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进出口商品华商的出现之二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之二

四、西药商业

　　鸦片战争前，广州、澳门已有西医、西药传入。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船队就随带有医员。1827、1828年，该公司医师郭雷枢（J.R. Colledge）先后在澳门、广州设医院和诊所。1834年，美国支委会的派克（Peter Parker）在广州设眼科医院并附设药房[1]。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先后在上海开设仁济、同仁、惠爱、体仁等医院，在武昌、汉口开设普爱、协和、同仁等医院。随之，西药的进口也逐渐增加，到1859年进口值27,712关两，1895年激增至711,424关两[2]。

　　起初，华人对西医西药多持怀疑态度。认为“外国之药，其 名既异，其性复殊”，多“不敢服”[3]。后来由于教会不断施医舍药，又证明其确有疗效，华人乃渐信之。

　　鸦片战争后40多年，我国西药市场几乎全为外商独占。外商经营西药一开始就分为洋行兼营和药房专营两类。兼营西药的洋行有兆丰（H.Fogg ＆ Co.）、晋隆（Mustard ＆ Co.）等，到甲战争前在上海有12家，它们是经批发为主。专营的药房以1841年在香港开设的英商屈臣氏（A.S. Watson）为最早，它于1860年在上海设分店，继在国内设分店多处，规模较大。此外，有英商老德记（Shanghai Medical Hall）、大英医院（British Dspensary）、德商科发（Kofa Drug Co.Ltd.）、法商良济（Grenard ＆ Co.）等，到1894年在上海有14家[4]。

　　外商药房的创设，对华商西药业有直接影响。不仅华商药房的货源都来自料行和外商药房，早期有名的华商药房的创办人，很多都是曾在外商药房服务过的职员或买办，他们在那里学得药理、调剂和经营的知识，才自设药房。

　　1、华商西药商业的产生

　　西药输入中国后，最早是和化妆品一起由洋广杂货店经营，有些中药铺也售少量西药。1888年，才有第一家华商西药创设，到1894年，上海共有6家。

　　第一家是中西药房，1888年由大英医院职员顾松泉创办。大英医院西文名Dispensary，原应译为药房，顾松泉创设中西药房时的启事亦自称：“余在大英医院老铺执事已十八年，今自告退，……创中国大药房”[5]；而当时论者则谓顾“本知医理，向在大英医院司刀圭之事”[6]。该店原名中国大药房，后合伙人提出“中国”两字不能表示经营西药，改名为中西大药房。初创时资金几千元，1906年后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至四五万元，从业人员增至30余人。

　　华英药房，1889年由庄凌晨创设。庄原在英商老德记药房任买办，工作12年，积资3万多元，因见中西药房获利甚厚，乃集资设华英药房。邀集的股东、多为上海商业名流或官员，如买办朱葆三、大清银行经理严筱舫、上海道台袁海观等。资金初创时1万元，后增为5万元，1913年再增为15万元，从业人员50人，“其营业之盛，为当时上海药业之冠”[7]。

　　中法药房，1890年由黄楚九创设。黄是浙江余姚人，“世本中医，其父母均专眼科，黄本人亦好研究医药”，自称眼科医生。初来上海时，在南市开授堂中药铺，后向一富孀借来资本，改为中法药心，资金3,000元。因生意兴隆，两迁店址，扩建楼房，资本增至6.8万元（有买办虞洽卿等加入合伙）。黄善于欺骗敛财，有人称他“思想新特，策谋奇异”，在社会上则被指为“滑头商人”。后来也大有发展，资本增至50万元。

　　中英药房，1894年由李厚桂创办。李原是邮政局的高级职员，最初资本几千两，后增至一二万两。该企业为合伙组织，股东有杨宝荣（银楼老板）、贝润生（大颜料商）、严筱舫（大清银行经理）等，李厚桂自任经理。后股东发生变动，改为主要是颜料商贝润生等人的投资，经理也一再易人。1909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10万两。

　　1894年以前，上海西药房的创办情况如表2—44。这时，华商西药业虽已初步形成，但家数远逊于外商药房（外商有14家），规模更弗如，并且只限于上海，其他大埠，西药业还没有从百货业中分化出来。汉口郑大有1891年开始经营西药，是当地最早一家华商，但还是“主营参燕，兼营中西药”[8]。

　　2、早期西药商业的经营特点

　　我国原有历史悠久的药材商业，并已形成几个大商人资本系统。而华商西药业的出现，却与原有的中药商并无渊源，以后生长时间内也是两个商业体系，互不兼营。所以，西药房完全是一个新兴商业，在经营管理上与中国原有的封建商业不同，而是处处模仿外商药房。后来民族制药工业发展，产品亦由华商西药业经销，改称新药业，原经营中药者遂称国药业。

　　早期西药房与外商药房关系密切。从表2—44可见上面6家西药房的创办人和投资人中，可考知身份的有13人，其中买办4人，外商药房职员2人，约占一半。这些药房的名称均有“中西”“中英”“中法”等字样；后来有“五洲”一词，曾因上海、保定两药商竞用，几致成讼。其“药房”一词亦系英文dis-pensary 译来，而不沿用中药商之惯称“堂”。它们每家又都有西文名称，如中英药房西文竟改为“英中”（Anglo—Chinese Dispensary）。药房所用发货票、价目表等也都印有英文，店堂布置、商品装潢俱仿外商。

表2—44：甲午战争前上海的华商西药房（1888—1894年）

时间 资本额(元) 创办人 其他投资人 姓名 身份 姓名 身份 中西药房 1888 几千元 顾松泉 英商大英医院职员 徐亦庄 大英医院职员           程惠臣   华英药房 1889 10,000 庄凌晨 英商老德记药房买办 朱葆三 买办           严筱舫 大清银行经理           袁海观 上海道台 中法药房 1890 3,000 黄楚九 眼科医生 虞洽卿 买办           周金箴   中英药房 1894 几千元 李厚桂 邮局高级职员 杨宝荣 银楼老板           贝润生 颜料商           严筱航 大清银行经理 华洋药房 1894 5,000 黄德馨 牙科医生     惠济药房 1894 10,000 洪子文 中庸洋行买办    

　　资料来源：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私营医药商业发生发展及其社会主义改造》1962年油印本；上海市医药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1983年油印本。

　　早期华商药房，也和外商药房一样，经营范围很广。除西药外，还有医疗器材、化妆品、照相材料、石印器材、糖果、罐头、洋酒、烟草、汽水、冰激淋等。最早开设的中西药房在 1888年的一则广告中就几乎包括了所有这些品目[9]。到20世纪，它们才逐步专业化。

　　西药的经营，因有外商竞争，以及不同国别的医生、留学生处方、用药不同，故品种颇繁杂，同一药种，英制、德制、法制均须备办。清末估计，上海华商药房经营的药品在200种以上。但以销售额计，则以戒烟药和营养滋补药为大宗，约占55%，治疗性药品和家用成药各占20%，制方药约占5%[10]。

