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山西粮食价格波动、市场成因及政府行为（1875-1908）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083

　　内容提要：粮价变迁与人们的生计息息相关，清代以来，在人口增长和区域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市场化因素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日益显现。山西省作为一个重要的商贸省份，光绪（1875-1908）年间农业生产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作物与粮争地，种粮成本升高，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下降，同时，经济整体萧条，市面上银、钱不敷使用。而另一方面，商业资本渗透到粮食生产与流通领域，加剧了粮价波动的风险。通过对地区粮价变动趋势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不仅能够了解地区粮食市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而且能够了解经济繁荣或衰退之于民生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光绪年间山西粮食价格经历了三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且地域差别显著，粮价受市场供求、流通渠道及商业资本的影响逐步增强，政府行为如常平仓储对控制粮食价格波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影响日渐式微。

　　关键词：山西 粮价波动 市场 政府

　　一、引言

　　清代以来，在人口增长和区域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市场化因素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日益显现。山西省作为一个重要的商贸省份，地方经济长期依赖于远距离长途贩运带来的财富的累积，而光绪年间（1875-1908），随着以票商、茶商为代表的山西商帮日渐衰落，[①]以及社会政局不稳导致商路及交通受阻，汇入本省的货币量大减，市面上银钱两缺使得经济凋敝，市面萧条，农商交困，山西省内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均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②]粮食价格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局势对于粮食供需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粮价也与人们的生计息息相关，其高低涨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经济周期变动及其对民生的影响。[③]因此，通过对山西省地区粮价变动趋势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不仅能够了解地区粮食市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而且能够了解经济衰退之于民生的影响。

　　在粮食价格诸影响因素中，粮食供给和需求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粮食的供给与需求也是当时经济社会运行情况的一个反映。粮食价格是否是通过市场实现，市场因素对粮价的变动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市场化和近代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市场化因素对清代粮食价格的影响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收成以及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自然灾害对粮价的影响不是那么剧烈。马立博和李明珠等人认为，清代中国一些地区收成状况和粮价之间关联不是太大；[④]薛华也认为在18世纪晚期不存在明显容易受歉收冲击的地区。[⑤]谢美娥认为，1738-1838年台湾米价上升时期，年成丰歉对米价的升降变动只在一定程度之内产生影响，1839-1850年台湾米价下降时期，年成丰歉并不是影响米价变动最主要的因素。[⑥]而在欧洲价格史的研究中，也发现到了一定的时点后，欧洲粮食价格将更多地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受到收成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小，而短期内农业歉收是影响粮价波动的主要根源。[⑦]对于山西这样一个受地形地貌影响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粮食运输条件不是十分便利的省份而言，探究生产、需求及运销等各个方面对于粮价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山西粮食市场的发展情况。

　　政府行为如常平仓储作为粮价运行机制中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当前学者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仓储体系的粮食供给最多只具调节周期性及季节性粮价变动的功能，或认为对季节性变动都不具影响，对长期性的粮价上涨和严重的大规模灾荒均无法应对，而其正面功能也只在十八世纪的某些时期才成为可能。[⑧]光绪年间山西粮食仓储量的增减情况怎样，政府是否具有通过仓储调节市场粮价变动的能力，从常平仓粮食储存量与实际的存支情况的奏报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然而，清代由于粮食从生产到消费存在诸多环节，一般情况下，农民虽然是商品粮的主要供给者，而在市场上投入粮食最多的还是地主。由于地主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粮食，他们往往能够通过控制市场投放量影响市场供求关系，进而影响到粮食价格，这就使得一般的商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改变。[⑨]再加上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完全遵循经济人的假设，[⑩]就使得研究清代价格受供需及政府行为的影响能够借用价格理论的思想，但是应用其分析方法又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而言，简单计量方法以及简单经济学思维的使用或许有助于对史实的理解。

