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银荒”与中国的货币体系

　　摘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的“钱荒”，自唐以后，“钱荒”便成为帝国较为棘手的事情。明清之际的“银荒”也是如此，但“银荒”现象也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这一时期的“银荒”问题，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白银市场供求的不稳定性相关联，这说明明清时代的中国并没有游离于世界经济的舞台之外。加之传统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的不健全、管理办法的落后、文化与货币的纠结使得中国货币体系更趋向不稳定。

　　关键词：明末清初 银荒 货币体系 不稳定性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times of money shortage in Chinese history. After Tang Dynasty, money shortage became troublesome for feudal empires, which was also true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y, but silver shortage also had its characteristics. From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silver shortag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instabil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silver market to some extent, which illustrated China was not away from the world economy at that time. Besides, the instability of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then was also caused by the imperfect monetary system, backwardness in management, entanglement of culture and currency.

　　Key Words: from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silver shortage; monetary system; instability

　　中国的货币自有史传以来，绵延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随着朝代的更替，中国古代的货币也呈现着形质与体系的不同变迁。从先秦时期的实物、贝、布、刀等，到秦汉时期的黄金、半两、五铢，再到魏晋时期的布帛、粮食、铜钱、铁钱，再到唐宋时期的通宝、缣帛、纸币，最后到明清时期的白银和制钱。中国古代货币的发展和演变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

　　明中期以后，中国逐步确立了银两制【1】，进入了所谓的“白银时代”。有人就指出，白银这种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不但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自明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李伯重于2010年在中国经济史年会期间所做的《大炮与银两：财政危机影响下的晚明军事改革》讲座指出明代的白银危机使得晚明的军事改革裹足不前，即已体现了财政与货币经济对于明帝国政治和军事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放眼当时的世界历史，明朝时期（15世纪欧洲“银荒”时期）的欧洲人已经踏上了追求黄金与白银的艰辛航路，进而引发了商业革命。而由于贸易顺差，海上的“丝银之路”却为中国输送了大量的白银，并引发了明代中后期传统社会币制的变迁。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施行“一条变法”的赋税改革之后，中国正式确立了以白银为主导地位的货币体系。但是有一问题如梁方仲所言：“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3】明代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据弗兰克估计，世界白银将近有1/2到1/3的数量（60000吨）流入中国【4】。因此，中国最后一个银钱货币体系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与国际贸易中白银数量的流入关系莫大，这就造成了明清货币体系与以往中国传统时期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不同。

　　对于货币体系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当今货币体系的含义是指囊括涉及货币的创造和分配的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体系。当然在古代，货币制度没有这么完备的体系设置，而学界对货币体系的研究也较为缺乏。李槐指出：“货币体系，应该指的是两种或更多的货币组成的有规律的货币整体；货币结构，指的是构成货币体系的具体货币种类及相互间的关系。”【5】这样的定义，殊为明白，因此我借鉴之。

一、中国货币体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货币，虽然产生的时间很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三代时期。然而由稳定的两种或更多的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却是在秦汉帝国时期建立的。见于史载的秦朝货币是分为两等的【6】，黄金是上币，以镒记；铜钱是下币，就是重如其文的“半两”钱。其实早在东周周景王时期（公元前524年），单旗就提出了货币的子母相权理论，反对景王铸造大钱。他所说的货币轻重实指的是货币对商品的不同比价，而非轻重本身。因而单旗的理论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试图构建轻重货币体系的思想理论。它奠定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货币体系形成的前提，那就是稳定的货币体系就是有轻重两类的货币所构成。

　　先秦时期的货币，由于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割据性，无法形成统一的完整的货币体系。而秦汉时期形成的货币体系却较为稳定，维持了数百年。但是这时期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改变。一是王莽的托古改制，导致货币制度的混乱；二是东汉末期主辅币的变化，黄金退出货币体系之外，货币结构开始缺失重要的一环，主币开始由实物货币来承担。这个变化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低潮所致。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在探讨当中。这一货币结构的变化也预示着秦汉时期的金铜货币体系走向瓦解。中国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也开始走向低谷。