　　早期西药房的货源，主要是向上海洋行或外商药房批购或订购，也有外国制药厂派推销人员来上海批发。华商西药房也依照外商，自行调制一些家用成药出售。最初成药配方也是取自外商，只是加上本店牌号，称“本牌成药”。这种成药利润很高，如中西药房的痴癫痫灵药，每瓶售价2元，实际成本（包括原料、工资）不过0.25元。为此，有些药房附设合药间、制药部，成为后来民族制药工业的胚胎。20世纪以来，发展颇快的民族新药制药厂，几乎全是较大的西药房所附设，或者由他们投资建立。

　　不过，在甲午战争前，成药的利用尚不普遍，西药房都有配药剂人员，按医生处方配药。而所谓成药中，最流行的也是利润最大的是所谓戒烟药。此类药物亦起于外商药房如老德记的戒食洋烟药、屈臣氏的外国戒烟药粉等，其实都是吗啡、海洛因等制剂，无异变相贩毒。时清廷晓谕戒烟，此种戒烟药成为鸦片代用品，销路日广。华商药房群起仿制，如中西药房的戒烟梅花参片，中英药房的桂花参片，华英药房的兰花参处，中法药房的天然戒烟丸等，都成为大宗业务，其流行又远超过外商。这种戒烟药多为吗啡和奶糖水制剂。如中英药房的桂花参片，100多盒才用吗啡一磅，价值25元，而售价高达100元，获利几达三倍。又如中西药房“最初以售戒烟药品为大宗，营业极盛，不几年获利数十万”[11]。数十万之说，未免夸大，不守据中国征信所调查，中西药房于20世纪初确已增资至10万两，改为股份有限公司[12]。戒烟药之外，中西药房还曾公开出售吗啡白药粉。后来有个全球大药房，有“吗啡大王”之称。这种贩毒经营，造成早期华商西药商业的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

　　80年代以后，国内罂粟的种植日盛。1891年，清政府公然解除种植罂粟的禁令。鸦片价格下降，禁烟徒具虚文。上海的西药业又以配制滋补成药作为盈利的大宗。这种滋补成药主要成份是砂糖等可口剂，略加药物，或加点麻醉剂，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而售价很高，又属日常服用，利润很大。不过，其中一些著名产品，如人造自来血之类，出现较晚，都是在20世纪以后。

　　戒烟药和滋补药的推销，都要利用广告宣传。不惜巨资，从事报纸、招贴等大幅广告宣传，成为西药商业的特殊传统，有异于其他商业，即后来国药业之重视广告，也是仿西药业竞争而来。西药广告，肆意夸张疗效，绘声绘色，成为风气。此外，他们还用赠送画报、年历、月份牌，以及随出售药品赠送奖券等，均开商业竞争的先河。早在1892、1893年，《北华捷报》即刊登有“接到中西大药房惠赠日历”的消息[13]，惠赠又起了报纸广告之效。

五、茶商

　　我国早有相当广阔的茶叶市场，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因实行茶行制度，茶商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利权，利润优厚。清代茶商可分三大类型。一为安徽、福建商人，属主要茶产区的茶商，尤以经营安徽祁门和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行销四方。二为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后以经营边茶为主，行销康藏。三是山西商人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其中尤以晋商即习称西客者实力最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我国茶叶亦早有出口。17世纪时即有荷兰人来澳门购茶，而以陆路输俄国为大宗。18世纪起，海路出口日增，以输英国为主。1833年以前，中英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而茶叶占该公司自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80—90%，其增长情况如表2—45。估计鸦片战争前全部水陆出口茶叶年约45万担，占茶叶总销量的23%左右，价值约858万两（见第六节表2—53），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出口的第一位商品。

　　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14]。但因系广州一口通商，茶商将茶叶由江南产区翻越大庚岭运至广州，路途艰远，需时六周至二个月，费用很大。而出口业务由广州十三行经手，利润为十三行及东印度公司所夺。东印度公司经营茶叶利润年达350万镑，英政府亦获同样多的税收[15]。

　　鸦片战争后，外贸中心转移上海。徽州绿茶集中屯溪，由新安江经杭州转上海；祁门红茶或经屯溪，或经九江运上海；水运都不过10日。浙东平水茶由绍兴起运，经杭州到上海，只需5日。而武夷山茶运福州出口，只需4日。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1856年，上海出口44.5万担，福州出口30.7万担，两共占全国海运出口量的77%[16]。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成为华茶区的出口口岸，原陆路运俄国之砖茶亦改由汉口出海。至1881年，上海出口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三大茶埠出口占全国茶出口量的73%[17]。从事茶出口的华商，亦以此三大口岸为中心，进行运销。

表2—45：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往英伦本土茶叶量值（1760—1833年）　每年平均数

　　*1817—19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14—15页。

　　由于国内运输路线缩短，出口茶价下降。但在1876年以前，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递增，出口茶价尚维持较高水平，华商运销获利亦厚。1877—1888年间，出口量增长更快，惟已受印度、锡兰、日本出口茶叶影响，中国茶出口价猛跌。1888—1894年间，虽价格略有回升，但出口量下降了20%，传统的输英茶叶下降尤甚，赖输俄茶增加，稍为非作歹弥补。这时从事出口茶的货商，亦陷入不景气。到1894年，出口茶已超过内销茶，但因茶价下降，出口值已由盛时的400万关两降为300万关两。这期间的茶叶出口贸易情况见表2—46。

表2—46：甲午战争前茶叶出口量值（1868—1894年）

　　说明：

　　* 出口量包括经樊城陆路运俄数字，以及1887年后九龙、拱北与香港、澳门的帆船贸易数字，故较历年海关统计出口量为大。

　　** 据海关统计。

　　*** 按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值平均计算。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3年版第1204—1205、1606、1644页。

　　1、经营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的茶商，基本上是从事国内贸易的旧式商人，其经营出口茶者，除传统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外，也只是将茶卖与广州十三行，本身不与外商打交道。鸦片战争后，出口中心移上海，就有一些“多领洋人本钱”的新兴茶商，“挟重金以来”产区，代外国洋行购茶[18]。继之有人开设专与外商作交易的茶栈，以及加工精制茶的茶厂、茶号（国内运销主要是毛茶，出口茶则需再加工）。上海茶商行业发生分工，主营内销者称本庄，主营出口称洋庄。70年代时，上海已有茶栈几十家[19]。采购毛茶，在沪加工精制以销外商的茶栈（5），也有三四十家[20]。在福州，经营出口的茶庄基本代替了原来的西客，乃至在武夷茶产区，“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起，道光夷茶经营为此三帮独占。”[21]汉口原有领部贴（茶引）的旧式茶商20多家，开埠后，俄、英等外商来汉设厂收茶，即出现专与洋行买卖的茶栈七八家[22]。经营毛茶的茶行，包括崇阳、羊楼司等茶产区，1886年达299家[23]。汉口输俄茶原来由西客经营，在恰克图有山西庄100庄，改由海运出口后，西客均告衰退[24]。三大茶埠之外，其他口岸亦出现新式茶商。如九江1861年开埠时尚无茶栈、茶行，次年即出现十六七家，1882年连同宁州、武宁、祁门等产区有茶行344家[25]。

