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杭州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二章第四节

第四节　苏州、杭州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后现手工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前人已有不少论述。根据我们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其中有直接史料可以确证的，还只有两项，即：（1）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品工场；（2）广东佛山的某些冶铁和铁器铸造工场。这一些工场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它们数量很少，但已不是一个别的、偶见的现象；它们具有延续性，在以后有了发展和扩大。这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同整个行业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不是单分析这些萌芽事例，而是按行业作比较系统的考察。本节考察丝织业，下节则兼论明代整个矿冶业。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是明代兴起的，有人认为其中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明代有关史料甚少，还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四川的井盐业在宋代即有先进的生产基础，明代又能发展，但同样缺少生产关系的史料。还有还有明代颇为发达的海船航运业，也是同样情况，这些，我们都放在考察清代手工业的有关章节中，一并用去考察。

　　棉布加工业中的瑞坊，棉、丝织品加工业中的染坊，都是明代即已发展起来了，同样是缺少生产关系的记述。通常是把清代的史料借来使用，我们不愿采取这种以后推前的方法，所以也是放在清代去一并考察。至于象棉布制品加工中的暑袜业，确实在明代已有了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只是一个地方的很小的行业，我们只放在有关行业中附带论及。

　　明后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的造纸槽户中，在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坊中，有颇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记载，但也是个别地方的事，整个行业的考察资料不足，因也放到清有关行业中并述。

一、丝织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我国是丝绸的祖国。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我国的丝绸和丝织技术即经“丝绸之路”传到国外。由于丝织品是皇朝和贵族统治者必需之物，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故官家督造，力求华彩绚丽，技术精益求精。历代统治者又常把绢帛作为征敛对象，按户派课，所谓“布缕之征”，因而丝织在民间也力求推广，抒柚遍天下。

　　养蚕、缫丝、织造是丝织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原来都是在农民家庭中完成的。养蚕法在明代有相当的改进。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对养蚕的记载独详，为过去历代农书中所无，可为一证。又“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1】这是将一化性的雄蛾和二化性的雌蛾交配，大约是杂交育种之始。

　　缫丝中最重要的工具是蝶车。明代普遍应用足踏缀车，有南北二式。【2】这种足踏绦车，已见于元代王领《农书》，不是新发明。不过，比较一下较晚出的《天工开物》缫车图，比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记，增加了一个送丝竿（相当于现代缫车的络交杆，目的是使丝排均匀），操作人也改立媒为坐缫；这可能是明代的改进。

　　丝织的主要工具是织机。大体可别为普通织机和提花机两类。普通织机为民间所用，在汉代已普遍使用脚踏提综的斜织机。综是两片坚框，带动经线上下开口，以便投梭。用两片以上的综。即可织出花纹，汉末已有十二综织机。再加上使经线左右移动的老鸦翅”装置，即可使经线相绞，织出有孔的罗。这些设备在宋末洗初有较大改进，见于薛景石的《样人遗制》，【3】有立机子、华（花）狐子、罗机子、布卧机子等式。明代《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所述普通织机都过于简略，反不如其他工具之详。大约织机在明代无收改进，从所附“腰机图”看，并未超过《梓人遗制》。不过，由于机户的发展和江浙一些丝织市镇的兴起，明代织机更形专业化。明末在苏州市场上，已有绩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六种织机出售。【4】

　　提花机是织造高级丝织品续、锦、缎等所用，有一个高耸的花楼，专有一人在楼上按一定程序提动衙盘，带动经线上下开合，织扭复杂的花样来。有人认为，根据《天工开物》所载图式，明代提花机的构造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5】但由于明代以前提花机的构造和演变缺乏文献材料，这种推断无法证明。从近年来汉墓出土。胡锦、销等织纹技巧，特别是东汉王逸机妇赋》中所描述的织造情获看似乎与明代的提花机，并无根本性的差异。【6】

　　丝织工具的变化，可能不是太大；但织造工艺技术，则历代都有发展，明代尤有提高。

　　如绸以及绢、帛，都属平纹组织，比较简单，多是素织。宋代开始加织暗花，成为本色花纹。明代发明用纺丝，织成纺绸，耐磨、耐洗、耐用，因而推广。又用较细的包头丝，织成包头绢，能通风，而比原来的罗要坚实得多。又“改机”，有人认为是改革织机，恐怕不确，应如前节所述，是一种较坚实的绸，为民间所用。为此，有的地方还用四川间中的水丝织成“改机缤绢”。【7】

