代主持福寿沟工程的刘彝，则是一位心系地方治理的官员，是北宋士大夫精神的缩影。元代的郭守敬与马之贞，又演绎出“高山流水”、忧国忧民的故事。书中表现的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以天下为己任，连接起了“水运”与“国运”。
成败与民心：围绕水的战争与治理
关于“水运”，不仅有统一与富强，而且有战乱与灾难，这是作者为我们展现的另一面。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关隘，也常是用兵之地。书中就描绘了中国古代与水有关的多次著名战役，包括导致三家分晋的晋水之战，奠定三国格局的赤壁之战，影响南北形势的淝水之战，改变东亚局势的白江口之战，标志南宋灭亡的崖山海战等等。其中多有可资借鉴之处，但最令人唏嘘的，反倒是不为一般读者所熟知的浮山堰之争。浮山堰修成于南梁天监十五年（516年），是截断淮河的大坝，长4500米，蓄水量超过100亿立方米，是当时的超级水利工程。然而它却并未用于民利，而是梁武帝为了水灌北魏寿阳城而修筑。这是一项不合理的军事工程，不仅修建时劳民伤财，更是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施工和维护能力，修成后不久就被洪水冲垮，下游十余万人被洪水吞没，形成千里泽国。中国古代的国家能够组织起旷世的水利工程，但是否以民为本，却可以决定其成败。
更显著的事例当然是隋炀帝的大运河。隋代用六年时间，分别开通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永济渠，沟通了中国南北，加强了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随着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大运河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的交通动脉。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然而隋炀帝的功业是建立在滥用民力的基础上的，工程量最大的通济渠和永济渠，分别征发民夫百余万。不仅如此，隋炀帝还曾大修东都、营造长城、征伐高句丽，每一项计划似乎都是利国大计，但唯独忽略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书中也借大运河描述了民心所向对朝代兴衰的意义。
过去与未来：中华文明的历史出口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将海运纳入“水运”范畴之内，讨论中华文明与大海的关系。作者指出，中国在地理环境上刚好处于海陆交界之地，可以成为连接内陆与海洋的枢纽。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确实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汉唐时期，中国就逐步开拓出海上的对外交往路线。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在国家财政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勃兴，中国的瓷器等货物也大量外销。至于明清时期，作者更是将其描述为从“开—关—开”到“关—开—关”的循环，郑和船队创造了下西洋的伟大历史，但在“开”与“关”的反复中，中国没有赶上向全球开拓进取的时代潮流。成败兴亡过眼，中华文明究竟要走向何方呢？作者也给出了他的思考：成为陆洋枢纽，即“在彻底整合内陆的基础上全面拥抱海洋，完成大陆与大洋双重的身份认定”。作者既否定了清代“关闭海上大门，转身专注于经略大陆”的政策，也否定了晚清民国沿海抛弃内陆，“试图单独通过进入海洋加入世界秩序”的思路，而是提出需要二者结合。这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与海陆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该书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读物，又不失史实的严谨性。书中的叙述大多有所本，有不少地方都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史料原文。如作者写唐玄宗借广运潭烘托盛世景象，先后大段引用了《得宝歌》、杜甫著名的《忆昔》诗以及《通典》《唐语林》关于开元时期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量的记载原文，既用丰富的史料展现开元盛世的面貌，也使读者不失阅读的趣味。此外，作者也在论述中穿插了不少学者的研究观点，读者可以在参考文献中一一查对。总之，这是一部气势磅礴又饶有趣味的历史著述，既回顾了中国古代国家与水运的关系，又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定位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
（作者：刘子凡，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