　　（1）原广东十三行行商改设茶叶行栈。鸦片战争后，广东行商垄断对外贸易特权虽告废止，但旧行商还继续做茶、丝生意。广东的外国商人也都认为新商“不及旧商之可靠”，故仍投“素所相信之行店十余家”[26]。外商的“寓所栈房”，也是经奏明“先向各洋行（注即旧行商）租赁”[27]。据《广东十三行考》：“鸦片战起，洋行制度（即公行制度）隳坏，然十三行犹复改称茶行，继续营业，至咸丰一火始替”[28]。 1838年，广东行商共11家，有材料说，到1846年减少1家[29]，从1845年至1855年增加3家[30]。

　　值得一提的是，旧行商还企图继续垄断茶叶出口业务。“粤商亦曾一再计划，冀将已废之公行制度，改头换面，使之复活。其最著者，厥为呈请官厅特许商人设立茶栈，并将输入（按指从产地输粤）之茶，悉行卸栈存储”[31]。此项活动是以原十三行总商浩官伍崇曜为首进行的。伍崇曜本人就是一个有名的茶商，与美商旗昌洋行关系密切。恢复官办茶栈事，曾经两广总督批准，并由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发布布告，卒因外国商人反对甚力，未能如愿以偿。

　　（2）原广东从事华洋贸易的散商，流寓外埠，充任掮客，最后自开栈号。上海的阿林（A lum音译），就是其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

　　阿林是上海开埠初期，随外国洋行北来的一个广东散商。开始充当英国商人的掮客，他在上海一方面教授本地商人以中西交易方法，同时将英国制造品介绍推销到内地，又推动内地丝、茶商人来上海与外商交易。由于博得英商的信任，遂给予贷款8,000元开设一家义升行仓栈（Esang Hong），当时几乎所有外商都把货物交阿林处理。1845年由阿林经手的贸易额，竟占到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但这年因棉布超量进口，造成市场呆滞，货价暴跌，义升行终于倒闭。据说当时所欠对外债务达90万两[32]。阿林在1847年再次来沪，重整旧业，终于又拖欠内地茶贩帐款4万元，最后一走了之[33]。

　　上海稍晚些时候的林阿钦（Lin Achin 音译）是又一例。林阿钦也是由广东来上海的商人，受雇于怡和洋行当掮客，由于行东的信任，被赋予怡和“特约代理人”的名义，总办该行在福州地区华茶收购业务，按交易额收取2%的经纪费用。林阿钦自己开设的行栈名福兴隆，1859年经这家字号为怡和收购的华茶即超过9万两[34]。

　　（3）产地的茶商和其他商人到通商口岸开设茶栈。上海的谦和、元吉、仰记、久成、震和等茶栈，都是由浙江平水茶商来沪开设的[35]。他们在沪设栈直接卖茶给外商洋行，可减少中间人费用。上海的方镇记，则是浙江镇海方家开设的。方家起家人方性斋，原在上海经营钱庄、丝号、糖行、杂货，当时钱庄都与丝商、茶商有贷款往来。方家遂设方镇记，一方面到湖州收买土丝，到绍兴、嵊县收买平水绿茶，卖给洋行；一方面向洋行买进棉布，向内地推销[36]。

　　又如湖南安化茶产区，原有山西省人经营黑茶。“迨海运既开，华茶运销外洋，……一般茶商乃纷纷改制红茶，即向日晋商之专制黑茶者，至此亦改制红茶为尚”。[37]类似情况也见于建德、巴陵、宁州等地。山西茶商还在汉口开设有经营洋庄、口庄（蒙、俄方面贸易）的栈号，光绪年间有牌名可考的，即有16家，如德巨生、三德玉、长盛川等[38]。

　　（4）洋行买办开设茶叶行栈。这是当时各口岸普遍的现象。19世纪80年代前后，在厦门汇丰银行任买办达20余年的叶 秋，开设瑞云茶栈，同时他也是源通银号和汇昌、厚诚钱庄的东家。[39]汉口规模较大的茶栈，几乎都是由买办开设。著名的鸿遇顺茶栈，是汉口宝顺洋行买办、汉口茶叶公所负责人盛恒山开设的。俄商阜昌洋行买办唐瑞枝，是厚生祥茶栈主人。阜昌借助唐瑞枝及厚生祥茶栈的活动，80年代末每年运出红茶达五、六十万箱[40]。

　　上海洋行买办经营茶栈的，历史更久，人数更多。50年代宝顺洋行买办徐钰亭、曾寄圃，60年代怡和洋行买办林钦、唐廷枢都是在任职买办同时开设丝茶行栈。郑观应在60年代离开宝顺洋行，充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之前，“承办和生祥茶栈，代两湖、江西、和徽州茶客沽茶”[41]。这些茶叶行栈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例如林钦、唐廷枢等伙开钱庄3家、茶栈1家，另在内地设茶庄7所。经营资金不下十几万两。[42]稍晚些时候，有杜德洋行买办鲍达祥、同孚洋行买办卢家茂投资于公升茶栈；仁记洋行买办丁家英投资于慎源和 昌盛茶栈；瑞昌洋行买办李邦贤投资于源成永、恒益两家茶栈。郭惠伦担任丹麦宝隆洋行买办，是靠忠信茶栈老板陈翊周的支持，郭的买办收入要同陈分拆[43]。

　　在这个时期，上海经营茶栈历史较久、成绩较著的，当属徐润和唐翘卿。

　　徐润在1859年与买办曾寄圃等“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两年后又“试办润立生茶号于温州白林地方”，因“大得其利”，遂“合股续开福得泉、永茂、合祥记等于河口、宁州各处，又与汪乾记（茶栈）合办茶务”；1862年再与徐芸轩全开宝源丝茶土号。总计徐润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独资或合资开设的茶叶栈号已有6家（其中有的停歇）。1868年，他离开宝顺洋行，更是全力集中茶务。自立宝源祥茶栈，加增漫江，羊楼司、崇阳、湘潭、长春街、泮溪等昝茶号。他在各地开设的茶号，不是“年年第一”，也是“不落三名之后”，为当地茶号的大产。这时他自己也自翊“颇知茶味，各路清楚”了。

　　徐润经营茶叶的收入，未见面记述。徐钰亭说他“年中行内入息过万，……白林庄 三四万”。温州白林一处茶号收入即有三四万，他开设外庄茶号共有十余处，其总收入可以想见。正是在这几年，他投资于房地产、典当、购买股票等总额达到320多万两。1873年，李鸿章扎委徐润会办轮船招商局后，他经营茶叶也从未间断，1883年还出银4.5万两买下汉口善昌升茶栈（连同码头）。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徐润受累濒于破产，官职参革，闲居上海。1886年经各友相劝，重作冯妇，集资、借款20万两，对各茶号放款、搭股，但因各种不利条件（天旱、价格等），结果只能是“空忙一番”了[44]。