　　罗、纱，是把经线分组互绞，织出圆孔或方孔，原也是素织。唐以后有花织。明代有较大改进，用一段乎织和一段绞织相间，并提花，成为现代的罗。既有纱孔，又增加了坚固性。又采用两梭轻、一梭重的手法，空出稀路，名曰秋罗，专供达官贵人暑眼之用。

　　绞，是高级的斜纹组织。在宋代，发展为隐藏了斜纹的缎（段）。到明代，缎就代替了续。因缎幅面光泽，花型有立体感，先染后织，节约劳动，流通乃广。锦，是用重叠的经线和重叠的纬线构成的混合组织，是最高级的产品，色彩也最多。原来，多是在经线上设色，在经线上浮点显花，这还比较容易。唐以后，多是在纬线上浮点显花，这就需要用两把以上的梭子，每梭一种色线，费工费时，但花色也更鲜艳。另外，还有用几个小梭、每梭色线深浅各异、轮流做纬的织法，叫做缂丝或刻丝。这可以织出十分复杂的图案。到宋代，就发展为用它织山水画卷。到明代，刻丝就成为一种著名的艺术品。

　　手工业生产和机器工业不同，往往生产工具变革不大，主要是工艺技术的改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丝织业就是一个例子。由上述可见，明代的改进曾多方面使织物向结实耐用方面发展，这就有利于使丝织品由皇帝贵族专用而进入市场，扩大销路。这是和这时期丝织手工业向小商品生产转化分不开的。同时，生产效率大约也有提高。汉代织绫，大约是60日成一匹，即每机每年5—6匹。【8】明代苏州织染局有织机173张，每年造缎1，534匹，每机年产约9匹。这是比较高级的织物。一般平纹织物，没见什么记载。不过从前节所说，把绢价折成米，明代的绢价大约比宋代低10%，这也反映生产效率的提高。

　　总之，明代丝织业的生产力是有提高的，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丝织业在宋代已有了从农家副业中分离出来的机户，到元末，更出现象徐一夔织工对所说的那样集中四、五张机、雇工十数人的手工作坊，工人可以争论工资，自由就业。但是，这以后一百多年，却不见类似记载。其中原因，谅非一端。而明初丝织官手工业的空前发展，总也是原因之一。

二、明代的丝织官手工业

　　丝织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历来官府控制。大约唐以前，主要是罗致技艺高超的织工，指定为皇家织造的“贡户”，以及禁止民间5织袋、锦等高级产品等。宋代，设官局织造，但只苏州、杭州、南京三处。元改为织染局。明承元制，但规模大不相同了。除在北京设外织染局、南京设内织染局和神帛堂外，还在各省设局22外。【9】各省织染局负担全部织造任务的62%，其中又以苏州织局为主。苏州织染局有房屋300间，匠丁1，700人，额设织机73张，分为丝、纱、罗六堂，另有掉络、染作、打线作坊。工匠有高手、扒手、染手、结综、掉络、接经、画匠、花匠、绣匠、折段匠、织挽匠等名目。【10】可以看出，已是分工相当精密的手工工场了。但是，它的产品是供应皇室，工匠都出于摇役（有的是军匠），是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庞大的官手工业的存在，对于丝织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是一个障碍。

　　关于明代的丝织官手工业，彭泽益同志有精密的研究，【11】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只试作下表，来看一下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其中生产力是用每年额定造解数来代替，工匠人数也是原设定额。

表2—10　明初丝织官手工业的规模

　　资料来源：①《大明会典》卷二○一，工部二一。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成化八年二月车未。③《大明会典》卷二○八，工部二八。④按中央系统估算。

　　从表2—10看，每年5.6万匹的造解任务，并不是很大的。北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和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并且这个造解任务，并未完成，有时完成不到一半，【12】自正德十年（1515）以后到嘉靖七年（1528），各省未完成的任务积欠至227，000匹。【13】万历十五年（1587），有个报告说：“累朝定制，岁造段匹，不过三万余匹，上用赏赐，俱在其中”【14】，而且“一岁所造，供费有余”。【15】这时，苏浙地区的年产能力估计

