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内容摘要】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并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中叶开始的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一，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其二，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其三，运河航运能力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

　　【关键词】北洋贸易；上海；刘河；商人；会馆

　　【作者简介】许檀（1953—），女，天津市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天津300071）。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1．11．147～154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明清商业城市研究”的成果之一。

　　关于清代前期上海的发展，以张忠民的研究最为翔实。他在1987年即言，“在步入近代之前，上海已经在长江三角洲确立了她不可动摇的港口地位”【1】。稍后，他在《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一书中又指出：鸦片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海门，而且业已成为整个长江流域广大腹地的门户，南北洋沿海贸易以及沿海、腹地贸易的唯一枢纽和汇聚中心”【2】。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撰文论证：上海在清代前期的百余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和流通枢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最早被帝国主义列强选定为通商口岸，其作为商业城市的基础实际上是在清代前期奠定的。【3】不过，这些研究因属“古代史”范围，并未引起近代史学者的关注。在近代史论著中，大多对上海开埠前的发展水平评价较低，最具代表性的如：开埠前的上海不过是“全国1300多个县当中规模并不算宏大，历史并不算悠久的一个”，并认为这一表述“比所谓‘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云云，能更准确地揭示出上海在中国的地位”。【4】燃而，这一定位不仅与开埠之前的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并且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开埠之前上海的发展脉络及其地位再做考察。本文主要利用税关档案以及方志、碑铭等资料，考察乾隆一道光年问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关系。

一、乾隆一道光年间北洋贸易的发展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清政府在东南沿海相继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关署在上海县城东门内，大关设在东门外；该关辖有18个分税口，其中最重要的是设在太仓州的刘河口，也就是元明两代的重要港口刘家港。清初定制：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不准相互逾越。由此形成了南、北洋贸易分隔的局面。南洋航线，“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5】，往来于南洋的海船主要是鸟船、艚船和洋船，活跃于这一航线上的主要是闽广海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到粤海关一处。在当时的出口商品中，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三项即占出口总值的60％—80％【6】，茶叶主要产自福建、安徽，丝及丝织品出自江浙。这些原本可由江海、浙海、闽海关出口的货物，不得不舍近求远绕经江西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

　　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长，一跃成为全国之最。康熙、雍正年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庆四年（1799年），清政府依据实征状况对各关关税定额进行了调整。其中，粤海关定额大幅度提高，江海关增幅有限，而浙海、闽海两关定额则有所削减。独口通商政策对南洋贸易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表1是江、浙、闽、粤四海关关税定额增减变化的比较，可以看出，嘉庆初年，浙海、闽海两关定额均有下调，而江海关还略有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北洋贸易的发展。

　　北洋航线，自刘河口开航，转海门廖角咀放洋，北航至山东成山角西折，过刘公岛至天津、辽东，航程4000余里。谢占壬记述明清两代北洋贸易的变化言，明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广，江南海船多至胶州贸易，不须经过登州。……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7】。

　　北洋贸易主要包括山东半岛、天津、东北与南方各省的沿海贸易，这里分别略作考察。

　　山东半岛在明代中后期已冲破禁令开始沿海贸易，但规模较小，“不过轻舟沿岸赍粮百石而止，连樯大艘未尝至也”。【8】贸易范围南至江淮，北至渤海沿岸。半岛南岸的胶州是山东大豆输往江淮的重要码头，方志记载：“胶之民以腌臈、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腌臈、米豆。”【9】万历年间商书《三台万用正宗》在介绍豆货品种时称，“胶州之鹅黄、海白、海青干净精神，可谓上等”【10】，并将其列为豆品之首，足见商人对山东豆品之青睐。康熙中叶开放海禁，山东沿海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康熙末年已有“三江两浙八闽”海船前来胶州，海舶商船大至二三千石。莱州府之胶州、即墨，登州府之莱阳、海阳等州县均有海口，收泊“南省商船到口贩运豆石”。雍正年间山东巡抚岳浚的奏报称，从江南贩货到山东的商船，“发卖之后，即买青、白二豆带回江省者十居六七”。【11】雍正四年（1726年）重定船税，胶州一处每年定额即达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康熙年间山东船税总额的9．6倍。乾隆中叶以降，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山东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贸易重心逐渐转往半岛北岸的烟台，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船税已增至42280两。【12】

