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与敬意，旧学和新知——谢谦《国学分类辞典》漫谈
国学在今天是一个较具正面价值的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词是在一百年前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受到批判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最初流行开来的时间和缘由，大体上与国画、中医（国医）类似和接近。有学者说国学、国粹这些概念来自日本，这也不错，但当清末民初它们被引入中国之后，意思就变成了与西学相对的概念了。在那个时候，中学、旧学、国粹学、国故学、国学所指的基本是一类事物，也可以说，正因为便于和西学、新学相区别，国学一词才流行开来。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以后，传统的文化思想、学术制度等渐渐受到怀疑，而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旧文化，也就是以儒释道为核心思想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著名的“打倒孔家店”（吴虞）、“不看中国书”（鲁迅）、“儒教、孔道不大破坏，则中国的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陈独秀）等口号和言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精英分子的共识和要求。钱玄同更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其中透露出的文化自戕心理是显而易见的。国学是传统文化中那些较成系统的知识和学术，在民国时期虽然被一些学者提倡，但本质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进行“科学”的研究的，所以被看作是“钻故纸堆”的学问，一种于社会无用、和人生无关的玩意儿。
这种对待传统文化自戕的心理和对待国学轻视的态度，不仅贯穿于民国时代，也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尽管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但在现实中传统文化却被系统而全面地批判清理，国学一词也淡出大众的视听。“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破四旧”（包括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批判“封资修”的旗号下，传统文化几乎彻底地消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尽管民间层面出现了一些文化回归（如礼俗节庆、地方文艺、寺观宗祠等），但知识阶层开始从学理层面反思“封建思想”和“封建余毒”，传统文化又一次成为中国灾难的“替罪羊”，被批判的既有帝王思想、皇权至上、官本位（官僚制度）、理学礼教等，也有封建迷信、宗族家庭、小农经济等。甚至某些人将传统文明称为黄色（土）文明和大陆文明，简单化地将之与蓝色文明和海洋文明对比。回看晚清之后的百年之中，传统文化经历了三轮批判和清除，伴随着中国社会制度和结构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除了在中医、艺术和宗教等领域还有一点存留，事实上已经远离了当代中国。至于国学，在现代学术体系里早已被拆解到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中，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丧失了精神和灵魂。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无论象牙塔里的学者还是宣传部门的干部，都极少提到国学之名。
1990年代初，国学这个沉寂多年的词语开始出现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上面。1991年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开始出版；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1993年该中心出版学术杂志《国学研究》的第一卷，袁行霈撰写发刊辞；1993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国学大师丛书”；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二十世纪国学丛书”，这一年推出的就有章太炎《国学讲演录》；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国学概论》；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谢谦的《国学基本知识现代诠释词典》，同年胡道静主编的《国学大师论国学》出版；1999年四川大学中文系开始出版学术集刊《新国学》。如果说1990年代的十年是国学热的预热阶段，那么随着中国国力在加入世贸后迅速增强，传统文化和国学迎来了某种程度上的热潮，国学网的创办、汉服运动的兴起、甲申文化宣言、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可以看作是21世纪初的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以上不惮辞费地概述国学和传统文化百年来的遭遇，是为了理解谢谦老师《国学基本知识现代诠释词典》的意义和价值，它的成书和初版，是知识界正要走出百年的文化自虐的时期，今天再版重印成《国学分类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则是举国上下建立文化自信的时期。可以说，这部辞典参与并见证了二十多年的国学热。
谢老师在开篇“发凡”郑重地指出：“中国所以古老，中国所以日新，就在于中国之学源远流长。”熟悉国学的人一定能看出，这是受到了钱穆和陈寅恪的影响。钱穆《国史大纲》的“书前说明”说“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第一条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第二条是“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开篇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在《国学分类辞典》的后记中，谢老师就提到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和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并非偶然。1990年代中期陈、钱二人在中国知识界还没有后来的热度，钱穆在1990年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还被当做保守分子看待和批判，而谢老师对待国学的态度已经受到他们影响，可谓得风气之先。今天的读者看《国学分类辞典》中一些词条的表述，也许感受不到当时作者面临着压力，不易察觉“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事实上正因为谢老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深刻的体悟认识，才赋予了《国学分类辞典》长久的生命力，而他硕士阶段研究《诗集传》和博士阶段研究礼乐文化与儒教，以及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经历，保证了《国学分类辞典》在学术上的视野和质量。
国学或传统文化是否已经真正复兴？ 或者再进一步追问：复兴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国学分类辞典》编后记已经说到，国学的希望是在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等中找到“见证人”。一百年前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下被国人憎恶和唾弃，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又被系统性地清除，现在它的命运似乎可说是否极泰来。在这个时候一百年前的旧问题又重新摆在面前，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主张应该怎样实行？《易经·序卦》里有一段话值得参考：“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如果说1990年代是由百年之“否”转入“君子以类族辨物”的同人时期，接下来的二十年是众人“上下应之”的大有时期，那么现在是否需要思考“谦”卦的意义了呢？《国学分类辞典》在初版的书名以及“发凡”里都强调了“现代诠释”，认为旧学要成为新知，希望传统文化能成为“现代中国人新的知识结构”的一个部分。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