　　有15万匹。有些人把明代丝织官手工业的作用过于夸大，恐怕是不适宜的。

　　但是，到了明后期，每岁定额之外，常有巨额的加派。加派主要田在嘉靖、万历年间，【16】其有资料可查的，列如表2—11。

表2—11　明后期织造增派额

　　由于加派都是太监出动，仗势勒索，又都集中在苏、杭一带，弄得民怨沸腾；地方巡抚也说“段匹缺乏”，“公私两蹑”。【17】但究其实烹厂平均每年不过1万匹（万历十五年一批是四年完成的）。不过，结说这以后，“频数派遣，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18】

　　这就超过了官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它是怎样完成任务的呢？

　　事实上，官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北京的外织染局，原设人匠758人，“后渐逃”，到成化八年（1472）“仅存其半。【19】到嘉靖七年（1528），只剩159人。【20】南京的神帛堂，原有人应1，200余人，到万历中，仅存800余人。【21】

　　各省地方官局，包括苏、杭在内，原额年解35，436匹，万历以后，减为28，684匹。【22】

　　宁国府的织染局，原是“自行织造，后不如法，贸易以充局。旧有织匠、络丝匠，除逃绝者尽蠲，见（现）存匠户，每了出银四钱，帮补市买”。【23】即原来的定额，改为向民间收购，局中匠户，也改为出钱。

　　嘉靖七年（1528），工部题准“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地方，不善织造，令各折价”，大体是每匹纳银三至四两。【24】这些官局，也就名存实亡了。

　　苏杭官局，嘉靖以后就大量实行由民间机户领织的办法。嘉靖十四年（1535），又有人建议，“各省如金（华）、衙（州）、温（州）、台（州）、常（州）、镇（江）诸郡不习挑织者”，“宜令诸郡征价，赴苏杭等处，机匠领织，官为督发”。【25】

　　这样，朝廷所用丝织品就逐渐改为市买和领织，并逐渐集中由苏、杭起解。苏、杭主要是领织，故领织远大于市买。到崇谈元年（1628），“止苏杭织作”【26】，所有官局都停止生产了。

三、民间机户的发展

　　为什么在朝廷大量加派，织造任务日益繁重的时候，反而逐步停止官织染局的生产呢？这不外是：一，官手工业这种腐朽的生产制度，已不能适应皇朝对丝织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了。二，社会上已有了大量的有经验的民间机户，并有了广泛的丝绸市场。

　　我们认为，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时，也卖是超过官织染局的。这从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二。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这是研究丝织业资本

　　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由以下几种情况证明。

　　前节中，我们已讨论了明中后期丝织商品市场的扩大，指出丝二织品已不尽是皇家御用和赏赉品，官僚、地主、士大夫和商人，也要农锦衾绸了。还应当指出的是，市场上贩卖的，也不只是低级的纲、绢、帛、腰机、包头之类，也有了较高级的产品。事实上，民间机户的设备和工艺并不亚于官局，皇朝所需丝织品，也早就在向民间市买了。如成化时，福建、江西、湖广等处岁造缎匹不足，即“委官赍银”，到南京、苏州市买，以至“价直太高”。【27】大约市买相当普遍，所以成化二十年（1484）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不许另科银价，转

　　往别处织买段匹”。【28】这里的“织买”大约也包括向民间机户订织。

　　明代织染局的工匠，主要是存留匠。他们原是民间机户，不再步赴京轮班，以存留形式在当地官局供役。所以，官局在工艺上实际队是以民间机户为基础的。他们的供役时间未详，即使比照住坐匠答算，每年也应有三分之。的时间是自营生理。当他们自营时，便是民民间机户。但从市场情况看，单这些官匠自营，还生产不了那么多数商品，还必须有不给官局眼役的民间机户。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妙，到万历时，“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29】，单这部分织工就比苏州官局的匠丁1，700人）多得多了。杭州，其城东明时称平安里，“一乡之人织续锦为业”【30】。清代有个材料说：“置局城西，而群工匠多家城东。旧有机神庙，地狭制陋，隶于局者与自为绪以窝者，率私钱拓而新之”。【31】单这个“惭’字还不能断定这里所说“隶于局者与自为增以窝者”是否明代事，但局在城西而织工家城东则是明制。这表明，他们自家本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各有本色行作”【32】的。

