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冶铁、铸铁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五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五节中，我们曾讨论了明后期广东佛山冶铁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本章中，我们准备以三节分别考察清代前中期冶铁业、铜矿业、煤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本节中先将清王朝的矿冶政策作些综合介绍，然后考察冶铁业的发展，再探讨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清代铁的生产有一定的发展，我们考察的范围已不限于广东，但是，铁矿方面仍然缺少有关生产关系的具体材料，所以我们的研究仍只限于冶铁业，而不及采矿。有关采与冶的关系的一些问题，在第二章第五节已详述，这里都从略。

一 清代的矿业政策

　　清初40年间，对矿山采取了严格的封禁政策。这主要是鉴于明后期的矿监之祸，当时人民反对矿监矿税的斗争曾起了促使明王朝加速崩溃的作用。同时清初还有一些地方未曾统一，各种抗清势力连绵不断，惟恐矿工集聚。正如王庆云所说：“本朝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1】银虽是货币所需，也“鉴于前代开冶之害，一切铜银坑俱封不开”【2】。

　　到康熙十四年(1675)，因铸币需要，略放宽铜、铅矿的开采(铸钱成分大体是铜六铅四)，矿课“十分取二”。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南总督蔡毓荣疏请开放云南各矿，但其他各省仍只是偶有批准开采。康熙四十三年(1703)有谕：“开采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3】。不过，此时已全国平定，社会经济有了恢复，政策实际上已所放宽。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万余人聚众开矿，当局差官驱逐，报到清廷。但御批说：”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事实上，由于缺铜和铸钱可获大利，康熙中期铜矿开采颇盛；又因银课收入较高，银矿也已陆续开采。这时的政策是，禁新开大矿，对民间已有开采的则听之。玄烨自己也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置得宜，不致生事耳。【4】”

　　雍正一朝，矿政犹豫，又有趋严倾向。雍正二年(1724)，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请开矿，御批：“实在无产之民，许于深山穷谷觅微利以糊口资生耳，……庶或可行；若招商开厂，设官征税，传闻远近，以致聚众藏奸，则断不可行也。【5】”雍正五年(1727)对湖南的批示，雍正九年(1731)对广东的批示，也都是禁采【6】。雍正未年(1735)谕并说：“广东开采一事，十数年内，内外臣工奏请者甚多，朕悉示准行”，凡有开采为免聚众生事，应”令其遵谕停止”。【7】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铸币需要，不仅云南铜矿在雍正朝转盛，广西、广东、四川也有开采。并且，私挖私采从未停止。雍正五年(1727)广西提督田畯奏，南丹地方锡矿，”自明时开采以至于今”，”矿徒仍未驱尽”【8】。雍正六年(1728)广东由政使王士俊说，该省几次驱逐铜矿聚众，”其实矿徒究未尝一日逃散也”【9】。雍正十年(1732)谕内阁称，楚南地区的铁矿”虽历来饬禁，而创挖难以杜绝”【10】。

　　到乾隆期，情况不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矿产日多，弘历本人也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乾隆二年(1737)贵州提督王无党奏请开采铜、铅，而限制银、锡，弘历批示：“银、锡亦九币之一，其可即行禁采乎？【11】”乾隆四年(1739)对两广总督马尔泰和其他地方奏请开矿的批示说：”首重在铜”，”若能多得铜，实属美事，不可畏难而止”；同时，“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乎？【12】”乾隆五年(1740)，批准大学士赵国麟请开煤矿疏，是为煤矿开放之始。乾隆八年(1743)，命大学士张廷玉召集廷议，大约除金、银外，均主张开放。而事实上，银多小矿，私采绝不可止；至于金，“该处既有金矿发展，乃因此而荒弃其山，亦未免因噎废食”【13】。这样，矿业已是全面开放了。