　　天津在明代为漕运码头，并无税关。康熙元年（1662年）将河西务税关移至天津，更名天津关，其税源主要来自运河商货。海禁开放之后，经由海道北上的商船逐渐增加。雍正年间每年有数十只南方海船抵津贸易，乾隆时渐增至百余只，嘉庆年间最高曾达180余只。档案记载称：“天津关税有闽广客贩杂货洋船一项，每年于夏秋之间乘风进口，船大货多，钱粮因而丰盛，故津关旺月每年俱在于六、七、八、九等月”洋船进口之时【13】。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海船所带商货日益成为天津关的重要税源。

表1：江、浙、闽、粤四海关关税定额的增减变化

　　关税之外，天津还征收海税。初以“津邑濒海，粮储不足，半资奉省米豆，准由商民运船往来。因征海税”【14】。至嘉道年间，天津海税税源有二：其一，“以奉天米粮为正税，每年秋季最旺，夏季次之，春冬两季又次之”，即东北粮食贩运至津销售所征之税。其二，“各处沙、洋等船贩货来津销售纳税”【15】，即南方各省海船抵津贸易所征之落地税。天津海税本属地方商税，原无定额，每年“报解户部只有税银五、七百两不等”；乾隆以降，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和北洋贸易的发展，海税随之增加，每年“报收自三千、七千至一万余两”；乾隆四十年代，每年征银已达3万余两；嘉庆十二年，户部侍郎托津等奉旨酌定天津海税，定额为每年4万两，并将其收归中央管辖，使之成为天津关税的附属部分。【16】

　　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海禁开放之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在盖州创建三江会馆【17】，反映出来此贸易的海商已有相当数量和实力。

　　大豆是南方各省从东北输入的最大宗的商品。清初，政府对奉天粮食和大豆的输出控制甚严，江浙等省所需大豆主要从山东输入。乾隆十四年，经盛京将军阿兰泰奏准：商船北上奉天贸易，返航之时，“大船准带黄豆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倘有额外多带，分别治罪”；乾隆三十八年，放开限制，开征豆税，每石征银一分一厘；乾隆四十年，将税率提高到每石二分二厘，连续试收五年，最终以28133两定为山海关黄豆豆饼税定额，与正额合计为61642两。【18】

　　豆禁开放之后，南方海船贩运豆货数量大大增加。例如，嘉庆十八年十月，福建海澄县静字l749号商船从锦州返航时，装有黄豆1000石、白米12包以及瓜子、鹿肉饼、牛筋、木耳和大量药材；嘉庆二十四年，福建同安商人在锦州置买豆子800包，以及瓜子、牛筋、甘草、杏仁等货，于九月底返航。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福建诏安县商船从广东潮州府装糖北上，“七月初一日到天津卖糖装酒”，然后转往锦州府宁远州，装载黄豆810石、绿豆65石、自豆12石、黑枣30石等返航。【19】南方海船得以满载而归，无疑大大促进了北洋贸易的发展。嘉道年间的记载称：“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则一年行运四回。”【20】实际上，乾隆后期山海关实征税银已远超过61642两的定额，每年征银达13万两，除定额之外还有盈余六七万两，故在嘉庆四年调整关税定额时增加盈余银49487两，与正额合计为111129两。咸丰十年，山海关又新增额外盈余8万两，税收定额增至19万余两。【21】该关是鸦片战争后罕见的税收额增加的常关。