　　二、1875-1908年间山西省粮食价格变动趋势

　　在清代粮价奏报体系中，山西省粮食奏报出现的较早，虽然起初只局限于粟米价格，之后发展成为包括小麦、粟米、高粱、豌豆、荞麦五种粮食价格在内的奏报体系。[11]当时的粮食价格是每个阴历月进行奏报，包括每种粮食最低价和最高价以及和与上月相比的增减情况。在进行相关分析之前首先对阴历月份的粮价数据进行了处理，因为本文是针对年度粮食平均价格进行的分析，所以把头一年阴历十二月到次年十一月每个粮食品种的最高价与最低价分别进行了算术平均，求得各自的年均价，之后对最高价与最低价进行了平均，求得各个粮食品种的年均价。[12]在此基础上，对山西省粮食价格的特征进行分析，一是1875-1908年的34年间山西省粮食价格总体波动趋势，即粮价的年际变化特征，二是考虑货币因素后粮食价格的变化情况，三是粮食价格的地区性特征。前两个方面可以反映粮价变动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关系，以及粮价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等方面，侧重于宏观方面的理解；后者可以显示出山西不同地区粮食价格的差异，反映山西省粮食市场的运行情况。

　　（一）山西省粮价总体变动趋势分析

　　山西省各府的粮食种植结构不同，所以地区间粮食价格变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能反映整体上的变动趋势，因此，本部分按照山西粮食作物的种植指数以及收成指数分别对山西省粮食价格进行了折算，以期反映全省粮食价格变动的整体情况。由于光绪年间山西省作物种植结构的描述多较为含糊或是约数，且只有少数县份有记载，鉴于地区作物结构较为稳定，短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亩产量也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作者通过对《中国省别全志·山西卷》[13]和卜凯的调查数据进行对照，[14]发现《中国实业志·山西卷》的数据较为全面，不仅列出了1935年粮食生产情况，而且对常年各县粮食生产情况也有数据的说明，本文使用《中国实业志》中山西粮食种植和平常年份收成情况来计算1875-1908年间山西省粮食作物的种植指数和收成指数。[15]以小麦为例，山西省总的小麦价格换算公式如下：

　　其中，PA表示按种植面积折算的总的小麦价格，Pi表示各县小麦价格，IA为小麦种植指数，A表示全省小麦种植面积，Ai表示各县小麦种植面积，PH表示按产量折算的总的小麦价格，Pi表示各县小麦价格，IH为小麦产量指数，H表示全省小麦产量，Hi表示各县小麦产量。

　　以这两种方式计算的1875-1908年各品种粮食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表明测算的粮价指数具有一定的稳健性。总体上看，光绪年间山西省粮食价格经历了两次大的震荡，一次幅度较大的震荡（图1）。一次是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7-1879年），粮价急剧上升，在四年达到最高点，一石粟米、小麦价格超过6两银子、荞麦、高粱、豌豆的价格超过2两。另外一次是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九年，粮价又经过了一次大幅涨落的过程，价格变动幅度虽然没有前面一次大，但是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光绪朝结束，很多地区粮食价格还是没有回落到之前的水平。从粮价表中的数据来看，虽然各府粮食价格高低不同，但是基本上遵循图1中类似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由《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山西省部分计算所得结果。

　　几次粮价的波动与山西省全省范围内粮食收成欠缺有着一定的关联，光绪朝初期，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粮食供给不足，引起了人口的大量死亡。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收既歉，更无望于来春”，[16]“久旱成灾”[17]除了粮食歉收之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事变不但使粮食流通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切断了山西资金流入的通道，[18]农业投资不足，使得山西经济整体上越发凋敝，店铺纷纷倒闭，使得粮食价格迅速上升。而与光绪二十五年这次的相似，光绪十八年（1892年）全省范围内收成欠佳，[19]但是粮价在经历了十八、十九两年（1892、1893年）的上涨后在二十年即已回落，振幅较小。除了上述三次较大范围内发生的灾害外，山西省各州县光绪年间灾害时有发生，[20]但是粮食价格年际变化比较平稳。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山西地域社会已经形成了面对自然资源，气候环境突然变化的机制，粮食价格的变动能够对生产上的不足作出有效的反应，但是究竟是否是这个原因，还需要跟之前时段进行比较，或者对山西省粮食市场发育及运行状况进行较长时段的分析。