　　官织染局除本身征役的工匠外，还常雇工织造。如前述金、衢、温、台、常、镇等府，凡本地工匠“不习挑织者，皆用他处工匠”。【33】南京是丝织重镇，但官局的工匠仍是不如民间好，所以要“出备工价，雇觅在京高手”。【34】苏、杭官局的工匠都是精于织造的，但也雇用民匠，而且人数众多。万历十四年（1586）调整任务，“见（现）行民匠，可免顾募，而每岁工费可省数千余两”。【35】到明末，宁国、徽州、广德三府官局的工匠，就“皆系觅雇”【36】了。官局雇工，不仅说明民间机户的大量存在和手艺精巧，也反映原来的匠籍制度已在瓦解。

　　丝织业的机户原来是从农家副业中分离出来的。有了机户后，农家仍自织帛，缀丝也仍是农家副业，所谓“家抒轴而户纂组”。【37】市场既然发展，农家副业也仍会不断地分离出机户来，这是机户的主要来源。前节提到，嘉靖以来，江南许多村落，由于丝织发达，变成居民数百以至上万户的市镇；这些镇的居民，主要都是新出现的机户，其数量又在上述讨论之外。

　　我们还可以从官织染局的营运上来看这个问题。明代官局行堂长制，苏州有六堂长，宁国有九堂长，等等。堂长负责筹办丝料，指挥生产，并负责将岁造缎匹解京。堂长是由民间机户中“金报”来的，能负这样任务的，必须是大户。如徽州应天府，“以匠户丁多渴为堂长”。【38】在松江府，是由堂长垫款，置备丝料，“段完解京起运之后，其价于三县四司银解给”，这就更非官家不可，故“每遇开造时，内中举选殷实者，充堂长之役，肩任应办丝料”。【39】在后期，大的苏杭也是这种办法。清代在创办苏州织造局时，有人批评“明季金银滋奸”说：“明季钱粮，每发后期，且多扣想，以胶削之余，市腾踊之料……”。【40】从这里可以看出，官局不但在生产上利用民间机户，而且在经营上要依靠民间的富裕大户。并说明，在开办官局时，民间机户中就已经分化出富裕大户了。

　　民间机户有多少？也不妨作个猜测。万历时苏州民间织工单在机房中任织的就有数千人，已是官局的二、三倍，加上独立织户球更多了。清初建立苏州官局时，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康熙大年（1667）缺机170张，有人提议，由每20张民机中派一张充官，【41】因此，当时苏州民机至少有3，400张，为官机的4.2倍。这是康熙初年的事。总的看来，在明末，民间机户至少也有官局工匠的三倍，即约三万人了。【42】

　　正因为有了日益增长的民间织户，并分化出富裕户，嘉靖以来，明王朝才能肆无忌惮地增派任务，通过领织和市买，攫取更多的丝织品。

四、领织的性质

　　所谓领织，是由官局或官府（实际主持人是太监）将织造任务分派给核定的承揽人，承揽人又可转包给机户生产。承揽人也叫“收头机户”，都是机户中的富裕大户。嘉靖中，奉派到苏杭督查织造的王统曾提出：“所司籍机户之贫富，分为上中二等，编排甲头，分派领织”，并“量其产业高下，以为领织多寡”。【43】可见承揽领织，是根据资财主义。因为收头机户可以克扣小户，“侵牟”图利，因此，也有“积棍包搅承造”。【44】承揽中，一般是官家发给丝料或银两，但也有的是承揽人垫款备料，大约后期以发银为多。

　　领织制度并非平空而来，有其历史渊源。在南宋时即有“揽户”，向机户收绢，属于包税人性质。【45】明前期又有“绢头”，亦包税性质，但官府已“着令绢头领织”。【46】又有“解户”，是令机户领织，并负责解送京师，风险自负，【47】这更非富裕大户莫办。这都是正统以前的事。正德十四年（1519），山东济南等府岁造段匹，“例差官责银于南京织解”，【48】大约也是采取领织办法。宁国府织染局，原已改为市买，到嘉靖初期，也改为“令商领织充贡”【49】。前已提及，嘉靖十四年有人建议苏、浙六郡的岁造集中到苏州、杭州领织。在苏州，不仅外地来的任务，连苏州织染局本身的岁造，也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后，改为领织。【50】该局到明末已是“局事停、局工散，局会亦倾圯”。【51】在杭州，则集中了浙江十府的岁造任务，“各住私家织染，并无一局，俱系民户，无匠之名”【52】了。可见，嘉靖以后，领以已是明皇朝获取高级丝织品的主要形式，【53】官织染局已有名无实了。