　　原来，清王朝一开始就吸取了明代“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14】”的历史经验，放弃了得不偿失的官矿政策，故所谓开放，就是开放民营，官收税课。不过，康熙五十二年开放时，还是只许贫民在本地开挖，”其外省之人不许开采，并严禁豪强富户设厂”。【15】雍正时，如前所说，也是只准贫民“觅微利糊口”，而不准“招商开厂”。铜、铅虽“听民开采，税其二分”，但只准雇募当地人夫，严禁”别州县民人伙众越境采取”【16】。其目的都是怕规模一大，聚众日多，危害王朝专制统治。这一政策，到乾隆朝也有改变。乾隆九年(1744)弘历批准两广总督马尔泰等奏请招商开采。其办法是：”每县招一总商，承充开采，听其自招富商协助。一县中有矿山数十处、远隔不相连者，每山许招一商。倘资本无多，听其伙充承办”【17】。这就有利于改变采矿业小生产的局面，并有利于资本主度生产关系的滋长。同时，对于聚众滋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如乾隆十六年(1751)，弘历对四川乐山铜矿的批示说：“诚令多得数处旺矿，地方穷民亦得借以佣工觅食，于民生大有裨益。若谓川省向有啯鲁子为地方之患，恐开采铜矿或致滋事，不如此等匪徒，即不开矿，任其流荡失业，尤易为匪”【18】。这就是说，招民开矿，比任民失业更安全些。但绝不是说，这时已是自由开采政策了。所有的矿都须报官领照，而且差不多每个矿区的开辟都要由皇帝御批。铜矿，一般是激厂员直接管理生产和收购；其他矿，或派员监管，或派巡查，或组织保甲，对矿工严格管理；稍有动荡，或完不成矿课，即行封闭。查私，封矿、弹压、驱逐矿工之事，屡见史籍。

　　嘉庆朝，矿业政策又有趋于严格的趋势。尤其是金、银、铅矿，有的地方商民呈请开采，不但不准，还要“冶以应得之罪”【19】。道光朝，又趋弛禁道光二十四年(1844)，有个上谕说：“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惟经理得宜，方可推行无弊”；“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是亦藏富于民之一道”。【20】这可代表当时的矿政思想。

　　历朝虽开放矿禁，但在地区又以种种借口，加以限制。广东矿冶最为发达，但由于该地交通外洋，清王朝禁金属出口，故掌握颇严。直隶平泉州铜矿原有开采，但“该处地方与蒙古山场相连，使蒙古等以内地官民专为牟利起见，于国体殊有关系”，因而”俱着永远封禁，不准开采”【21】。商民申请开直隶邢台等地银矿，又以该地“近依畿辅”恐“生畔滋事”【22】，予以驳斥。限制最严的是西北边疆地区。金矿在新疆、甘肃、热河较多，但清迁采取封闭边外金厂政策，到鸦片战争后才着力开采【23】。煤矿一般都是准许开采的，但早期则在奉天禁挖。嘉庆十一年(1804)有人请挖某处煤，还以“口外蒙古地主向无开挖煤窑之例”【24】，不准。

　　各种矿产的管理和生产情况，亦有不同，简述如下。

　　贵金属矿，主要是银矿。清廷目的是收取银课，严禁私采，地方银课足额，即封闭矿场。银课原有三七砂之例，即所采砂以30%交官【25】；后多为二八抽银，即采户炼成银后交官20%【26】，明代银矿多系小生产者个体或合伙聚采，清代则招嘀承办者日多。我的定额纳税，如广东丰顺县李树湾银矿，每银一两抽正课四钱五分，公费一钱，税率达55%。【27】或者由商人每年交纳一定银额，通称饷银。

　　清代商人承办银矿，有的规模颇大。如广东商人何锡，呈经内务府批准，开采广东海阳县仲坑山银矿，以20年为期，每年纳饷银5万两。据说他前后注册的矿工风13万余人，年获利不下8-9万两【28】，康熙四十四年(1705)，查实他“开矿六十四处，见今在厂之人，约计二万有余。【29】”这么大量劳动者，是工受值，还是计价收砂，或属分成，都无记载，其性质如何，沿难肯定。乾隆前期，云南吴尚贤的茂隆银厂，也有工丁二万余人，但他是盘踞在滇缅界一个土霸，“厂既旺，聚众至数十万，一有警，则兄弟全出”【30】，看来说不上什么资本主义性质了，又如湖南桂阳，自雍正至乾隆，有邓、曹、彭、何四大家，都是开银矿致富，“资累数十万，”“挟资数十万归”，或“倚为生者数千人”【31】；他们是地主还是商人，雇佣关系如何，也都不能肯定。广西贵县的天平山、三岔顶银矿，自嘉庆至道光，常有一、二千人至三、四千人开采。不过，主是外业流民向矿商借便利挖掘，将矿砂卖给矿商，扣还本息，属于体生产，顶多有些包买商性质。【32】