　　（二）货币制度与长期粮食价格波动的关联性

　　光绪年间山西货币银、钱并举，而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为进一步理清34年间实际粮价变动趋势，有必要从货币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即把以银计量的粮食价格换算成以钱和金计量的价格，比较其变化趋势上的差异。1875-1908年间山西省货币兑换比例数据缺失很多，我们在此借用全国的数据，金银比价采用世界金银比价（见表1）。

表1　1875-1908年间全国货币兑换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货币史》第623-624页，《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298-299页。

　　山西省粮价奏报以银为计量单位，而民间购买粮食使用制钱，以钱计量的粮食价格变动趋势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如果把粮食价格折算成以钱计量的单位，那么1875-1908年间山西粮食价格仍然是上升的。而就银钱兑换比例来看（表1），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银钱兑换比率虽然有个别年份小幅上升，但是总的趋势是稳定下降的，即钱价在34年间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就意味着，说明“钱”相对于“银”存在升值的过程，相对于“银”，“钱”的购买力上升。但是，把按“银”计量的粮食价格折算成按照“钱”计量的价格后，山西省粮食价格整体上还是呈现上升的状态，这对于小民的生计而言是不利的。

　　1880-1914年间，国际社会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白银贬值严重，金银兑换比率从1875年的16.6416升高到1908年的39.2914（表1），粮食价格折算成以金计量的单位后，金银比价的波动抵消掉了银价下跌导致物价上升的因素，这样使得除了大灾年份外，山西省整体粮食价格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当是货币间的国际流动而言，虽然由于国际银价的下跌使得部分白银流到中国，但是整体上存在白银外流的局面，[21]而山西省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市面上银、钱不敷使用，货币短缺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凋敝。“日来生意之家皆叹时事艰难，或银或钱，皆不能周行，而所放之账，概不能收。村庄农民无有一不穷苦者，虽有粟农家而价钱太廉，亦不能使钱有余裕。”[22]

　　而如果各种粮食的价格几乎基本遵循同样的增减趋势，那么对于百姓而言是不利的，他们只能转而消费更为廉价的代食品，或者面临饥饿的威胁。[23]这一现象也适用于当时的山西，如果在粮食收成不足的年份，所有作物的价格同时上涨，无一不贵，那么百姓的生计更加艰难。再加上当时市面上货币流通量减少，货币的缺乏使得经济陷于凋敝与萧条，粮食价格上涨对于民生的影响比平日更甚。

　　（三）粮食价格的地区性差异

　　从粮价奏报资料来看，山西省北部粮食价格要低于中部和南部，且晋南地区粮价水平明显高于晋东南（表3）。本文同时搜集到了1879年至1883年，以及1883年-1886年间各县补买常平仓粮的价格来看，[24]虽然与粮价奏报单中的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地区之间在购买价上也存在北低南高的态势。

表2　各个品种粮食价格高价与低价之间的关系　单位：银分/石

　　资料来源：由《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山西》一书中光绪年间粮价数据计算所得。

　　所研究的光绪年间山西省的区域特征而言，粮食种植条件最好的恰恰是这些价格相对较高的地区。时至今日，晋南的蒲州府、解州、绛州仍是山西主要的粮食产区，山西宿麦主要的产地就是这一地区，运城盆地，北接峨嵋岭，南抵中条山，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全省光热条件最为丰富的地区，可以满足一年两熟制对光热条件的要求。晋中如太原府、汾州府、泽州府不少县份处于山西少数几个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带。而北部的保德州、宁武府、代州等受地形、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一直不高。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即粮食生产状况不好的地区，粮食价格相对较低，且低价变动相对较为稳定，反倒是粮食主产区的几个地方价格较高，尤其是灾荒的年份，可以很快地上升到很高的水平。

　　而这一问题的解答，则要从地区粮食需求及粮食贸易的角度进行分析。中部与南部是山西省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商业化水平较高，较为富裕的地区，一方面对于粮食的需求量较多，另一方面，本地对于粮食生产不重视，使得本地粮食供给相对不足。而北部由于一方面人少，另一方面商业不够发达。而山西省口北七厅作为山西省中南部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光绪年间粮食生产受到了罂粟种植的影响，再加上收成分数不高，使得中部与南部粮食供给受到了影响，粮食价格自然就居高不下了。