　　税收额的增长是反映沿海贸易发展的重要指标。山东沿海船税，康熙时仅786两；雍正年问大幅度增长，至少达8000余两；乾隆四十一年为10793两；嘉道年间未见记载；咸丰九年为42280余两。【22】康熙年间，天津关税主要征自运河，海税收入只有数百两；雍正时天津关税中已有一部分来自海船商货，海税收入也增至数千两；乾隆四十年代，天津关税、海税合计，每年约有5万—6万两来自沿海贸易；嘉道年间，天津关税、海税共征银12万—15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来自沿海贸易。【23】山海关最初只对陆路商货征税，定额25000两；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在沿海征税，税额渐增至32200两；乾隆三十八年豆货输出开禁之后，东北沿海贸易迅速发展，税银随之大幅度增长，乾隆后期达l3万两；嘉道年间，山海关每年征收税银11万—12万两，90％以上来自沿海各口。【24】表2是对北洋贸易三大区域沿海贸易税收的汇总。通过该表可知，康熙后期海禁开放不久，税收额还十分有限；雍正年间增至四五万两，乾隆中叶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增至10万两；其后，随着东北豆货输出的放开，嘉道年间沿海贸易税收增至20余万两，又翻了一番。可见，乾隆一道光年间是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时期。

表2：清代前中期北洋贸易三大区域沿海贸易税收统计

二、嘉道年间上海港地位的变化

　　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乾隆后期开始的其他一些变化则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一）刘河的淤塞与南、北洋贸易中心的形成

　　清初定制，南、北洋海船分泊上海、刘河。《刘河镇记略》记言：“闽省商船，名曰鸟船，熟于浙、台洋面，不入北洋，来江俱收上海口子；江省商船名日沙船，熟于奉、东洋面，不入南洋，来江俱收刘河口子。各设关榷收税，守口员弁易于稽查，永为定例。”【25】

　　所谓刘河口，即太仓州镇洋县的刘河镇，位于刘河入海口。刘河亦称娄江，自苏州府城至海口，长180余里。开海之初，徽商最早“赍资本至刘河，始创造海船”，通州、吕四海商“亦起而从之”；其后，山东胶州、登州、莱阳以及奉天海船接踵而至。乾隆中叶，刘河镇每年进口沙船约两千艘，以致“海舟停泊，稠密如城”，“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26】

　　北洋贸易南下商品以豆货为主，北上则以棉布、绸缎、糖、茶、纸张、瓷器等杂货为大宗。【27】汇聚刘河的商入主要来自山东、奉天、江浙、安徽以及青口、通州等地，各帮商人中“身家殷实”者多在此设立字号。其中，胶州有字号二十余家，登州有十六七家。其时，从刘河往苏州送银设有“标船”，胶、登两帮的标船载银“动以廿万”，并获准“于藩库内请领鸟枪、火药、兵器，又于山东聘请教师，保护标银送往苏城字号交纳”，所谓“奉宪护送”【28】，其势力之强由此可见。

　　青口豆商也是刘河的重要商帮之一。苏北海州赣榆县所产大豆，因距淮关鸾远，又三面环山，于乾隆五年获准“由青口出海，对渡刘河”。嘉庆年间的记载称：“海州三属集镇百数，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最大，海、沭各镇所用布匹、纸张等物皆由青El转贩，青口行铺又以油坊为最大。油与豆饼皆属奉禁出口之货，然从未见其陆运赴淮，则其由海来往不问可知。”【29】在刘河经营青口豆货的商人有海州、崇明、山西等帮。

　　乾隆初年已有北洋沙船“渐次不遵旧例，越收上海”【30】；乾隆后期，刘河口的淤塞更加速了这一变化过程。镇志记载：“刘口之拦门沙起于乾隆四十四五年问，是时海舟往来微觉碍驶……至五十年后，舟不能过，必候潮长时往来。”【31】乾隆末年，北洋沙船纷纷转泊上海，仅“青口豆船数十号尚收刘河”；原在刘河镇贸易的商行字号也陆续迁往上海，山东的数十家商号只剩下二三家。【32】嘉庆初年，青口豆船也纷纷改泊上海。嘉庆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三个月中，有270只青口豆船违例越收上海，以致江苏巡抚连续发文重申旧例，并“通饬沿海守口员弁实力严查，毋任混收别171”。嘉庆十三年，崇明、山西商人“以刘河淤浅为辞”联名呈请将青口豆船改泊上海，获批“暂准转口”；嘉庆十九年，又获批示：“刘口虽已开浚深通，商贾久已星散，行店亦多迁徙。赣邑豆船若强令收刘河，势必仍前稀少，裹足不前，转于税额有缺。请照东省豆船之例，或收刘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 【33】至此，青口豆商也悉数迁往上海。北洋贸易原与上海无涉，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有力地促进了上海的发展，使之成为南、北洋贸易的交汇之地。嘉庆《上海县志》记载：“闽、粤、浙、齐、辽海及海国船舶虑浏河淤滞，辄由吴淞口人，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34】嘉道年间，江海关关税定额为65980两，实征约在73000余两。若以北洋贸易占其一半计算，刘河淤塞后，这部分税收全部转移到上海。税收总额虽然变化不大，而上海的实际税收增加了一倍。