　　魏晋至唐中叶时期，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个较为混乱的时期。汪圣铎称之为“衰落与倒退”的时代。【7】从货币体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可谓是不正常的。这300多年的动荡时期，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货币体系却走向了极不稳定的道路之上。首先是货币种类出现了粮食和布帛等实物充斥其中；其次币制也混乱不堪，如大钱、劣币的盛行，币文也产生了许多名目。史载“入水不沉，随手破碎”【8】；最后是货币体系的不断变动，公元221年，三国时期的魏国颁布法令正式停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币”。【9】金属货币为实物货币所替代，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虽然在后来动乱的历史时期内，铜钱的地位有所恢复，但是一直充当零星和民间交易的角色。而谷、帛与铜钱所构成的货币系统也不稳定，据史载，这一时期铁钱也在梁武帝时期开始铸造，甚至黄金和白银的使用也见于记载，足可见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隋唐时期的货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趋向于稳定。隋朝恢复五铢钱的使用，到了唐初以年号为标志的铜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孔方兄也走向了它极盛的时期。李埏先生论证了唐代即使处于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钱帛兼行”的时代。史载，唐玄宗开元22年（公元734年）：“自今以后，所在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纬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10】明确规定了绢帛等丝织品主要用于大额交易，便可知充当主币的是缣帛等实物货币。但从货币体系的层面来讲，实物货币代替金属货币，并不能弥补自东汉以来货币体系结构的缺失。而这种确实反过来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唐代出现了“钱荒”便是很明显的例子，延至宋代则更为严重。对于“钱荒”的论述有很多。我们知道“钱荒”的表现主要是流通中铜钱的不足，但是其原因的复杂的。高聪明指出：“政府赋税政策的变化不能不说是“钱荒”的直接导因，但是它更深的原因却在于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即在商品货币再分配的流通与集中过程中，大量的货币被地主、官员和商人储藏。【11】唐宋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唐宋社会变革”。其实，自唐中叶以后，价值很高的土地开始进入了商品的市场之内，加之绢、茶、盐、铁等大宗物品的流通。显然实物货币的使用难以满足这种需求，而铜钱的铸造不但供应不足，而且这种货币的价值本来就不大。所以“钱荒”也就不难理解。

　　五代十国至宋初，以铜钱为主币，加之以铁、铅、锡等贱金属所构成的货币体系是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因而纸币的出现，绝非偶然。虽然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铁钱交易的不便。但从稳定货币体系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纸币的加入，也会有价值较高的货币形态出现。因此纸币和贱金属货币共同构成了新的货币体系。虽然元代使用了纯纸币结构，但是至明代中期以前货币体系的结构都是由纸币和贱金属制钱构成。当然，自纸币产生伊始，历朝历代便为这种货币的通货问题或币制危机所困扰。曾有人指出，正是因为纸币的无节制的发行葬送了赵宋王朝。金朝和元朝的通货危机，导致经济的崩溃，纸币的责任也难辞其咎【12】。据推算，南宋160多年的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率达到34亿倍。【13】金国时期，银与交钞的比价也上涨了6000万倍。【14】元代，元末米价比元初上涨了六七万倍。【15】究其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是由于军事的压力以及传统社会特有的权力机制导致纸币发行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加之纸币本身没有足额的准备金导致币值贬值严重，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二、明代的银两制和“银荒”

　　其实，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历史较早。但是唐代以前白银作为货币远不如黄金重要。汉武帝和王莽时期白银曾两度成为法币。但是此后数百年中，白银的流通只见于沿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唐代以后，白银的使用开始发生了变化，见于史载的赏赐记录越来越多。到了宋代，边地的贸易和籴买，禁榷等大宗交易的钞引制度，由于数额巨大，宋庭允许商人可以用部分金银代替。金代还出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银铸币。蒙元灭金、宋之前，也是以银为币。【16】足可见白银作为货币体系重要的结构之一已是大势所趋。白银材质的优越特性，前人多有描述，这里不予赘述。但是白银何时成为货币？却是有所争议的。本文采用学界通常的看法，认为白银正式成为主币的过程，是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官方宣布解除银禁开始的。

　　明代中后期，自英宗时期开始，朝廷收缴的赋税开始折成白银。嘉靖、景泰、正德期间，官俸和工役也开始使用白银。到了万历时期的一条鞭法，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正式确立了。我们知道中国的银产量并不丰富，大部分的白银需要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在15世纪，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银荒”问题，导致中国白银购买力在15世纪前半时期达到最高。【17】以白银为主的货币体系是难以确立的。随后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使得中国的银价得以回落。因而中国古代最后一个货币体系——银钱体系才得以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明清时期，未曾离开过世界的货币秩序之外。