　　三、供求因素对于山西省粮食价格的影响

　　粮食的供给与需求是影响粮食价格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粮食供给涉及粮食的产出水平，粮食仓储水平，以及粮食交易是否能够顺畅地进行；粮食需求主要包括口粮和间接用粮需求，而当时粮食主要是用于养活人口，我们关心的也主要是这一部分的需求情况。清代山西省的粮食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县城集镇主要依靠私营粮商，通过集散市场沟通城乡有无，较大型的城市居民用粮借助粮商贸迁有无，粮商的行为对于粮食价格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关联。同时，粮食市场价格以及人们对未来供求的主观预期会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反过来对粮食市场产生影响。

　　（一）供给因素对粮食价格的影响

　　在粮食供给相关因素中，粮食的产出水平在本文中用各年的收成分数来衡量。光绪朝山西的收成情况是以“收成分数”奏报的，“二麦”收成分数一般在阴历七八月奏报，“秋禾”一般在阴历十月、十一月奏报。“二麦”是指大麦、小麦，以小麦为主。秋季奏报的是“秋禾”的收成分数，秋禾的种类比较多，秋后收获的大部分都能叫秋禾，有高粱、谷粟（小米）、糜子、黍、荞麦、一些豆类等等。[25]收成划分为1至10等，“凡岁收八分以上为丰，六分以上为平，五分以下为歉”，等级8很可能意味着80%的收成。[26]

　　山西的灾害发生情况是结合地方志，以及朱批奏折所得，各县有灾害发生记为1，没有灾害发生记为0。山西地貌大部为山地、丘陵区，还有几个盆地点缀其中，地形复杂，地势高低起伏很大，地形地貌影响到粮食的生产和运销，对于各县的地貌特征，平原记为0，丘陵为1，山地为2。同时，有资料记载太原府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粮食集散地，省北、省南的粮食都在此汇集销往他处，[27]本文中搜集到了各县与太原府治阳曲间的路程，[28]以测算粮食价格与距离之间的相关性。

　　各县的粮食价格用州、府的粮价代替，按照种植面积以及收成情况两个方面对所研究的101州县五种粮食价格进行处理，形成了总的粮食价格，在此基础上对各县价格与收成分数、地貌、灾害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

表3　粮食价格与收成等因素相关关系表

　　注：粮食价格以银为计量单位，“*”表示1%统计显著性水平。

　　可以发现两种处理方法下价格与收成分数、降水、灾害等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系数也大体接近，与分别按种植指数、产量指数处理后山西省粮食价格总体变动趋势的特征保持一致。受各地地域条件及不同作物种植模式的影响，各地粮食产出水平不尽相同，比如说同样的播种面积，晋南的粮食产出水平要比晋北高，也就是说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得的粮食产量不同，而按产量和按种植面积分别折算后的粮食价格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换言之，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即土地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并不构成影响粮食价格的主要因素。

　　而地貌特征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不是太高，大约在-0.09的水平上，即山地类地貌下，粮食要比平原的价格稍低，如果粮食是由产量较高的平原地区流向山区，那么把运输费用等因素考虑进去，山区的粮食价格要高于平原，这说明山西省山地地区粮食来源还主要是本地。太原府的阳曲县是山西省府所在地，各个地区与它之间的距离和粮食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高，说明一方面，太原作为山西粮食汇聚地，对其他地方粮食价格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粮食价格的控制也较弱。

　　收成分数对粮价的影响较为显著，随着收成分数的升高，价格下降。粮食价格受本年度二麦收成分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上一年度秋禾收成，受上年二麦收成的影响最小。小麦通常在初夏即五月或六月收割，大概在九月到十一月进入市场，秋禾大概每年的春季（四月份）播种，秋季（大概在九月份）收获，十一月到一月进入市场，所以二麦收成对本年度粮食价格影响较大，而秋禾的收成分数则会显著影响未来一年粮食价格。二麦的收成分数对价格的影响要比秋禾大，即价格对小麦收成的反应比粟米要灵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小麦1875-1908年间在山西省的种植范围不广，而且主要是作为一种商品作物种植，而不是为了普通农户的自我消费。另一方面，冬小麦收获时正值粟和稻米消耗殆尽，青黄不接的季节，在每年的农业周期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由于山西省当时小麦种植的区域不算太广，而且民间积贮不多，所以上年小麦收成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如果小麦没有收获，可能本年度缺少下种的种子，进而影响到本年度小麦的市价。