　　上海另一个有名的茶栈商人唐翘卿，广东人，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的族兄弟，在上海人多称他小名为“阿槐”。上海开埠不久，唐就创立谦顺安茶栈，被认为是上海开设最早的、有实力的茶商之一。唐的经历是先茶栈，后买办，由谦顺安老板而后成为茶商元芳洋行的茶叶买办。有资料说他还担任过汇丰银行买办[45]、福州怡和洋行买办[46]。1868年上海成立茶叶公所，他和徐润、唐廷枢等都充任董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深入到汉口，唐又在汉口开设谦顺安分行。上海谦顺安则交给外甥祝镜澄管理。这个茶栈在沪、汉两地都是有名的大茶栈之一。唐翘卿的长子唐叔 ，清末曾任驻马尼拉领事；次子唐季珊，留学英国，并曾考察国外茶叶市场情况。1916年，唐氏父子创办华茶公司，由唐叔 任总经理，唐季珊协助，成为我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直接向国外出口的民族资本贸易茶商[47]。

　　2.茶叶的交易环节和中间剥削

　　我国茶叶贸易的交易环节甚多。内销茶相对说少一点，茶号从产地收购的茶叶，运销各大城市，经由当地茶叶中介商，转销客帮并供应当地茶店（有些是批零兼营）。外销茶则要经过更多的中间商人，每经转手，都要从中取利。外销茶在国内市场的流通过程及经营环节，可示如下图：

　　（1）茶栈 茶栈大都设于通商口岸，是适应外国洋行进出口贸易的需要而出现的。最早的行栈，大都是丝、茶、土（鸦片）兼营，甚至同洋行用易货方式交换进口货物。它既中介取佣，又有自营业务。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随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出现了专业茶栈；80年代后茶叶价格下跌，自营业务常冒险，许多茶栈就“自己不做交易，唯为人作掮客，代客买卖”[48]。

　　茶栈组织出口货源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利用同乡关系，组织地区性帮别行栈，各有固定客户；有的是在产区设立分支机构，或在产区茶号搭股；更多的是新茶上市前派人去茶区，给当地茶号贷款，预先取得茶叶收购权。1889年沪、汉两地茶栈对汉口茶市贷放的春季茶银有300多万两[49]。

　　茶栈本身资金一般不过一二万两，但放款有时多达一二十万两，这主要是靠钱庄的信贷支持；而钱庄又是靠外国银行的拆错。钱庄向茶本放款入利息一分，茶栈转借茶号则在一分五上下。所以茶栈不仅是外销茶贸易中介商，还是个融通茶叶流通资金的信用机构。

　　外国洋行一般不同内地茶商直接交易，必须茶栈为之居间。成交后，茶叶的品质、数量发生纠纷，茶栈要负一定责任。茶栈介绍成交的佣金，一般为交易额的2%，但实际收入要远比此为多。1860年一个记载说，茶号经茶栈卖茶给洋行，付给茶栈的费用，包括佣金、通事费、破箱费、关税等，约为茶价的10%[50]。20世纪初，祁门茶号经上海茶栈售茶，不包括关税，付出的佣金和名目繁多的费用，占到交易额的7.5%[51]。

　　茶栈设有仓库、旅舍，接待客商。备有通事，代客向洋行兜售货物。货物售出前，遇有资金周转上的急需，还可以存货为抵，由茶栈通缓急。茶栈能为外地客商提供种种便利，所以深受欢迎。但有的客商也常遇到茶栈勒索，只好甘苦自尝。

　　茶栈内部，经理之下设有管帐、书手（管文书信件）、通事（跑街）、茶楼司事、学徒等人，另外还派出人员，驻于茶区，负责贷款、汇兑及茶叶的收购、转运事宜。

　　（2）茶号、茶客 茶号（指洋庄茶号，有的地方叫茶厂）为收购并精制外销茶运口岸销售的加工厂，开设者多为茶区或茶叶集散地具有资产实力的地主、资本家、豪绅等，流动资金来源，大部分靠茶栈借贷。此外，上海等口岸城市还有一种称作“土庄茶号”的，系将内地运来之毛茶，就近加工为精制箱茶，经由茶栈，卖给外商。

　　外销茶的加工分两个部分：自采摘鲜叶起，至凋萎、揉捻、杀青或发酵、烘晒等粗制加工，由茶农负责进行；烘焙、补火、筛分、拣选等精制加工，由茶号负责完成。外销茶因要求质量较高，故精制手续颇繁复。茶号设有一批技术人员专司其事。

　　茶号收购对象，包括茶农、茶贩、茶行等，并不固定。习惯上收绿茶的茶号，并不由农民直接送来，而是由茶号自派茶客（亦称水客）到各乡收买。茶客下乡，为了节省费用，多在当地茶行开秤收购，谓之“投行”。茶行代茶客招徕、介绍茶产、天方评议价格，撮合成交。收购茶叶的价格、质量等，由茶客最后决定。收妥的茶叶，再雇力夫运茶号精制。

　　（3）茶行 茶行也是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多在产茶区，为数众多。他们中介取佣，与通商口岸的茶栈相似。不同的是：茶栈专中介精制茶的交易，卖方为内地的洋庄茶号或通商口岸的土庄茶号，买方为外国洋行。茶行则是中介毛茶交易，资本较小，卖方为茶农、茶贩，买方为制造外销茶的茶号及贩售内销茶的茶叶店。

　　在产茶区开设茶行，须向地方政府申请，领得牙帖，始可营业，故茶行亦名牙行。茶行负责介绍茶号、水客与茶农、茶贩之间的交易，从中取得茶农付给的2—3%的佣金。水客照规定亦需交付佣金，但茶行为招徕号商，多不收取。茶行介绍水客的收购方式，在浙东多为伴同水客到茶农家中看货议价，茶行负责导引，帮助评议；皖西、皖南多为水客在茶行开秤，茶农就近挑来出售；祁门则由茶农与茶号直接交易，几天茶行居间。

　　茶行除介绍茶号水客与茶农交易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接待外地茶贩，临时收购或介绍与茶号成交。例如安微屯溪镇为茶叶集散地，每年外运数量甚多，但所在地休宁县产量有限，供不应求，于是毗邻地区的皖、浙、赣各地茶叶由茶贩贩运而来，每逢茶季，各地茶贩麇集，茶行即出面接待，并居间介绍向茶号售卖。茶行可得买卖双方佣金，为数不少。拥资雄厚的茶行，有时且自为贩客，自设庄号，既作中间商，又自营贩运购销业务。

　　产区茶行之外，通商口岸也有茶行之设。他们基本是代客买卖，应客商急需，有时也作价收购。上海茶行经手的内地毛茶，主要销路有三：一是精制出口箱茶的土庄茶号；二为经营沿海、近海贸易的客帮，如销往厦门、广州、南洋群岛的南洋帮，销往营口、天津、烟台、青岛的北洋帮；三为制造内销茶的当地茶叶店。其中以客帮的销路最大。它们由跑街布样，兜售议价，取佣较茶栈为高，有的达百分之四五。