　　据学者研究，当时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有两个：一是马尼拉，另一是日本。具体的数额虽由于统计的困难而存在争议，但是大体也可估算得出。【18】自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自马尼拉港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有4000万两。【19】相当于大明王朝30年内官银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国库收入的3.8倍。【20】足可见海外贸易白银输入，对于中国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从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白银对于中国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些经济史思想家，却主张废罢白银重新使用铜钱。崇祯年间陈子龙建议政府重新发行纸币，而桐城秀才钱秉镫作《钱钞议》，讨论钱法和钞法。清初的黄宗羲因“银力竭”干脆提出非金银论，顾炎武也持有此议。【21】这是为何？其实这就是因为“银荒”产生的严重后果使得这些有识之士都主张废除使用金银。

　　据载顾炎武曾经亲自经历过陕西的“银荒”：陕西当时虽然大丰收，却出现了“民且相率卖其妻子”的现象，原因便是民众无法集纳所需的白银赋额。明穆宗隆庆时期，大臣谭纶和靳学颜就谈到过“银荒”的问题。指出了豪右乘着“银荒”，又囤积粮食，危害百姓。到了清康熙年间，江南地区依然是：“四海之内，日益困穷”，“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22】为何到了明末清初之际，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银荒”现象呢？有不少学者指出，主要是因为赋税的征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具体表现是“一刀切”式的征收白银是不切实际的，加上官员的腐败因而导致了“银荒”问题的严重性【23】。以我看来，这可能只是原因的一个层面。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银荒”现象其实折射出来的问题有很多。下面我将论之。

三、从“银荒”现象看中国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白银的广泛使用，促使了明中期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为老一辈学者所称道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始于此。明代商品的价格，也不像前几个朝代一样，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明代米价表

　　选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5页。
　　由上表可知，从明初到明末280年间，米价只上涨了约4倍左右。足可见明代银两制的货币体系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重大作用。但是这一体系却存在自身的缺陷：

　　一是赋税折银，加重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24】。明代，国家对于专卖制度的管理有所加强，重农抑商也一以贯之。农民粮食与货币转化的固有矛盾一直存在。加上海外白银流入的地理位置偏重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使得西北和山东半岛的白银严重缺乏。因此才会出现顾炎武在西北那样的经历，丰年也要卖妻卖子。

　　二是在货币体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白银，由于供给的大部分仰仗海外进口。一旦海外供给不稳定，以及国家由于遭受倭患那般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话，大明王朝势必会陷入沉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当中。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先是欧洲在明末之际，发生金融危机，历史上称为“郁金香危机”。接着日本也由于自身的原因将国家封闭起来，使得海外白银通道相继中断。明末之际明政府因辽东战事，而耗银巨大，而国库又逐渐空虚，因此不得不把危机转嫁到百姓身上，加上天灾和人祸不断，从而导致明代的灭亡。

　　王家范先生在《世纪大讲坛》中指出，明代灭亡的原因是个综合体。边地战事的失败，经济危机加上天灾人祸引起的流民起义最终摧枯拉朽的葬送了大明帝国。其实，在我看来，明代中后期的货币体系构筑在白银身上，从而引发的白银危机是明代灭亡的重要一个原因。这不只是因为白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海外命脉，还有白银这种贵金属所具有的良好储藏属性，使得明代的财政不断的陷入财政紧缩的危机当中。据史料记载，至明朝结束时，民间窖藏的白银就达到2.5亿两之多。【25】王家范也指出，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从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数量达到6、7000万两左右。【26】大量白银的储藏，不但减少了市场上白银的流通量，更因为这些白银获得手段的权力化，使得中国这一时期货币体系承载着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因故有人提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王朝是亡于通货膨胀，但只有明代是亡于财政紧缩的。【27】

　　清代圜法，承袭明制，同时它也继承了明代中叶以来货币体系的不稳定缺陷。黄仁宇说过：“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主要王朝像清朝这样几乎完全继承了前朝制度。”【28】清代前期，由于市场白银量的不足，因而“银荒”现象延及清初。但是正如王家范所说：“白银不光具有流通的价值，还有一个功能，容易储藏，所以到了白银时代，官僚层的贪欲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明中朝以来，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皇族带头，上下经商，官商勾结，都跟白银的巨大的诱惑相关，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所以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除了顺治跟康熙前期以及雍正一代比较收敛，其他的我们可以看到，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拨比一拨扩大，官场腐败，人心不古，吏使每况而愈下。”【29】

