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遗宝与高原丝绸之路

　　事实上，西藏地区创造性地吸取周边民族， 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精华而形成的吐蕃文明，成为中华文化体系颇具特色的代表。2019年7月3日起，展览“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对外开放。“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为展览撰写的文章，从丝绸、金银器和佛教造像三方面探讨“吐蕃与丝绸之路敦煌展”展出的文物所具有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作为成熟的国际通道发挥其巨大作用的时代，正是吐蕃王朝时代。尽管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严酷，对于人类的生存与拓殖充满挑战，但却并未能阻挡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人们不断发展进步的脚步。当历史进入到吐蕃王朝之后，吐蕃人开始走出高原，不仅与中原唐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和相邻的南亚、中亚各国也发生了频繁的往来，使得吐蕃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吐蕃王朝的王室贵族们吸收了来自大唐、尼婆罗（今尼泊尔）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与艺术，又从大唐、波斯、粟特等地引进了金银器、珠宝装饰品的制作工艺，还与大唐和中亚、西亚地区通过赏赐、贸易获取了各类丝、锦织物，极大地丰富了吐蕃的经济生活与技术实力。

　　吐蕃贵族们的丝绸

　　事实上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制作丝绸，这可能与西藏高原自然条件所限，无法提供丝的原料有很大关系。王尧先生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上看，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技术，一直依靠唐朝馈赠、贸易或者通过战争手段去掠夺这种纺织品。”吐蕃人使用丝绸的情况，过去主要依据文献材料和图像资料来加以推定。如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上，绘出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使节禄东赞前往唐京都长安迎请文成公主入藏的场景，禄东赞身著圆领长袍，其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长袍的朱地上饰有联珠立鸟纹。沈从文先生将这件长袍称之为“小袖花锦袍”，认为其应即《唐六典》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系由唐代成都织锦工人每年织造二百件上贡，并专供唐政府赠予远来长安使臣或作为特种礼品。姜伯勤先生则认为根据上面的图案，可以认为“这是典型的萨珊风格的胡锦”。

　　本次展品中的一件织锦成衣，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为数极其罕见的吐蕃时代成衣。这是一件小孩的裙衣，衣长50.5㎝、下摆宽42㎝，两袖之间宽40.5㎝，样式为一件上衣下裙式样的对襟短袖衫，衣服上衣为一带有直领式衣领的左衽小衫，采用质地较为厚重的织物制成，织物上有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饰。衣物的下裙为素面青色织物，与上衣巧妙的组合在一起。与之同时收藏的还有小孩套袜一双，系绛红色丝织品制成，套袜上用暗花饰有联珠团窠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样等。与之类似的吐蕃织锦类小孩衣物，还曾在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此件衣物系该馆于1996年购入，形制也为一对襟小衫，衣领为直领式的小领，长袖，左衽，前襟共有三片相接而成。与这件小孩衣物同时被收藏的，还有一条丝织成的裤子，上面有暗花团花图案，具有明显的唐代丝绸风格，曾有学者对这两件藏品作过介绍，认为其来源可能为粟特，后流传至吐蕃。

　　吐蕃系统金银器

　　吐蕃金银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当数各类容器，常见的种类有持壶、瓶、杯、碗、盘等器型。其中的“持壶”，是典型的来源于西方的器型，本次展品中的多件金银持壶均具有唐、波斯、粟特风格。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西亚、中亚一带应是这种器物的发源地。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公元1世纪的陶器中，已经有这类带有高手柄的持壶，它的基本形态是一侧带有鸭嘴状的流，另一侧附有高出壶体的手柄。中亚地区这种使用高手柄持壶的文化传统流传久远，在其后的波斯萨珊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当中，这类持壶也大量出现，并且在器物表面还开始出现了许多装饰性图案。波斯萨珊王朝制作的金银执壶上，常常会出现人物和植物纹样的装饰性图案，这些人物有的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和青年男子帕里斯（Paris），表现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帕里斯裁判”。也有的是表现帕里斯和美女海伦（Helena）的故事，均带有强烈的希腊化艺术的风格。

　　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也将这种持壶称为“胡瓶”，这种器物不仅是当时现实生活当中使用的常用器物，也是社会交际往来的重要物品。唐人卢纶在其《送张郎中还蜀歌》的诗中曾经这样写道：“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须臾醉起箫笳发，空见红旌入白云。”由此可见胡瓶不仅出现在为友人饯行的酒宴当中，同时还是送给离别友人的重要礼物。隋唐时期，胡瓶也作为朝廷赏赐给各类有功之臣的礼物。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表彰凉州都督李大亮治地有方的政绩，就在诏书中明确写道：“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旧唐书·李大亮传》）由此可知上至皇帝，下到高级官员，胡瓶都是当时颇受喜爱的物品之一。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吐蕃金银器中的持壶（胡瓶）实物，但青海郭里木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木棺的棺板画上，可以观察到吐蕃人在宴饮场面中使用一种带有高柄的酒壶。如在一号棺板画上有一个射杀牦牛的场景，主要人物手执弓弩正在射杀一匹被用绳子绑在树桩上的牦牛，他身穿着图案华丽的长袍，长袍的衣襟和袖子上面有联珠纹样的丝绸镶边装饰，头缠高巾，站在一张方形的地毯上，身份地位高贵，很可能是前来参加丧礼活动的一位高级贵族。