　　金有淘金、采矿二种。矿课或三七抽砂，或二八抽金。多属个体生产，亦有商人承办者。陕西南部的淘金厂，用木庆淘砂，“第订一个掀簸木架，一人挑水，三人挑砂，其五人同力合作”，有了简单分工，”厂头出工本，佣夫淘簸，每厂约数十人”【33】。鉴于陕南这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冶铁厂、木厢厂的雇佣关系倒是值得注意的。

　　水银主要产在贵州。大允原是一九抽课，所优质产品水银全部由官府作价收买，其后有四六抽课之议。可注意的是，水银矿亦有不少的匠户一名带领砂丁50-60人乃至100人开洞采砂，又”闻民间炼水银一百斤，需工本银三十两”。【34】这可能是包括砂丁工资。然其性质究属如何，尚嫌资料不足，不能判断。

　　铜是清王朝最重视的矿产，以铸币所需，一方面大力提倡开采，一方面严加控制，法令甚繁，称为”铜政”。一般是铜炼好后，二八抽课，其余并同官府收购，形成专卖制度。惟在广西、四川、曾允许厂家有40%的”通商铜可以自由出卖；在广东、湖南、靠调整收铜官价维持厂民生产。在最重要的铜产区云南，实行官发工本之法，情况亦最复杂，本书交有专节讨论。

　　铅也是铸币材料，其管理略如铜。一般是二八抽课，并由官府收购余铅。其弊亦如铜，即官收价格过低，往往不敷生产成本。乾隆以后，也按四川铜矿这鲍，允许有40%的铅能商，年民自卖。惟除信中产区贵州外，铅多系随银、铜产出。如广东各矿，除抽铅课、公费之外，又抽较高之银课；湖南于采得后，先抽铀铅砂说，炼出铅后，又抽铅课；民厂生产就更困难了。

　　锡的生产，以云南个旧为多。其锡每百斤抽课10斤，但贩锡出滇，又收出境税，每合(2，160)斤抽银4.5两。广东、广西、湖南均系二八抽讲课，但另抽“撒散”或公费等，在湖南产行官收，云南个旧的锡，在清末已有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清前中期，从锡课计算，其产量亦由100余万斤增至数百万斤。但这时期的生产关系无确切记载，我闪不原用后期的材料来推断前其，因此对它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进行讨论。

　　铁的管理，比较放松，所谓“虽稍稍税之，而卒不立铁官”。【35】铁税率也是按重量征20%，但系折银交纳，因各地炼炉大小不同，往课也不同。广东是当是最在铁产区，使用大型高炉，每炉一座，岁征银饷53两，或50两，44两，最小最18两。云南每炉征银20两；广西每炉征10两；浙江每炉往0.6两或0.3两，另征坑课；湖南则基本上免税，【36】广东有铁砂运销，征出境税。秩器铸造业所用小化铁炉亦征税。每炉5.3两，冶铁和铸铁业的情况，下文专述。

　　煤的开采，政策最宽。乾隆五年(1740)，工部题本，将京师采煤办法推广各省，“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昔帝对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能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37】。其课税办法，大体是在官山开采者领帖纳税，在民地开采者，已纳田赋，不再征税。但实行中亦有若干限制。本书亦有专节论述。

　　矿产中管理最严的硫璜和硝，以其兵器所用，产出均由官收，足额即封矿。

　　彭泽益同志对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矿厂作为统计，计顺治元年至道光十八年(1644-1838)全国共报开各种矿厂1，109厂，共停闭829厂，兹将其各时期在采之厂数摘列如表5-1。不过，这是限于上报清廷的，一般属较大厂，还有些未定课额的，以至官私陷匿不报的，不在其内。表中看出，以乾隆末期开采最盛，厂数最多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计313厂。开三地区，以是年为例，云南最多，计110厂，广东48厂，四川33厂，湖南30厂，贵州23厂，广西21厂，奉天12厂，甘肃10厂，余省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