　　（二）运河商货改由海道北上

　　清代前期政府对海运仍有诸多限制，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商货须由运河往返，不许绕走海路，故运河仍是南北流通的主要渠道。

　　然而，运河毕竟是一条人工水道，运力有限。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乾隆年问商船与漕船争夺航道的矛盾屡有发生。首先，为保障运道通畅，运河需定期挑浚，小挑一般每年一次，大挑则两年或数年一次。【35】运河挑浚必然阻断航运，特别是大挑之年，对商船影响甚大。如乾隆二年，淮安关于“闰九月二十三日筑坝挑河，上自运口，下至瓜洲、仪征江口，河路四百余里并无客贩往来船只”【36】。其次，运河常因水源不足需用小船“驳浅”，商船航运往往因“漕运优先”而受阻。如乾隆十一年，“春夏之间天时亢旱，河道水浅”。其时正值重运粮艘北上，为保证漕运，“凡有南北船只在津关以北者，多被留为北河盘剥之用”，是以“装运货物来往商船实属稀少”，以致天津关税银“不敷上届之数”。【37】

　　运河水源不足以山东为最，故这一矛盾以山东临清关最为突出。临清户关关税定额为48376两，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年的5年间，该关共短征税银93556两，平均每年缺额18700余两；从嘉庆三年至十年，“除七年分奏报额外盈余银一万四千两外，其余各年均未能征足”，7年共亏缺税银82000余两，平均每年缺额11700余两。经山东巡抚吉纶查核，其税收短缺“实因连年运河阻滞，商船稀少，以致税额短绌”。 【38】道光初年的奏报称，“近年以来不惟该关税无盈余，即正额亦致亏短”。道光元年分临清关仅征银17650丽，三年分为30818两，均未能征足正额。山东巡抚琦善分析其缺额原因称：临清关“全赖江广纸张、茶叶、瓷器、江浙绸缎等货贩运北上，或直隶、山东杂豆赴南售卖，商始流通，始克征税敷额。无如每年十月漕艘过浅，即需煞坝挑河，并无船只可通；迨次年二月开闸以后，先尽粮船行走，凡南来货物多系粮船夹带，税银鲜有抽收。即或有商船往来，一遇卫源微弱，即有封雇、管制之苦，又有过闸守候之累。故粮船之夹带日多，客商之货船愈少，此关税短绌之实在原委也”。【39】

　　黄河、淮河与运河交汇的清口一带是运河航运的又一瓶颈。乾隆四十七年的奏报称，“近年黄河因漫口，每有断流之事”：四十五年七月，“考城漫工，黄河断流”；四十六年七月，黄河于“青龙岗漫工”；四十七年，更是“经年断流，商船不通”，以致淮安关关税“自乾隆四十三年以来递年短少”。【40】乾隆五十一年分淮安关缺征正额l8775两，其原因“上年入夏后河道浅阻，去冬及本年春间淮河上下游煞坝，货载不能往来”；及至“开坝后，粮船盛行，河身较窄，即间有杂货小船贩运，亦属无多”。【41】道光四年，黄河在高家堰决口，至运河淤高，难以通航。清政府不得不放宽对海运的限制，允许“客商自苏（州）制贩南杂、茶、布等货前赴上海出口”，由海道北上津京。当时拟定，“一俟御黄坝开放，河道通顺”，即恢复旧制。不过，直到道光十五年，“河路虽渐形通顺，而黄水仍未见落低，粮船尚须灌塘，御坝不能畅启，内河商贩总不敌走海之多”。【42】