　　（4）茶贩 各茶产区都有一批茶贩。茶农距茶号、茶行过远，即就近卖与茶贩，由茶贩转售，从中收取购销差价，所以茶贩一般都需有一定数额的自筹资本。从事茶贩生意的，有没落地主、富农，也有地痞、流氓。这些人平时不治生产，但对看茶有几分经验，茶季即从事茶叶贩卖。

　　茶贩一般为“扁担商”，购销数额不大，每次百斤左右，以一根扁担挑动为度。浙东四明山区，有的以咸鲞换茶，担进担出。他们一般不纳捐税，逢低购进，看行情有利，即短期囤积。有的可积累几担、几十担资本。有些茶贩，几个合伙成一集团，购销茶叶的量较大，一般都有囤积待利的周转余地。

　　茶贩的购销对象是茶农和茶号。因之，他们一方面有一套拉拢茶农的本领，攀亲道眷，巧言令色，直到做成交易为止；另一方面又与茶行茶号厮混甚热，吃喝勾搭，分肥牟利。茶号利用他们作眼线，了解各乡茶叶生产、存货数量、品质等情况，同时制造价格涨落空气，散布停庄止购之类谣言，诱使茶农上钩。茶贩收购茶叶，往往是压级压价，拖欠茶银；向茶号交售又是加价“戴帽”，两面三刀。所以，人们常你他们为“两面刀”。

　　有些有实力的“长腿”茶贩，还与通商口岸的茶行直接挂钩，长途贩运。有的茶贩本逐步积累，上升为茶号主人。浙东平水茶帮中，经营茶叶有百年多历史的绍兴王化宋家，就是从茶贩子起家，成为茶业巨擘[52]。

　　上述茶叶出口贸易的各个交易环节，在交易过程中，都有一套陈规陋习和花样繁多的盘剥取利办法，这些中间盘剥，可大别为二级。

　　第一级是洋行、买办以及茶栈对内地茶商的盘剥。内地茶商对茶叶的国际市场需求、银汇变动、价格涨落，几乎是毫无所知。外国洋行利用它独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地位，就在价格方面联合垄断。“如茶市，英商照会俄商，不许放价抢盘，俄商即允照办理”。或洋商故意抬价开盘，使华商将茶大量集中口岸，然后抑价收购，叫“放盘杀价”。“洋商抬价，则[华商]尽力多囤，一旦跌价，则又急思脱手。……颠之倒之，一任洋人之所为，播弄华商不竭血本不止”[53]。因外商抑勒茶价，1892年，汉口茶帮“纷纷减价求售，致亏本银一百数十万两，洋行大获其利”。次年，“湘茶开市，英商故意为难，仍以抑价为得计。华商无计可施，以致光绪十九年（1893）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54]。

　　除操纵价格外，洋行收茶还在看样、过磅、会款等方面，有许多陋规，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留取样茶：内地茶商将茶运抵通商口岸，向洋行出售前，例而破箱取样。这些样茶，即归洋行买办及茶栈经手人中饱。天启的茶箱，洋行过磅，例称“下一件”，即扣除若干斤。一箱茶约重50的，多批交易，自可积少成多。

　　二五听磅：茶号向洋行售茶，由洋行、茶栈各出一人会同货主过磅，货主担负过磅费，另外扣除“明亏暗吃”，容许洋行买办公开吃磅。每箱茶重50斤，旧例，以茶叶干燥不足为借口，需扣5磅左右；后以茶商群起反对，改扣2.5磅，称二五扣磅。实际不止，每磅折合市斤应为0.9071斤，但外商系按0.9075折算。以上两项合计，每担茶实扣数约合4.5375斤，占5%左右[55]。

　　九九五扣息：华洋茶叶交易，洋行多不按期付款。少数付现款的就要有一定的折扣，遂有“九九五扣息”产生，即茶价1,000元，实付995元。以后不论付款期限工短，一律扣息，成为陋规。

　　延期付款：茶叶售给洋行，照旧章，交货过磅在一星期内办清，同时即付给货款，但事实上，洋行往往迁延时日。70年代初，苏伊士运河开航，中英电讯直通，经营出口茶叶的外商，更采取茶叶装船之后，以银行结汇付款办法，称作“装船银子”。1873年，内地茶商曾要求“货既过磅，须即行结帐付银”，洋商恃强不理，反诬华商“其意不善，其事难行”[56]，于是装船银子，成为惯例。用这种办法，洋行买茶几乎无需资本，但华商需等待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时间，才能收到货款。华商都是借款办茶，须继续承受利息负担。

　　上述这些中间盘剥，为数相当可观，从1868年到1894年，我国出口茶叶总值约为9亿关两[57]，如果按照上述吃磅5%、扣息5‰合计，内地茶商即受损4,950万关两。留存样茶、延期会款增加的利息负担，更难计数。

　　茶栈参与洋行、买办对内地茶商的盘剥，本身亦可分取余沥。例如，样茶茶栈有份；洋行延期付款，茶号借款不能早期归还，茶栈即可坐享更多的利息收入。有些洋行付款不是按每批交易清结，而是合数批整付，不指明某号单位，这样茶栈就可推称货款未到而以之作为周转，并使茶号延长利息负担。

　　此外，茶栈代茶号垫付的运销费用以及各种名目的税捐、佣金等开支，或者浮报，或者中饱，为数亦复不少。1852年，英人福钦（Fortune）写的《中国茶区旅行记》，曾记述当时每担成本4两的茶叶，运到口岸出售，“批发商额外费用”高达1两。而上海收购价平均每担为18两的中上等茶叶，中间商操纵的利润就有4两[58]，即达成本的25%或售价的22%。稍晚些时候的调查材料，也说到祁门茶号委托上海茶栈出售的茶叶，数量损失、付价折扣以及各种费用、陋规等，占到茶叶价格的20%左右。有的调查者说，“茶价八折，已成为祁门红茶习惯商法”[59]。

　　第二级是茶号、茶贩、茶行等对茶农的盘剥，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项。

　　高秤收进：浙东茶号一向用“司马秤”，20两作1斤，比之市上通用的16两秤，每担（百斤）只折合80斤。安徽祁门则是通行漕平22两作1斤。湖南安化历来用七六扣秤，每百斤作76斤。其他有些地方甚至用三七秤、对折秤。“茶商入山买茶，多用大秤，往往有加至32两以外者”[60]。总之，茶农在出售茶叶时，只在秤量上每担就要吃亏二三十斤以上。

　　留取样茶：茶农出售茶叶，每袋均需解开袋口，让“检样手”从中取样评议。一般每百斤取样2斤，有的取样几次，多达四五斤。样茶在成交时，向例不过秤，留归茶号。

　　除皮、杀秤：售茶过秤，需先减去皮重（包装重量），茶叶布袋重量每袋不过1斤（16两），茶号规定每袋除皮1斤（20两或更多），布袋稍厚或有缝补，就要除皮2斤。过秤时，不少茶号秤手或茶贩“高悬短喊”，能在每担茶中压低一二斤，又使茶农觉察不出。