　　这种领织制，是什么性质呢？这需要从官府与承揽人和承揽人与工匠两方面看。

　　从官府和承揽人的关系看：承揽人是“上等”或“中等”机户，其中也有“积棍包揽”。但他们基本上是生产者，并且是在匠籍的匠户，而官织染局也把他们列入“局匠”，或“在官织户”。因此，官府必派任务，要他们领织，他们是无权拒绝的。前述王的条陈中还提出将领织机户编组，“每十人为一连，许其互相觉察。有重名、（包）揽，规图分例，及知而不举着，罪坐之。”从这点看，领织仍然是一种封建摇役义务。并且，由于是对皇朝的义务，其间官吏“扣除需索”，以至机户应领丝料价银“仅得其半”【54】，显然是一种封建盘剥。

　　封建社会中的领织，当然不是自由市场的加工订货。其实，就是市买，也不是愿买愿卖，如不“合式”，官家是可以查究治罪的。但还应看到，领织是由官局自织演化而来的，它也是官局制度的一个否定。由于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大量民间机户和富裕大户的出现，才有这种演化和否定。领织制度本身也不能不在封建摇役之外，有了新的性质。如说“重名包揽，规图分例”，就正是说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才有人包揽，企图一人承领两份任务，特别是当承领人转包给小户时。到后来，官府强制分派任务，大约也难行了。天启三年（1623）有个记载说，官府对于领织，若“银两尽行给发，机户有利，接迹而来；内监挟朝庭之威权，银两不免减削，机户无利，掉臂而去”。【55】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这正说明，超经济的摇役关系已在向经济关系转化，每遇争执，机户就“动以料价不敷为词”【56】，朝庭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由于经济关系日益掩没了摇役关系，所以后人说明末的领织者“俱系民户，无匠之名”，其实这时匠籍制度还没有正式废除哩。

　　再看承揽人和小户的关系。这方面材料很少。当然，承揽人本身就是殷实机户，自织不足，也可雇工织造，或临时找小户“呼织”，下文将详细介绍这种雇佣关系。此外，有个松江府的记载，该地领织，是“选举殷实者”为堂长，将丝料分发给小匠，小匠“领一段料，举家惊持，妻络子馈，日工夜宿，所系者一月四斗”。【57】“四斗”是指领织的工价，原来官局的工匠就是每月给食米四斗的。这样看来，这种小匠已不是小商品生产者，而变成劳动力出卖者了。不过，这里的承揽人即堂长，并非一般的包买商，而是具有封建役长的身份的。有人认为，在领织制度中，也可能有丝织业铺户做承揽人，若是，其情况和堂长发料就不尽相同了。但这一节，并未得到证明。

　　领织是和市买并行的。市买必通过商人。明代江南丝织业中，有外地贩运的巨商大贾，有门市买卖的铺户，还有大小牙行。生产者方面，也总是小户、小匠为多，还有数量更大的农家副业。在这种条件下，出现包买商制，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就我们所见到的明代的丝织业史料中，近似乎包买商的记载，还只有上述松江一例。孤证是不足凭信的。就现有材料看，小户之依附于大户，也不是包买商关系，毋宁是受大户雇佣的关系。

五、大小户间的雇佣关系

　　江、浙一带的丝织机户中，早就有了大小户的分化，前已屡加申述。他们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受商人和市场支配，“禾之丰歉，绩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58】这其中，大户自然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明人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吴江县盛泽镇的描写，颇为生动：

　　“镇上居民稠广，……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织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即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上市出脱。”【59】