　　海洋航运不仅运载量大，而且关税大大低于运河。从上海北上天津，只需在江海关上税；而从运河北上，沿途所经浒墅、扬州、淮安、临清等关均需纳税。嘉庆二十二年，皇帝即言：“据奏，内河关税向比海关例课为重，近年海洋平静，各商船多由海运经行，既图船身宽大多载货物，兼可少纳税课，以致内河例课多不能足额。” 【43】道光年间，苏州织造延隆的奏报进一步说明商人选择海运的原因：“客商到苏州置买茶、布、纸、杂南货，前往京庄、直隶各属及山东腹里之济南等府行销者，向俱比照北来货物之例应由内河行走，经过浒墅、淮安、扬由、临清各关报税；惟行销闽浙、关东、登莱沿海之货则归江海关报税。今商贩等唯利是图，辄以内河迂远，经历重关，较之由海行运止纳一关之税可以扬帆直达者，不但省费数倍，亦且劳逸悬殊。故内地行销南货，每多冒称运往关东、登莱，勾串海埠船行出具保结，影射绕越。”【44】运河航运受阻，加之利益驱动，使越来越多原由运河北上的南方商货改由上海出口，由海道北上津、京。

　　一方面，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运河航运能力不足，又使南北贸易日益由河运转向海运。南、北海船和内地商船均汇聚上海，大大方便了各地商货之间的交易。例如，嘉庆十八年四月，福建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台湾载糖，五月中抵上海出售，又在上海购买茶叶于七月初六日北上锦州。【45】这在南、北洋贸易分收上海、刘河两口时是不允许的。由上海北运的茶叶主要来自安徽、江西，原本由运河北上，嘉道年间多改走海道。道光初年，徽人程祖洛有言，“臣同乡贩运茶叶赴京暨关东售卖，向系装至江苏上海县，雇觅沙船运送”，“每年正二月雇船，则二三月出口；五月雇船，则小暑前出口”。【46】道光年间江西商人在上海创建会馆，其经费即主要来自茶商捐款。【47】

　　这样，从乾隆后期到开埠之前的短短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成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县城从大小东门至南门外的南码头、陆家浜，长达数里的黄浦江沿岸形成颇具规模的码头、堆栈、商行及海船修造基地，“宽敞的码头和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整个河岸”【48】大小东门外的沿江码头是南洋鸟船、洋船的停泊之所，泉漳会馆设在大东门外，潮州会馆在小东门外；北洋沙船则主要集中在南门外，商船会馆也设在这里。嘉庆年间包世臣的记载称：“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 【49】又据道光初年江海关号簿登录，“三四月份每月进口大小沙船少则五六百只，多至七八百只不等，合计两月所到之船约共有一千五六百只” 【50】；五月份进口船数，道光二年为536只，道光三年715只，道光四年854只。【51】道光十二年五月，仅一周时间抵沪沙船即有400艘之多。【52】

三、汇聚上海的各地商帮

　　从乾隆后期开始，两大中心——南北洋贸易中心、内地与沿海的商货转运中心——同时向上海转移。各地商帮因之汇聚于此，闽、粤、江、浙、山东、安徽、江西以及青口商帮等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

　　福建商人在沪经营者以泉、漳两府为多，建、汀两府次之。乾隆年间，漳两府商人“捐资置买上邑大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滨浦房屋基地，建造泉漳会馆一所”，又“置买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圩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至道光年间，“泉、漳两郡来上贸易人数众多”，仅担当司月的商号即有50余家，并在会馆周围陆续添置房地产20余处。【53】建宁、汀州两府商人于嘉庆初年“创设同庆堂义冢，规模初立”；其后人数渐增，财力日盛，道光初年上杭、永定、建宁众商“各就所业集资”，创立“建汀会馆”并扩建义冢。【54】