　　付款折扣：安徽六安一带，买茶叫价是银两，再折成钱文，最后合成银元实付。每次折算，或贬值，或抹零，总是茶农吃亏。湖南安化买茶，向用九七制钱，等于茶价九七折算。浙东平水地区茶号结付茶款，要搭配小洋三成，小洋以10角作1元，但市面折换率往往是1元可换12角左右，以此推算，100元实付只抵95元。

　　抽取佣金：茶叶行号代客买卖，只收卖方（茶农）佣金，一般为2—3%。安化茶“每串扣钱50文”，平水茶也是扣佣5%，百元茶价，茶农只得95元，称作“九五圆账”。

　　此外，在交易过程中，茶号、茶贩、茶行等，或借口样货不符，或推称干燥不足，都要再打折扣。偶尔发现杂质，更是百般刁难。安化甚至是不论有无灰末，每担一律扣茶4斤[61]。茶农一般穷困需钱急用，明知吃亏，也只得委屈成交。经过上述七折八扣，百斤茶叶，往往只剩下60斤左右的收入。不仅如此，茶号、茶贩经营亏损，就要拖欠茶款，茶农无力声讨。有时在当地士绅斡旋下，折扣付还，甚至只付一二成，茶农也无可奈何。

　　3、出口贸易茶商的盛衰

　　在甲午战争前，经营出口茶叶的华商已形成一个大的商业资本，它们以外国洋行为靠山，建立了从口岸到产区的收购网。而茶叶的生产者则是个体的小农。小农不能自己推销产品，也无力抵抗流通中的盘剥。因而，在茶叶大量出口的情况下，茶商的利润总是很大的。当时一些论者如：“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之从前不啻倍蓰”[62]；“赢号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63]；“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谋效”[64]“浮梁巨贾，获利颇多”[65]等，类皆言而不详。但是，从一些茶商发家的情况中，也可略见梗概。

　　前述口岸较大茶栈，多是洋行买办所设，他们就都是从茶叶贸易中获大利者。其中徐润、唐翘卿的事业尤为显著。徐润一生以买办而经营洋务派企业著称于世，实则他经营茶叶达27年，从他80年代以前的活动和收入看，实际是以茶发家的，故房地产等事业失败后，仍不放弃茶叶经营。唐翘卿是由茶商而买办，由上海而汉口，由父而子，成为茶叶世家。余如林阿钦、刘辅堂等，更都是茶叶起家。刘辅堂原为票号帮工，后任汉口俄商新泰、阜昌洋行买办，并自开广昌和茶栈，去世时有资财200万两[66]。

　　前述上海茶栈不少是浙帮平水茶商所设，平水绿茶是上海出口大宗。平水富商董久大、宋瑞泰等，都有百年经营历史。宋两面泰除开设瑞泰栈外，他家还有带“瑞”字的行号八九家，每年经营出口箱茶以万计。他的后辈宋济川（开设瑞隆号），更是富比王侯[67]。

　　福建茶产区，新兴茶商购买原来由寺庙据有的茶山，道咸时，每家经营资金“动辄百数十万元”[68]（可能是包括借款）。福州茶叶出口，在80年代初曾超过上海，福州茶商利润也大。90年代初的一个记载说，福建各茶产区有名声卓著的百万富翁18家，其中最小的也有资财200万元，最富的达800万元。这时茶叶贸易已趋不振，但他们仍在经营[69]。

　　其他茶产区情况亦相似。如江西，“因茶叶致富者不下数十百家”[70]。1871年，湖南14个茶产区有茶行160家，湖北7个茶产区有茶行94家，而这些茶行中，有100家是江西茶商开设的[71]。湖南湘乡的朱紫桂，原在一米店司事，“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万金”，这是1867年左右的事，“既而逐岁贸茶，积资近百万，湘皋汉浒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矣”[72]。

　　随着茶商的增长，各地相继成立茶叶公所之类的行业组织。1868年（同治7年）上海首创茶叶公所。接着，汉口、福州等地也陆续成立茶叶公所。沪、汉两地茶叶公所“互为维持”[73]，在垄断茶叶出口方面具有很重要地位。19世纪末叶，在各茶叶产区和集散地，如安徽的屯溪、婺源、歙县、祁门等，也相继成立茶叶公所。屯溪茶叶公所（后改徽州茶务总会）是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指示创办的[74]。构成茶叶公所的基础，是籍属各茶产区的茶商行帮。如汉口的茶商就有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东六帮[75]。

　　可是，茶叶出口于1886年达最高峰221万担（海关统计），以后就逐渐下降，茶商也随之趋于中落。1887年，上海茶价“往昔售三十余两至四十两担者，今只售十六两、十七两至十八两”，“贩运商人，血本全靡，多难再举”[76]。茶叶产区商人受影响更大。福建侯官县，100斤袋装茶，过去至少卖20元，1887年时跌至七八元。百斤袋茶，茶行贩运到福州，挑工、 船费用、税厘及各项开支需20余两，而只能售得银八九两。“如此失本，谁人敢为？”最以“茶行破家败产者，不知有几”[77]。1888年，曾国荃奏及安徽产茶区情况：“近年以来，印度、日本产茶日旺，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 ，以致化商连年折阅，遐迩周知。据皖南茶厘总局具详，……统计亏累将及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78]。1898年《农学报》载：“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79]。

　　茶价的下降，固然是印度、锡兰、日本茶叶竞争的结果，但洋行的垄断和抑低收购价也是重要原因，而重重中间盘剥和内地税厘过重，都使茶叶贸易趋于没落。茶价下跌后，垄断盘剥如故，种种陋规反有增加之势，最后受害者还是生产茶叶的农民。茶农终岁辛劳，不获一饱，只胡放弃种茶，别谋生计。于是“茶山抛荒”者有之：“茶圃变谷田”者有之害；茶地“售作坟墓”者亦有之[80]。当然，绝大部分茶农还是继续种茶，但“园户不堪抑勒赔本，不得不迟摘粗茶，并以掺杂水湿充数，希图多压斤两”[81]；或者“园地荒草滋生，不芟不刈，老树不除，任其荣枯”[82]；或者“耕田有粮食兼有茶园者，每年铲掘二三次”，不能精心照料[83]。这都使得茶质日劣，更不能与洋茶竞争。

　　80年代后期以来，华商损失綦重，而垄断茶叶出口的外商洋行，并未受何影响。据1887年各海关的贸易报告，上海的中国茶商，经营红茶损失约300万两，经营绿茶损失约100万两；外商则进行了“有利可图”“令人满意”的交易[84]。同年，九江中国茶商损失100万两，而外商却得到了“可观的利润”。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外商“一般情况良好”，经营上等茶的还“利润很大”。而“中国商人损失极重，并且还要继续遭到损失”[85]。