　　灾害与粮价的相关系数为-0.09左右，即灾害的发生会使粮食价格有所上升，但是影响也不算太大，已有学者对道光年间的情况进行过研究，结论与此类似。[29]光绪年间，山西几次较大范围的灾害都使得价格骤涨，除了大灾外，小型的水旱灾害也时常发生，但是如前所述，从粮食价格变动的总体趋势来看，大的灾害对粮食价格的影响较显著，小型的水旱灾害对粮价走势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粮食价格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从光绪元年至三十四年，以银计量山西省小麦价格上升24%，荞麦价格上升74%，高粱价格上升48%，小米价格上升32%，豌豆价格上升65%，上涨幅度不算太大，而以钱、金计量变化幅度还要小一些。

　　另外，在粮食丰收之时，预期下一季粮食收成较好而出售余粮，使得在未来的日子里稍有灾歉即会发生灾难。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用于种植粮食的田地减少，另外由于种植经济作物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使得种粮的比较收益下降，同时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力不足，也使得雇工价格上涨，这些对于粮食生产而言都是不利的。粮食仓储作为粮食供给的一个方面也会对粮价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只搜集到十年左右的粮食仓储资料，在相关度分析中没有把仓储量放入。由于光绪年间山西省民间社仓、义仓储粮消耗殆尽，常平仓储也变动较大，“丁戊奇荒”之时基本全部用于赈灾，之后虽有所恢复，储存量仍旧难以恢复，对粮价所起到的调控作用日渐丧失，[30]这一点在政府行为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方面进行探讨。

　　（二）需求因素对粮食价格的影响

　　在农本社会，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障民食，再加上光绪朝山西近代工业发展水平不高，工业用粮不多，所以粮食的需求就主要是由人口来决定。清代人口大量增加，乾隆以降人口压力不断加剧，有人认为，中国粮价整体长期持续的上涨应归因于人口的增加。而山西人口在光绪二年（1876年）约1716.9万，“丁戊奇荒”中全省人口损失47.7%，1880年下降到882.7万，1911年逐渐上升到1186.7万，但尚未恢复到大灾前的水平。[31]因此，整个光绪朝人口并不是全省粮食价格上涨的诱因。或者换一个角度而言，光绪年间山西人口由于在“丁戊奇荒”期间亡失严重，使得后期人口因素并未对粮食价格造成太大的压力。但是山西省地区间人口数量差异较大，清代晋中、晋南地区较早感受到人口上涨给粮价上涨带来的压力，“生平日久，生齿日繁，地力既竭，盖藏难裕。自乾嘉时，已不免仰望给邻省”，这两个地方是山西省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粮食价格水平也较高，而晋北人口密度较低，[32]粮食价格相对较低。

　　粮食需求除了受人口数量影响之外，地区经济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粮食整体消耗量的一个因素。清代山西商业发达，大量的商人远走他乡进行远距离长途贸易，其中尤以晋中、晋南为多，这些商人获得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源源不断地汇入家乡，推动了当地商业化的发展，如太谷县被称为“晋省码头”。[33]晋中南“所恃人以商贾为本计，挟赀贸迁，……，又俗尚勤俭，工于居积，用是日臻殷富，虽有荒歉，挹注不穷”[34]因此，山西粮食购买力晋中、晋南地区要远远高于北部地区。而从1875-1908年间山西省粮食平均价格来看，北部地区要比中部、南部地区低（表3）。灾荒期间粮价最高的地区也多集中在中部、南部地区。