　　广东商人在沪者以潮州为最，乾隆中叶潮属八邑商人共同建立“潮州会馆”。自乾隆二十四年至嘉庆九年会馆陆续购入小东门外的房地产11处，作为会馆产业和开设行栈之用。此后，八邑商人人数增多，渐分为三帮——揭阳、普宁、丰顺三县商人于道光初年“以其帮之厘自抽自用”，分立揭普丰帮；道光十九年，潮阳、惠来两邑商人“亦析其厘”另立潮惠公所，而原来的潮州会馆实际上只剩下海阳、澄海、饶平三县了。【55】

　　浙江商人以来自绍兴、宁波两府为多。绍兴帮主要经营炭栈、豆粮、钱庄、酒坊等业，于乾隆初年创建浙绍公所。嘉庆中叶，40余家商号捐资560千文购买小东门外“楼房一所”出租，作为“中秋酹愿之用”；道光八年，浙绍公所增置义地永锡堂，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已达200余家，其中豆业捐银600两，炭业捐洋950元，钱业捐洋568元，为各业之首；而陈思敬堂一家即捐钱1 700千文，唯不知其从事的行业。稍后，绍兴帮又于道光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三次集资为永锡堂营葬之助【56】。宁波帮在沪经营稍晚于绍兴帮，嘉庆初年始建“四明公所，为同乡停厝旅榇之区”；至道光十一年再次集资，“浚河泄水，运土填洼，增高冢地三尺许；重修殿宇，添造厂屋五十余间”；并“核计余资，易市廛外，存董生息……自是经费得以日渐充裕”。【57】此后，宁波商人在沪势力迅速增长，近代上海的买办、金融巨子均不乏甬商。此外，贸易关东、山东的宁波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另建有浙宁会馆。【58】

　　山东商人以来自山东半岛登、莱两府者为多，顺治年间即已来沪贸易，并与关东商人共同集资在上海城西置地50余亩，“以为葬埋公地”。不过。登、莱两府商人以豆粮贩运为主，早期主要停泊刘河，刘河淤塞后才转到上海。道光二十六年，上海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山东胶西、莱阳、乳山、潍阳各帮以及胶帽众商等共捐资280余千文，仅次于闽商，山东商人的财力于此可见一斑。【59】

　　江苏赣榆县青口商人也是在刘河淤塞之后迁至上海，并于道光二年创建祝其公所。道光十二年因家乡受灾，青口商人动用公积款项买粮救饥，“自十月起至十三年四月底止”共支出“京钱肆仟千”。道光二十六年重修三圣阁，青口众商亦捐款50千文。【60】

　　安徽商人在沪经营者以徽州、宁国两府为主。乾隆十九年，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买田30余亩“建立徽宁思恭堂，栖停棺枢，设立义冢”；嘉庆、道光年间，诸茶商“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于是堂之制益扩充矣”。【61】明代山西商人多由江南贩布赴北方售卖，清代其在上海商界似不很活跃，我们只在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见到晋商的捐款【62】，而未见其会馆。

　　江西商人在沪贸易大约始于嘉庆年间。道光二十一年，上海县发布的告示中记述会馆兴建原因称：江西商人“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义倡，邀集同都妥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跌参差”。该会馆自道光二十一年买地，至二十九年建成。捐资众商中以茶帮为最，九年共捐厘l3241．7元，占全部捐款的75％；棕、花、杂货各商捐厘2695．8元，占总额的15％。【63】

　　除地域性会馆之外，以行业为中心建立的会馆公所也有不少。其中建立较早的是商船会馆，为康熙五十四年所建。会馆建筑最初只有大殿和戏台，乾隆二十九年“重加修葺，添造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众号商建造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等”，规模渐臻完备。【64】

　　从事沙船业者以上海及附近州县商人为多。康熙年间，船商张元隆已拥有沙船数十只，“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65】嘉道年间是沙船业的鼎盛时期，包世臣的记载称，“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66】。钱泳也说：“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67】其时，上海沙船业有朱、王、沈、郁四大家。道光十六年，上海城隍庙重修戏台，朱和盛号捐钱1000千文，名列第一；郁森盛号捐钱700余千文；沈氏生义、德记两号和王氏的利川、公和、如川三号各捐500千文；四家合计已占全部捐款的60％以上。【68】