　　华商损失，主要由于贸易不能自主，不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外商中梗，操纵茶价所致。有识之士，早已看到这点。1894年，湖南巡抚吴大澄上有《英商压抑茶价湘茶连年亏折奏请借洋款设局督销折》，未能实行。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筹借官款，两批共选购红茶320箱，分水陆两路运往俄国销售，以希“官为之倡，商为之继”，直接出口，“不致多一转折，操纵由人”。这次试销成功，又建议清廷，“由招商局自造茶船，自立公司，于俄境自设行栈销售”[86]，惜未能实行。

六、丝商

　　我国早有广阔的丝市场，丝的行销路线较茶尤远。明代以来，丝业的大商人资本亦以安徽商人为主，至清则江浙商人，广东商人发展甚快。丝的出口历史悠久，“丝绸之路”早已闻名于世。惟清初禁海，除特别恩准洋船配带者外，不准丝绸出口。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弛海禁，但对丝的限制犹严。19世纪初期，广州出口生丝年仅一二千担，20年代增至四五千担，30年代初增至8,000担，主要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87]。1833年，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废止后，续有增加。迄鸦片战争前，估计中国出口生丝年约9,000担，占全部内外销生丝（包括丝织品用丝）的14%左右，出口价值约225万两，仅及茶叶出口值的四分之一经（见第六节表2—55，2—56）。其时经营出口的丝商，只是将丝卖与广州十三行，不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和那时的茶商一样，仍属旧式商人。

　　鸦片战争后，生丝出口中心向上海转移。这可节省江南丝运广州的时间和运费，一如茶叶。其初，清政府于1843年曾规定“内地湖丝前赴上海，应查明赴粤路程。少过一关，即补纳一关税数”[88]。惟因外国领事反对，1851年起“开办新章程”，中外商人运湖丝来沪，一律只纳子口半税，“免补三关税课”[89]。1845年，上海、广州共出口生丝约10,576担，其中上海约占一半；到1853年，骤增至52,400担，其中上海占93%[90]；9年间增长近4倍。

　　60年代以后，生丝出口仍见增长，但不甚快，1880年达82,201担，以后逐渐跌落，80年代末银价下降，出口再增，1891年出现102,005担高峰，旋再跌落。其情况见有2—47。

表2—47：甲战争前生丝出口量值（1868—1894年）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2年版第三册第1606页。

　　生丝出口价格，因受意大利、日本丝的竞争，70年代以后即趋下降。以主要产品白丝而论，据各年关册，70年代初高时达每担450关两，80年代末跌至300余关两，90年代初略有回升，约320关两。出口总值，1876年达3 ,000万关两高峰后，随即下降，迄未超过。表2—47所示为各类丝之平均值，这期间出口丝的品种有变化，亦影响丝价。原来出口以浙江、广东所产白丝为主，稍后四川、山东所产黄丝亦略有出口。60年代末，经农民纺制之经丝渐受国外欢迎，称白经、黄经。70年代以后，机器缫丝厂出现，逐有厂丝出口，原手工所缫则称土丝。厂丝价格几高出土丝一倍。又柞蚕丝、亦称野灰丝，原甚少出口，到80年代末已增至万余担。其价格仅包括土丝60,681担，厂丝22,523担，柞蚕丝16,240担。

　　1894年，中国桑蚕丝的出口已占到国内外总销量的一半，国内市场丝价也受出口影响，丝业陷于不景气。时有人提出“救商”说：“丝则有意大利、法兰西、日本加意制造，缫制极精，已 乎效中国之长，夺中国之利。核之海关总册，销数虽不致大减，而商家岁岁亏耗，人人折阅，几有一蹶不振之势。”[91]“人人折阅”显系夸大，但丝商面临困境，则属事实。

　　1、经营出口贸易丝商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经营出口贸易丝商的兴起和上述经营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相似，即在通商口岸出现新兴的丝栈、丝号，同时发展了从丝产区到口岸之间贩运的丝行。惟这时间出口生丝以辑里丝（七里丝）最为著名，数量也最大。辑里原为湖州南浔镇的一村名，所产丝洁白柔韧，拉力强，南浔一带的丝遂通称辑里。历史上即行销各埠，“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织造者皆至此收焉。”[92]鸦片战争后，贸丝致富者甚多，故上海丝栈、丝号和丝的贩运商都以湖州帮实力雄厚，至19世纪末才有无锡帮兴起。

　　上海早期丝栈，多是与茶栈合一甚至兼营鸦片，已如前述。这些丝栈，也有不少是洋地买办所设。1852年开设的上海亦昌丝茶土号，店主徐荣村是宝顺洋行买办徐钰亭的弟弟，有材料说，创是担任过宝顺洋行的买办[93]。1859年，徐润与宝顺洋行买办曾寄圃等合开绍祥字号，1862年再与人合开宝源丝茶土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94]。50年代初在怡和洋行任买办的杨坊，同时是一个丝业与钱庄商人。左宗棠说他是“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95]。他的后任林钦，也“于买办之外，兼营丝栈、茶栈”，后因“丝茶事务冗繁，于怡和洋行办房职务，无暇兼顾”[96]。继林钦任怡和洋行买办的唐廷枢，在60年代更与徐润同为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的董事。

　　后来外商看到买办兼为商人对自身有利和方便，竞相延聘在业华商充任买办。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原是成顺泰丝栈通事，常常跑街，和瑞记洋行大班厮混熟了，1880年被邀去当了买办。怡成丝栈商人徐棣山，也是因为经常有生意与怡和洋行大班打交道，洋行约他于1882年合开怡和丝厂，徐任董事，并推荐他的堂侄徐三吾当上买办[97]。由丝商出身成为洋行买办的，在甲午战争以前比较有名的还有：海宁丝商沈志云充任拔维宴洋行买办，湖州丝商杨涵斋成为新时昌、公平洋行买办，湖州丝商沈静轩充任永兴洋行、立兴洋行买办等[98]。洋行雇用私商为买办，不仅有利于掌握商情，攫取货源，有些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如杨涵斋是上海丝业公所负责人，而同时被两家洋行聘为买办，他的一家子侄五人也先后担任了买办，有“一门五买办”之称。

　　口岸丝栈的另一源，是丝产区的丝商所设。上海最早的一批专营辑里丝的大成、震泰、恒昌、永达成、怡成、成顺泰、泰康祥、陈舆昌、刘贯记等丝栈，大都是湖州丝商所设，有些就是南浔产区丝行的分号、联号。以后山东、四川的生丝也经由上海出口，于是又出现山东帮开设的恒顺公、和聚栈、益昌丰、恒祥、同和栈（专卖山东黄丝），四川帮开设的泰康祥、宝元祥、绪昶、同康泰等[99]。

　　丝栈是代产区丝行把生丝卖给外商洋行的中间商。70年代后，机器缫丝厂兴起，生产出口厂丝，于是又有经手厂丝买卖的中间商兴起，在上海称丝号，为数不多。70年代初，上海的丝栈、丝号共有76家[100]。在广州，鸦片战争后，原十三行行商仍经营出口生丝，一如上海的丝栈。但广州丝出口业务迅即为上海所夺。不过广州机器缫丝厂建立稍早，遂有专介绍厂丝与洋行成交的丝行出现，抽取佣金千分之十五[101]。

