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书法家的眼光来收藏
日前，“启功旧藏金石碑帖、法书影本672种”作为一个标的上拍，拍品现场以1600万元起拍，经过近15分钟鏖战，加佣金最终以2932.5万元成交。此672种中有启功题签、批校、题跋本共212种，上自先秦金石，下迄近代碑刻，是其一生心血的结晶、其书学思想的来源，亦是成就先生的基石。
启功（1912—2005）是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和画家。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启功就是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约分为两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公藏也无出其右者”，启功收藏众多金石碑帖，说是一部书法史也不为过，但是，他的收藏却也是让人琢磨不透：既有明拓传世最精本《张猛龙碑》、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松江本）、明真赏斋帖（火前本）等，也有法书影本、珂罗版如刘熊碑等。对待收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取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为我们解读。
启功先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是今天的书法家、学问家都不具备的，看启功先生这些碑帖给我的第一个启发，包括急就章在内，我们的书法家不会在书写当中对自己收藏的碑帖用书法进行注释以及解读。明拓《松江本吴皇象书急就章》，是公认的传世最旧本，是章草的典范，它的用笔方式是最典型的，大家认为它就是一个标准本。启功曾经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写过《〈急就章〉传本考》，收录在他的《启功丛稿》中。明拓传世最精本《张猛龙碑》，也是启功先生最为著名的藏本。我们看启功的作品，觉得他基本上走的是帖学的路，但却那么重视这部《张猛龙》，令人有点意外。因为启功先生在碑和帖之间，是比较倾向于帖，他最后的写作方式还是南帖，但是他对北碑绝不排斥。
此外，启功先生还藏有八大山人法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八大山人的作品被刻帖，但他对这本法帖极为重视。我想，他应该是在不断通过刻帖来寻找书法拓展的源头，八大山人写书法的方式和原来流传的方式比，明显是另类的，所以才受到先生如此的珍爱。启功先生在他自己的碑帖收藏里，除关注它本身是怎么样的以外，还关注它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作为艺术家和学者两种不同的情况。作为一个学者，他在看一个碑帖时，会用民国时候的刻录本，甚至是现代印刷的东西，将它们都纳入到他的学术框架里去。
在本次上拍藏品中，启功先生的法书影本有352种，有他题跋、题签、批校的有63种。他在珍贵的拓本后面写得很工整，要体现出他的功力、学问，但是在这里面他几乎是抱有游戏的态度。面对这些影印本，启功先生题的时候是兴致所至，他的书法之好看、之变化多端，多体现在这批影印本上，比如说刘熊碑。他在写刘熊碑扉页上，写了8个不同的刘熊碑的签，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琢磨“刘熊碑”的字型怎么样才好，这完全就是一种日常书写，信手而至。这8个不同的刘熊碑的签，甚至还有一些是篆书，他是不写篆书的，如果要写，一定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启功先生收藏的碑帖后的这些题跋，就是他既不同于别的鉴赏家，也不同于他自己的中国画鉴藏的地方。他的这批碑帖和他的题跋可以连成一条线，可以贯穿成一部中国书法史。启功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一个有古人风范，他的学识、言行举止都是足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楷范。我大概给启功先生一个概括：
第一，启功先生有一个碑帖观，他对于笔锋的关注和对于刀锋的借鉴，这两部分是兼容的。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启功先生是帖学大家，而不去关注他作为学者兼容并蓄的立场，那么可能会对他产生一个误解。我们平时在讨论学者和艺术家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艺术家必须偏激，因为他要走向自己的最高峰或者是时代的最高峰，必须排除所有和他不合的方面，天马行空。但是学者不是这样的，学者就是要兼容并蓄。启功的碑帖观，我觉得比较多地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刀锋和笔锋是一个最好的解读切入点。
第二，启功先生的确是很明确地说：临古拓不如晚本。这点和古董鉴定家完全不一样。他说“宁取晚出零玑，不珍流传拱璧”，宁愿取比较晚出现的鳞片碎剪的珠玑，不争流传拱璧。帖学的方式，对这些鳞片碎剪是不重视，而恰恰是玩碑的人、玩石刻、拓片的人，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鳞片碎剪的，让我们感觉到，哪怕是很珍稀的本子，其实在启功先生看来倒没有那么重视。
第三，启功先生在收藏的时候，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视角。书法家的视角决定了他不会仅仅在意一个拓本是宋代还是清代的，是火前还是火后本，他会作为学问点出来，以学术上有没有价值来作为判断的标准。
第四，启功先生对碑刻的样式、风格是非常关注的。为什么我刚才会说对刘熊帖的8个题签非常在意呢？因为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写的时候，立场是非常不同的，这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于他前面不断写完，往后要再走新路。启功先生完全就是在那里做一个艺术风格方面的探索。
（陈振濂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