　　上海各业中势力最强者当数钱业。乾隆年间，建立钱业公所。乾隆四十年代承办公所祭业者有25家钱庄字号，到五十年代已增至120余家。【69】清代中叶上海的大宗商货买卖多用庄票，“买卖豆、麦、花、布皆凭银票往来，或到期转换，或收划银钱”。沙船北上贸易多向钱庄贷款，以船只做抵押。一些大钱庄还做黄金、白银投机，操纵行市，以获厚利。【70】

　　饼豆业也是上海的重要行业之一。经营饼豆业者原以刘河为中心，刘河淤塞后转至上海，饼豆业公所建于嘉庆十八年。【71】据张忠民统计，道光十一年，上海豆业公所44个大小豆行及33家慈浙南帮号商经手成交的大豆有470余万石【72】。道光十六年重修城隍庙戏台，饼豆业有29家商行参与集资，共捐钱1 271千文，占捐款总额的27％。【73】实际上，沙船业均以贩运豆货为主，《饼豆业建神尺堂碑》记言：“上海为阜通货贿之区，其最衍饶者莫如豆，由沙船运诸辽左、山东，江南北之民倚以生活，磨之为油，压之为饼，屑之为菽乳，用宏而利博，率取给于上海。”【74】山东和青口商人也以豆粮贩运为主，浙江商人亦有不少经营豆业。上海输入的豆货有相当部分转销浙江，《乍浦县志》记载：“豆饼乃关、山东船带至上洋，乍浦又从上洋办来转售于客商。”【75】

　　清代前期的苏州是棉布的销售中心，松江虽为产布之区，其布匹多运往苏州加工销售，故而松江布商有“布店在松，发卖在苏”【76】之语。由运河北上的商人在“苏州置买茶、布、纸、杂南货”；由海道北上的沙船货源也来自苏州，刘河有专门的南货码头，“凡苏郡运来货物于此上岸”。【77】上海的青兰布业公所建于乾隆中叶，从三十二年至四十九年共有22家商号参与捐资。乾隆四十九年，议定条规：“各号发布，无论本地、刘河，每包捐银三分。”【78】看来，此时上海布商数量并不多。从条规内容还可看出，在刘河经营的布商已开始向上海转移，在两地均设有店铺。这一变化，正反映出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的转移。道光初年有记载称：“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79】此时的上海已成为北上布匹的集散中心。道光二十六年重修三圣阁的集资中，众布业捐七折钱160两，在行业排名中仅次于钱业和饼豆业，位居第三。【80】

　　此外，肉庄业公所为苏、宁、沪三帮于乾隆三十六年设立，成衣公所建于嘉庆二十二年，水木业公所建于道光初年；福建泉州、漳州、汀州三府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建立“花糖洋货业公所”。【81】药业会馆于乾隆五十三年集资筹建，但因“为数无多，难以举事”；嘉庆初年再次集资，购地鸠工，陆续修建宫门、戏台、大殿、两廊、和义堂等，至嘉庆末年完工，立碑记之。【82】

　　以上可见，各地商帮中以山东商人来沪最早，不过其真正的发展是在刘河淤塞之后；行业会馆中，商船会馆建于康熙年间，亦属草创，嘉道年间才臻鼎盛。其他各帮、各业会馆公所多为乾嘉道三朝所建，尤以嘉道年间发展最快。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上海的迅速崛起。

　　综上所述，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海关，定制为：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大关，北洋沙船收泊刘河口，由此形成南、北洋贸易的分隔局面。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使南洋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无疑影响到上海的发展。不过，从乾隆中叶开始，北洋贸易的一系列变化又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是乾隆三十八年东北豆货输出开禁，使北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二是刘河的淤塞使北洋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使上海成为南、北洋贸易的交汇点；三是乾隆后期开始运河航运能力明显不足，越来越多的内地商货改由海道北上。这样，在乾隆后期至开埠之前的数十年间，上海迅速发展成为南北洋贸易、长江与沿海贸易的中转枢纽。各地商帮云集上海，相继建立各自的会馆，其中以闽广、江浙、山东等沿海商帮实力较强；沙船业、钱业、饼豆业、棉布业等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这里需要申明的是，笔者并不否认上海在开埠之后的飞速发展，但更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在嘉庆道光年间已经确立。正确评价和定位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在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经济内在的发展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张忠民：《清代前期上海港发展演变新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l987（3）。