　　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传统王朝和政府体制，政治干预经济运行，干扰货币机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从来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货币体系运行环境。即使秦汉时期的金铜货币体系，也存在着皇帝允许宠臣铸造私人货币的例子【30】。加上中国长期存在的金属货币一贯具有的储藏性能和稀缺性，以及为了稳固皇权而利用货币进行笼络的政策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货币体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总之，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货币体系虽然经历着不同时期的变化，但是中国的货币体系难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和系统。究其原因，我认为有如下几点：一是充当主要货币材质的缺陷。铜钱体贱价轻，易于盗铸；纸币也是伪币难以禁绝，容易造成贬值；白银虽然是制币的良材，但是私人铸造也是难以兼管【31】，导致衡量和成色难以做到有效管理；实物货币的缺陷更是明显。相对于如此巨大的国家而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币材量的不足容易形成“钱荒”。二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货币政策长期存在。正如黄仁宇所言：“中国古代的政府制度，是用管理简单农耕社会的方法和原则施用于宏大的商业性经营管理。”【32】在货币史上也是如此。例如在洪武23年（1390年）朱元璋光赏赐臣下的宝钞共计9000万贯，而当年朝廷的收入折合宝钞也不过2000多万贯。【33】中国传统的王朝罔视经济规律做法很是普遍。如为了战争的巨大耗费，不断发行货币和新的币种，历史上的例子不胜枚举。汉武帝、王莽、宋代、金朝和元代统治者都曾这样做过。这种只顾眼前的困局，而忽视货币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三是文化与货币的纠结自古存在。中国钱币文化形成较早，货币的力量很早就为国人所识并加以崇拜。如苏秦嫂子的表白，刘邦的治产说等等。金钱崇拜不仅容易催生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也使得国人对于货币的格外垂青，因而中国人爱储藏货币的习惯便不难理解。其实说到底，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传统政治社会的固有特点找到根源。“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政治体系是其中的坚核，主流文化是为这样的政治体制作意识形态支撑的。”【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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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伟沁：《白银危机与明清两朝经济社会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年。

〔17〕李槐：《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年04期。

〔18〕高聪明：《北宋的货币流通与“钱荒”》，《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01期。

〔19〕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注释：

【1】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争议较大。汪圣铎认为白银在明代中后期，由于赋役的因素即已占据首位。又有学者指出中国直到晚清才确立了银本位制度。还有学者如马寅初认为当时的货币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银两本位。本文采取多数学者的意见，即认为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白银的解禁和大量使用，银两制正式确立。

【2】王伟沁：《白银危机与明清两朝经济社会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年，前言部分。

【3】梁方仲：《明代银矿考》，见《梁方仲文集》，中华书局，1989，第90页。

【4】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

【5】李槐：《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年04期。

【6】有学者指出，这时期的货币应是三等，而中币就是布帛，相关史料见于《竹书纪年》。虽然有史料的支持，但是汪圣铎指出“三币制”的说法还是难以下定论。

【7】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2004，第83页。

【8】《宋书·颜峻传》。

【9】《晋书·食货志》。

【10】《唐会要》卷89《泉货》。

【11】高聪明：《北宋的货币流通与“钱荒”》，《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01期。

【12】王伟沁：《白银危机与明清两朝经济社会变革》。

【1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9-492页。

【14】李埏、林文勋：《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15】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16】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2004，第176-180页。

【1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711页。

【18】刘军：《明清时期白银流入量分析》，认为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的28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达到6亿两。载《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此外，还有王伟沁：《白银危机与明清两朝经济社会变革》一文的数据。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

【19】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20】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第176页。

【21】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2-181页。

【22】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2004，第186页。

【23】汪圣铎、王家范在阐述此问题时都有这样的看法。

【24】黄仁宇通过研究计算指出农民赋役折银之后，赋额占土地收入的比例是有所降低的，最高地区也不过12%。但这并不表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官僚体制的僵化、赋税结构的复杂性、政府基层控制效率的低下、加上失效的货币制度使得农民很容易被压榨，加之军事性的摊派，农民的负担是沉重的。见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241、257页。

【25】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93页。

【26】王家范在《世纪大讲坛》中的演讲，2006年。

【27】王伟沁：《白银危机与明清两朝经济社会变革》。

【28】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

【29】王家范在《世纪大讲坛》中的演讲，2006年。

【30】《汉书·食货志》。

【31】在清代，官方并没有统一的银币，私人铸造也是为官方所承认的。

【32】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251页。

【33】《明太祖实录》卷98

【3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