　　上海的丝商业，在以薛南溪为首的无锡帮兴起以前，几乎都是由湖州帮控制，其中尤以陈竹坪开设的陈舆昌丝栈、刘贯经开设的刘贯记丝栈，以及徐眉泉开设的徐眉记丝号，最为有名。直到20世纪初，据《江浙皖丝厂茧行同业录》载，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的首脑人物，仍几乎都是湖州人。

　　陈竹坪，原名煦元，又名怡青、舆昌，据《南浔志》说他是“乌程（今吴兴）人，世居南浔镇，先世以业丝起家”。“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倚之为长城”。他同时还在上海、汉口间经营水运业务，入股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担任该公司买办。又捐官候选郎中，与李鸿章、盛宣怀颇有交往，因办赈务加知府衔，去世后李鸿章具奏请旌，诏赠光禄寺卿衔。顾春池原名福昌，“字成之，号春池，国学生。幼而家贫，弃儒学贾。始设布肆于浔溪，旋又移设于震译”。[102]后来转到上海，改营丝业，并创立自己的牌号，经常出现在外国报纸广告中。后亦投资旗昌洋行，1860—1869的任旗昌买办。他和陈竹坪在旗昌的投资不下20万两，旗昌所属金利源仓栈主要即系顾春池的资本[103]。顾去世时，上海美国领事馆曾为之下半旗志哀[104]。徐眉泉也是南浔人，一向经营土丝、土经出口，在上海设有徐眉记丝号，后又与人合开长盛、德兴、慎益钱庄[105]。

　　在丝商业中，经营产区和口岸之间贩运贸易的丝商，似比同类的茶叶贩运商实力较强。这主要是因为湖丝产区集中又与上海接近所致。早期丝商运丝到上海与洋商交易，首先就遇到语言不通的问题，必须假手通事做中间人。这种通事多是“广东、宁波商伙子弟”[106]。有人指斥他们“率皆市井佻达游闲”，“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107]但就丝通事说，“皆为湖州南浔人”；“丝通事名任翻译，实则通晓国内外行情，双方尽受其玩弄，不啻一狡猾之掮客。”又说南浔之大丝商，“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苟非得亲戚故旧之为通事者为之介，则资本虽未必尽数亏蚀，但绝无余利可得”[108]。这此话都说得过于绝对。不过，湖州丝商与外国洋行、通事关系密切，当是事实，这也是他们兴起快、利润厚的原因之一。

　　湖州帮丝商的兴起，主要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出产辑里丝之湖州人士，稍有资产者，相率避居上海，因此得与外人接触机会，渐通外国语言。……肇日后贩丝致富之基”。那时经营湖丝运销的利润很大，他们“以低价向农民购丝，以高价售之于上海之洋行，一转手间，巨富可以立致”。“于是小富者一跃而为中富，中富者一跃而为巨富，一时崛起者甚众。……家财垒聚，自数万乃至数十万者，指不胜屈”[109]。仅就南浔镇而论，据民间传说，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支狗”之称。财产达100万以上者称作象，50万以上不足100万者称作牛，30万以上不足50万者称作狗。“四象”，一说为刘（贯经）、顾（春池）、张（竹斋）、庞（芸皋、元济父子）[110]，另据较晚期调查，实为5家，即刘、张、庞、邢（赓星）、邱（仙槎）。传说刘有家资2,000万，张有1,200万，邢有400万，邱、庞各100万。所谓“八牛”，指梅、金、谢、张、蒋、顾、李、桂8户[111]。至于七十二只“狗”，更不一定与实数相符，但足以说明丝商巨富人数之多了。

　　南浔的丝商巨富多，不只是“齐东野人语”，有地方志书也不乏记载。《南浔志》中就提到在鸦片战争后一批在短期内成为巨富的丝商，如刘贯经，“祖若父及诸父咸佐人业丝，乃辍学执业于丝绸店”；后嫌收入微薄，“去之而从事于丝肆”。“自泰西诸国互市上海，湖丝出口益伙，颐岁可十万包。通奉（刘贯经曾捐四品工部郎中封通奉大夫）力微心雄，趋时若鸷 鸟之发，营生如伊吕之谋，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112]。刘贯经不但开了两家丝行，还有十几家典当，并投资垦牧公司和农场，有田地千亩。他在南浔建筑的私人园林小莲庄，有池广十亩，临水回廊亭榭，布置井然，其中有近百年的古杨三本，据说南浔园林之胜，以此为最。类似刘贯经起家的事例，《南浔志》有传或提到姓名的，还有庞云皋、庞无济、陈竹坪、顾春池、蒋维诚、梅月槎、梅福培、朱兆传、金桐、周昌大、周昌炽、许香谷、沈秉钧等一、二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弃学就贾，“获利倍蓰”“蔚然为望族”的巨富。“南浔之定富与通奉（刘贯经）相捋者，凡数十家”。

　　湖州之外，广东、四川等地丝商虽不象南浔那样突出，但类似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广东丝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直在商界居于重要地位。主要产区顺德、南海都不乏丝业巨富。广州商会成立前的商业组织负责人，也一向是多由丝商充任。如七十二行总商岑德舆，便是有名的大丝商。

　　2、丝、茧的交易环节和中间剥削

　　生丝的交易环节也是外销繁于内销，但比茶叶的交易环节略少一些。不过自70年代机器缫丝厂兴起后，又有了鲜茧的贸易，形成两套市场。各地丝商、茧商的名称和交易组织不尽一致，兹以经江南一带为例，其丝、茧的流通过程和交易环节可示如下图：

　　（1）丝栈、丝号 都是设在通商口岸，丝栈经营土丝，丝号经营厂丝。丝栈因接待外地客商，大都备有旅舍、栈房，他们还代客报关付税，垫付费用开支，有的甚至可代向钱庄拆借相当于寄存货值50—80%的放款（加收半厘到1厘的佣金）。丝栈自身一般不直接从事生丝买卖，只是代客商向洋行销售，从中收取佣金和栈租。佣金数额，因生丝品种、帮口不同，收取标准不一，一般是每包收2两半银子，由丝栈、通事分得。

　　（2）丝行 丝行大多是产地丝商经营，也有口岸丝栈投资的，他们在产地向丝庄收购生丝，经过整理加工，打上自己的牌子，再运往通商口岸托售。浙江南浔梅恒裕丝行经售的金麒麟、银麒麟牌经丝，重视规格质量，在国际市场颇有信誉。这家丝行盛时雇用职员40多人，抄丝员六七人，生丝上市时，即分派抄丝员到产区各丝庄“抄丝”，即把各丝庄收购的丝抄录数字，收买下来。然后再把从各庄收购的生丝，分别粗细、颜色，按出口规格发交农民复摇、整理，以备运往上海。有名的大丝商，率多由经营丝行起家。

　　（3）丝庄 在南浔亦称划庄，是直接从分散的农民手中收买生丝的收购商。一般都雇有若干个“秤手先生”（进货员），在蚕丝上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