【2】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49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3】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见《城市史研究》，第15—l6辑，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8。

【4】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40页，上海人民m版社，1996。

【5】齐彦槐：《海运南漕议》，见《清经世文编》，第ll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6】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册第254—255页《广州主要出El货值（1817—1833）》表统计。

【7】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见《清经世文编》，第1155页。

【8】道光《胶州志》卷1《海疆图序》。

【9】同治《即墨县志》卷10《艺文志》，载明邑令许铤《地方事宜议》。

【10】《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黄黑豆》。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册，第8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37—138、143—1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l：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九日三保奏折。

【1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3《榷税》。

【15】档案：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琦善奏折；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那彦成奏折。

【16】许檀、高福美：《乾隆一道光年间天津的关税与海税》，载《中国史研究》，2011（2）。

【17】民国《盖平县志》卷l6《艺文志》。

【18】山海关是对东北沿海各口征税的税关，详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19】《备边司誊录》第203、208、225册，转引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见《关西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8辑，1985。

【20】谢占壬：《古今海运异宜》，见《清经世文编》，第1155页。

【21】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22】【23】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99—100页。

【24】【27】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载《清史论丛》，2002。

【25】【30】【33】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3《开海通商》，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26】【28】【32】《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

【29】包世臣：《青口议》，见《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46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31】《刘河镇记略》卷13《拦门沙》。

【34】嘉庆《上海县志》卷1《风俗》。

【35】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36】【37】【38】档案：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七日唐英奏折；乾隆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伊拉齐奏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那苏图奏折；嘉庆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吉纶奏折。

【3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道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琦善奏折。

【40】【41】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萨载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海奏折。

【42】《查议浒墅关各口征税事宜折》，见《林则徐全集》，第1册，第460—461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4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9《征榷考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藏钞档：道光四年八月十七日延隆奏折。

【45】《备边司誊录》第203册，转引自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下）。

【46】程祖洛：《覆奏海运疏》，见《清经世文编》，第1171页。

【47】【53】【54】【55】【56】【57】【58】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37、233—235、277、325、250—252、207—219、259—260、5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l984。

【48】【52】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314—315、299页。

【49】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见《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1页。

【50】【51】齐学裘：《见闻续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406、412-413页。

【59】【60】【61】【62】【63】【64】【68】【69】【71】【73】【74】《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4、32—38、304—305、33、230—232、34、335—337、196—197、28—32、254—255、508、28—32、282页。

【65】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4册，第16页。

【66】《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1—12页。

【67】钱泳：《履园丛话·水学·协济》，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7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2、l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72】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第170—171页。

【75】道光《乍浦县志》卷6《关梁》，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

【76】【78】【79】【80】【81】【82】《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252、45、32、507—508、257—258页。

【77】《刘河镇记略》卷9《街巷》。

Northern Trade and the Rise of Shanghai in Qianlong-Daoguang Period

Xu Tan

　　Abstract: Northern trad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e years of Qianlong. First, since the ban towards beans-export has been lifted, Northern trade was able to develop on a large scale. Second, because of the silting up of River Liu, the centre of Northern trade transferred to Shanghai. Third, since the shipping capacity of the Grand Canal was not that effective, commodities of the hinterlands had to be transported by sea. Thus, during the few decades from Late Qianlong to the days before port-opening, Shanghai quickly boomed into a transport hub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trade, as well as Yangtze River trade and coasting trade. Commercial groups from all over China have gathered at Shanghai and built their own guilds there. The ones from Fujian-Guangdong,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dong Province were wealthier; large junk industry, bank industry, soya-bean cake business and cotton cloth industry proved to be the fastest develop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Northern trade; Shanghai; River Liu; businessman; guild

来源：《明清史》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