　　这里已是分化为大中小三等户。所说是织普通的绸，快手织三四匹，也得七八天，这在等米下锅的小户，就非常紧张了。而等客上门的大户，便可从容讲价钱，取得便宜。

　　同时，丝织是颇不简单的。不用说染色、练白，另有专业；即纺经、穿综，也多另觅熟手，否则贻工费时，不利竞争。单就机织来说，普通绸绢，也要夫织妻络；若织较高级的产品，须另有人挽花，一般要一机三人。所以，如要扩大再生产，有上三两张机，即须雇人帮工。而这又和其他行业不同。我们所见明清采矿、冶铁、井盐、陶瓷以至踹布等业的雇工，多半是失业农民，以至是被称为“赤身无赖”“亡命避罪”之徒。丝织业的雇工，则必是有经验的织工，乃至是从苏、杭等地请来的高手，并且未见有学徒之例。有个关于后起的丝织区吴江县震泽镇的材料，可见其概：

　　“绫绸之业，宋元以来惟郡人〔苏州人〕为之。至明熙、宣问，邑民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而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其近镇各村民乃尽逐级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60】

　　这可看出，所雇都是有手艺的。他们是何许人呢？必然也是本地或外地的机户，他们因为贫穷，在市场竞争中失利，或家有变故，只好出来为大户佣工。这就在大户与小户之间，出现了某种雇佣关系。下面这段材料，描绘甚佳：

　　“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罂坎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样，两者相资为生久矣。”【61】

　　这里可以看出，“呼织”和“趁织”都是临时性的。一方没有固定的雇工，另一方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做一天算一天，没有契约，恐怕也不会有固定的工值。只是在诸大户（或“有力者”）和诸小户（或“贫者”）之间，形成一种松散的雇佣关系。从前者来说，他们雇工自然是为了“逐续绸之利”【62】，但他们仍是“张机为生”，并且“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看来他们本人还是参加劳动的，他们是小业主，还不是真正的资本家。从后者来说，他们固然是嗷嗷待哺，但他们仍然是机户中的小户或“贫者”，只是“趁织为活”，还不一定是真正的无产者。以前，我们看到元末徐一差的《织工对》，尝讶其织江何以如此来去自由。了解上述松散的雇佣关系，就不足为怪了。至于所说“两者相资为生”，原是剥削阶级文人的口语。不过，在这种松散的雇佣关系下，雇工不多（全城受雇者不过“数百人”），劳资之间的对立，还是不很明显的。列宁曾把俄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其第一个阶段：

　　“业主同工人之间的差别较小。”

　　“在那里也存在着对资本的依附和雇佣劳动，但还未形成任何牢固的形式，也未包括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大量的居民，还没有引起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分裂。”【63】

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前面所引苏州大小户之间“呼织”的情况，未详其所记时间，只知作者蒋以化是隆庆元年（1567）进士。从所说“两者相资为生久矣”可想见这种松散的雇佣关系是早就存在的。但是，在明后期的几十年间，民间丝织业有迅速的发展，雇佣关系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在嘉靖时，苏州丝织业中就出现了“机房”的名称，最初大约并没有特殊的含义，而后来，尤其到了清代，就多指有雇工的丝织作坊，机房的雇工在明代已有了专称“机手”【64】。万历二十九年（1601）应天巡抚曹时聘有个关于苏州“机房织手聚众誓神杀人毁物”的报告，摘录如下。

　　“吴民生凿最繁，恒产绝少。家抒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榷纲之设，密如秋茶，……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孙〕隆入苏，会计五关之税，……乘查税擅自加征。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一呼响应……。

　　“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民民也。”【65】

　　上引报告，第一段我们认为是追述大小户“相依为命久矣”的往事，与蒋以化的描述是一致的。第二段是讲丝织税太重，并由于太监孙隆横狂暴敛，引起机户、机工的一场抗税斗争（这是明史中有名的一次斗争）。第三段综述这时苏州织工情况。这时的机户，已是共有雇工数千人（而不是蒋以化描述的数百人）的手工作坊了。在这场斗争被镇压后，诣府自首的群众领袖葛成（即葛贤）就是“织结赁工于郡城”【66】的一名织手。这些机户的织工，和染房的染工一样，都是“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看来已有了比较固定的雇佣关系了。

　　关于明后期丝织业雇佣劳动的情况，没有更多的史料。不过我们知道，在清代前期，苏州的织工就已专业化，并且是“计日受值，各有常主”的，同时，也还有大量临时工存在。很可能在明代后期，就已是这样了。【67】