《凤鸟纹镀金银胡瓶》 ，中亚或粟特，8 世纪，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

《动物纹金面具》象雄王国，2世纪，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收藏

　　用黄金捶拓、剪切而成的各类金银（含鎏金）饰片，也是展品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金银饰片大多带有小孔，有的出土时附着有残木片，有的在底部贴有绢片，有的孔内残存有铜钉，有的带有铜锈，表明其原来均系装饰固定在其他质地器物上的金银饰片。饰片上的动物与植物图案造型优美，流行镶嵌各种宝石和绿松石的工艺，纹饰的排列方式采用纵列式、横列式、独列式、四方连续式等不同的式样，变化极为丰富，其中尤其以连续的忍冬纹、立鸟（凤）纹、狮、狼、大角羊等纹样最具特色，体现出吐蕃金银装饰工艺的特点。

　　金银饰片中最具独特性的两组图案是比较完整的一组立鸟与一组迦陵频迦鸟的银鎏金饰片，立鸟的造型生动活跃，迦陵频迦鸟均为人身鸟足，头戴宝冠，两翼向外扩展，站立于椭圆形的小毯之上，手中各持乐器作吹奏状。由于在饰片上残留有小孔和丝线的残段，推测其用途可能是缝缀在某类织物（如毡帐、幡幢等）之上使用。考虑到迦陵频迦鸟的宗教文化背景，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类金银饰片是否也使用于某种宗教仪式之中。除大量动物形象之外，金银饰片中还出现了吐蕃骑士、贵族、神祗等人物和神灵的形象。

　　佛教造像

　　松赞干布时期（公元617—650年），可能是西藏佛教艺术的兴起阶段。这个时期，由于松赞干布与尼婆罗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佛教从天竺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两公主的进藏，分别由尼泊尔和中原内地带去大量的佛教经典、营造工艺以及大批的匠师。史籍记载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艺术已经开始在高原传播，佛教寺庙开始在吐蕃兴建，除著名的拉萨大昭寺、小昭寺外，当时在吐蕃中部还建了四座大寺称为“四如寺”，四如寺之外建立了“四厌胜寺”，四厌胜寺之外又建立了四“再厌胜寺”，其目的在于“制服藏地鬼怪，镇伏四方”。吐蕃王朝时期还在拉萨的药王山下开凿了第一座佛教石窟寺——札拉路浦石窟，为了装饰这些寺庙和石窟，大批来自大唐和天竺的工匠开始在高原兴起壁画绘制、造像、建塔等工程。据称大昭寺内当时便绘有八佛子、无量光佛、救八难度母、观世音、七世间佛、五种姓佛以及吉祥天女等壁画，这些壁画中所绘制的神灵都为松赞干布本人所敬奉 。

　　公元9世纪末，吐蕃王国灭亡，在经历了西藏佛教史上的所谓“黑暗时期”之后，公元10世纪以西藏阿里古格王国为中心，佛教得以再次复兴，并渐次进入“后弘期佛教”发展阶段，佛教艺术与南亚、中亚地区的交流进一步扩展，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风格更为多样，题材更为广泛，表现方式更为丰富，流传也更为久远。

　　展品中的《镶银铜弥勒坐佛、二菩萨及若干皇室供养人造像》，堪称此次金铜佛像之中的“镇展之宝”。这组铜像的主尊坐于高起的两层莲台之上，台座的基部饰有狮头。主尊头戴三叶冠，冠缘有凸起的联珠纹，两耳旁有下垂至肩的耳饰和饰带，衣饰上饰以联珠三角纹。主尊两旁各有一尊站立的菩萨，也是头戴宝冠，身披条帛，下体有飘飞的衣带相缠绕。在台座的下层另有三尊小像，或站或坐，根据台座基部刻出的铭文推测，这三尊小像很可能是王室供养人的形象。这组造像布局华丽排场，佛像的造型和装饰具有西北印度查谟—克什米尔或者吉尔吉特一带的风格，无论是从设计布局还是铸造工艺上都极为精美，体现出不凡的皇家气派。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次展出得到美国友好人士汤姆·普利兹克（Tom Pritzker）家族的大力赞助与支持。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在中国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全面领导和协调之下，还多次资助了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笔者曾经多次与他们同行阿里进行田野考察，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却总能化险为夷。此次他们与敦煌研究院共襄盛举，成功举办这次“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也再次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值得永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