　　从明后期苏州丝织业的情况看，雇工较多之家，出现工场手业式的经营，是有可能的。这些人家，应主要不是从事领织任务，而是从事商品生产；又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和相当数量的雇工，并可看出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我们还未见到这种史料，只能从个别事例中进行一些探索。

　　“里人郑灏，……其家有织帛、挽丝佣（娘）各数十多人”【68】

　　“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酞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布，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句，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69】

　　“嘉靖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妇络夫织，甚好过活。……一日，已积了四匹，……到个相熟行家来卖。……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钱多铁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为快饶裕。…欲要又添张织机，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连年因蚕桑失利，急切要把来出脱，正凑了施复之便。……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屋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70】

　　第一例，郑灏有男女工各数十人，规模不算小。但记载过简，看不出其经营方式。明代蓄奴之风颇盛，有以奴仆营桑蚕之例，也有蓄织妇之例。郑灏雇工的性质，尚难肯定。

　　第二例，有人怀疑张瀚的先祖可能是大地主，故称“家道中微”。但文中看不出他以土地财产投资丝织的迹象；即使如此，也不妨碍他是个拥有二十多张织机的手工工场主。

　　第三例，虽来自小说，但作者是当代人，不会平空臆造。施复的故事，实际是明后期盛泽社会的反映，因而是有代表性的。施复是由小生产者，随着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十几年间，经过小业主的中间阶段，才发展为拥有三四十张织机的工场手工业主的。他的发展，又是以其他小商品生产者的失利、破产，以及乘人之急，积累资本的。这都是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明后期丝织业中的工场手工业主，主要是来自小生产者的分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条途径，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途径。【71】这在当时，决不是个别的事例。张瀚祖上的发家，是在杭州；但他又说：“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多”，【72】因为苏州是丝织更发达的地区。在万历年间，苏州还有个潘壁成，其家“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73】

　　另一方面，在明代史料中，我们还没看见地主以土地财富投资子丝织工场，象毛晋投资于刻书坊那样。奇怪的是，尽管明代商业锅本颇为发达，也并未见商人投资丝织业之事。无论是那些挟资库万的安徽商人、山陕商人，即使是苏州本地的洞庭商人，都没有指丝织生产的迹象。前面讨论包买商时，我们曾反对用推测法。我们目前的结论只能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这条途径，即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二条途径，在明代的丝织业中并未出现。

注释：

【1】来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2】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三，蚕桑，附南、北绕车图。

【3】载《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

【4】见崇视《吴县志》卷二十九，物产。

【5】史宏达；《明代丝织生产能力初探》，《文史哲》1957年第8期。

【6】参看孙统棠：《战国秦汉时代纺织业技术的进步》，《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7】阆中水丝，“精细光润，……吴越人鬻之以作改机经绢”。嘉靖《保宁府志》卷七，食货志。我们调查清末江南的棉织业中，也有一种加宽的棉布，称“改机”。

【8】“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人其第，使作之。……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西京杂记》。

【9】内外的原意是“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在南京还有供应机房，为后会之用。除南北两京外，设织染局的地方是：浙江——杭州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衙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南直隶——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杜州府、宁国府、广德州，福建——福州府、泉州府；江西布政司；四川布政司；河南·布政司。山东济宁府。见《大明会典》卷二○一，工部二十一，各处织染局。又山西亦曾设局，未计入。

【10】孙佩编：《苏州织造局志》卷四，机张；卷十，人役。这里机张数是嘉靖间重建后的定额，其时“各色人匠”为667人，但是否局内工匠，讨论见下。按南京内织染局颌设织机300张，人匠3，000余人；神帛堂额设织机40张，人匠1，200余人；平均每机超过10人。

【11】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2】如成化十三年共造解25，741匹。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五，成化十三年四月丁未。

【13】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三，嘉靖七年十月乙卯。

【14】明《林宗实录》卷一八七，万历十五年六月丙寅。

【15】明《神宗实录》卷九十三，万历七年十一月丁已。

【16】首次加派是天顺七年，但只7，000匹，为数有限。《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

【17】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丙午。

【18】《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

【19】明《宪宗实录》卷一○一，成化八年二月辛未。

【20】《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九。

【21】《大明会典》卷一○八，工部二八。

【22】《大明会典》卷二○一，工部二一。

【2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宁国府。

【24】《大明会典》卷二○一，工部二十一，外织染局。

【25】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巳，刑科给事中王红条陈织造十二事。

【26】孙承泽戊天府广记》卷二十一，工部’织造。

【27】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五，成化十二年七月出申。

【28】《大明会典》卷二○一，工部二十一。

【29】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了未。

【30】姚民《东城记余》卷上，页三十，通圣庙记。

【31】厉鹗：《东城杂记》卷下，页四二，机神庙碑记。

【32】薛允升；《唐明律合约》卷七，页一○○。

【33】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己。

【34】明《宪宗实录》卷六十四，成化五年间二月壬午。

【35】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一，万历十四年二月壬辰。

【36】光绪《富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上，陈起龙。题请整顿段匹军器疏。

【37】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38】明《宣宗实录》卷八十五，宣德六年十二月庚申。

【39】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五，织造。

【40】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959年版，第2页。

【41】孙佩编：《苏州织造局志》卷四。

【42】洪焕春同志估计明末苏州丝织业的雇工近一万人。见所著《论十五——十六世纪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

【43】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巳，刑科给事中王红条陈织造十二事。

【44】陈起龙：《题请整顿段匹军器疏》，载光绪《富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上。

【45】“自来揽户之弊，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及买诸机户也，则损其直。”袁甫：《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

【46】嘉靖《仁和县志》卷四，风土。记正统间事。

【47】明《英宗实录》卷三十，正统二年五月壬辰。

【48】明《武亲实录》卷一七六，正德十四年七月雨辰．

【49】嘉靖《宁国府志》卷十二，舆地志。

【50】嘉靖二十六年，文征明的《重修织染局记》说；“往年谁用本局匠役织造，本用民间机户到府领织，现在各色人匠计六百六十七名……”。（载孙佩编：《苏州织造局志》卷三，官署）有人认为，苏州局原为领织，是年重修后改为自织。其实，原文“往年椎用”和“本用”是矛盾的，“本”字大约是“今”字之误。并且，这时正是加派重任十分繁重之时，所用各色人区反比原编制减少60%，大约是指染工及其他杂工，织造则由机户领。

【51】陈有明：《重修织染局志》，载孙佩编：《苏州织造局志》卷三，官暑。

【52】顺治四年工部左侍郎佟等揭帖，述“旧例”即明末事。载《明清史料》丙编，第3册第286页。

【53】一般丝绢，明政府仍作赋税向民间征发，嘉靖间平均每年合320，459匹，见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日赋统计》，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不过所征丝绢，亦交官织染局织染。

【54】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巳，王条陈织造十二事。

【55】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天启三年正月辛丑。

【56】陈启龙：《题请整顿段匹军器疏》，载光绪《富阳县志》卷二二，艺文志。

【57】祟佩松江府志》卷十五，织造。

【58】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记明成化、弘治后事。

【59】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间通友。

【60】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又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文字略同。

【61】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62】如前所说，这些大户之中，有些可能是承揽官府领织任务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为了获利。

【6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列宁全集》第3卷，第393页。

【64】机房名称，元代即有。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三，中书鬼案：“（元至正）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坊开张机房耿大第二男顽驴”。嘉靖《吴邑志》卷十四，土产，物货：“绫、锦、、丝、纱、罗、绸、绢皆出郡城机房”。万历《长川县志》卷一，风俗：“推以织造为业者，俗日机房”。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八：（播经成家）“起机房织手”。

【65】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66】徐元颁：《吴门杂咏》卷十二，纪事。

【67】“计日受值，各有常主”的记载见于康熙二十二年编纂的《长州县志》卷三，风俗。而在沈德潜等纂：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一○，风俗所载文字稍异：“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黎澎同志认为，这可能是从明代旧志中抄下来的，因“机户名隶官籍”是明代制度访顺治二年就已废除匠籍了。见《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收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

【68】《纪录汇编》卷一六七，庚巳编卷四，郑顾。又《康巳娜曾收入《古今说部丛书）及（烟霞小说》，“挽丝佣”作“挽丝娘”。

【69】张瀚：《松窗梦语》卷六，异闻记。

【70】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71】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75年版，第373页。

【72】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

【73】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