　　山西中部和南部地区粮食商品化率比较高，偶遇灾歉，粮商或者购买市场上的余粮，或者囤积粮食，使得粮食市价很快上涨。农业商业化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发展是粮价变动重要的影响因素，传统社会小农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不高，粮食稍一歉收，就会使得家庭粮食收获量不足，难以满足年内的粮食需求，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粮食。再加上晋中和晋南地区在外经商人口较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大大减少，再加上民间攀比之风日盛，对粮食的需求也就增大。

　　王业键研究发现，18世纪福建省粮价中，福州米价无论是季节变动或长期趋势，都要比省内主要粮食供应地邵武还要低。福州商品经济发达、高粮食商品化率都甚于邵武。[35]据张瑞威研究，18世纪北京米价保持低平，甚至低于苏州，其商品经济亦较为发达。[36]而山西省的情况正找相反，山西省各地区粮价水平以及长期变动较大的州府基本都在晋中、晋南等本地商业较为富庶的地区，但是原因之一可能山西的原因在于交通的不便，使得粮食运输成本较高，如光绪年间从大同买莜面，每百斤价钱3700文，到了平遥，把运费和路上的消耗都算在内，每百斤花费5400文，运输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平遥从北部买粮，莜面百斤从崞县发往省城脚价500文上下，省城发平遥300文上下，崞县到省城阳曲县的距离为260里，[37]省城到平遥县的距离为190里，脚价每里百斤1.5-1.9文，而这两个地区到阳曲县除了距离较近外，基本上都在平原地区，山西其他地方之间运输可能相对更为困难。[38]光绪年间，山西乡绅刘大鹏从晋中出发到河南，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到“粮价不及吾乡三分之一。”[39]，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山西省由于交通运输不便使得晋中南地区粮食供给与本地需求之间的矛盾不能很快解决。再加上作为山西省中南部主要粮食供给地的归化七厅一向产粮较多，每年秋后，商人们将大批粮食沿黄河运到南部蒲、绛等州，以供需用。[40]但是光绪年间这些地区粮食收成歉薄，盛种罂粟[41]，使得粮食供给渠道受阻，使得粮食价格也深受影响。这个问题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农本社会中，如果交通运输、粮食产量不能够完全支撑起一个地区的粮食贸易，那么较高的商业化使它的粮食市场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三）粮食购销渠道对山西粮价的影响

　　上面分别论述了供给和需求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但粮食购销渠道对粮食市场价格形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山西粮价奏报体系涉及的是粮食的市场购买价，所以首先有必要介绍光绪年间市场上山西粮食交换的形态。粮食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可能要经过下列几种渠道（图2）：

　　农民可以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用粮食交换生活所需，消费者直接获得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比较低。小商贩也可以到农民处购买粮食，农民也可以直接把粮食卖给粮行，在一些集市粮食也可以通过斗行进行流通，这几种形式对粮食的商品化有较大的影响。

　　光绪年间，虽然农民是商品粮的主要供给者，但是由于其较为分散，且单个农户向市场出售的粮食量相对较少，在集市进行交易，所以他们对于市场粮食价格的决定作用不大。清代，农民只要粮食价格在补偿生产资料耗费之外，还能维持一家的温饱，即使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他们仍会耕种土地并出售余粮。由于商人的盘剥，粮食的市场价格可能低于许多农民的个别生产成本。而粮商对粮食交易的操控则成为影响粮食价格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河津粮食志》中记载，“丁戊奇荒”中“粮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造成更大的灾难。当时清涧湾（河津）是一个繁荣的水运码头，有4条大街，13家粮行，……，粮食运来的多，每家粮行存粮不下千石左右，商人相互串联，粮价一日三涨。”对于那些贫苦百姓而言是十分不利的，“广大农民变卖家产，指望买到一斗粮食的钱，赶到清河湾时，尽连五升也很难买到”。

　　光绪年间，种粮成本上升，如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力不足，也使得雇工价格上涨，[42]而种植粮食获得的受益要小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农民往往把质量较好的田地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其中种植罂粟又是一个屡禁不止的问题，山西大量公开种植罂粟始于咸丰年间（1851-1862年），到光绪初年几乎各县都有种植。北部“口外七厅栽种罂粟，数百里一望无际” [43]，口外一带“沃野千里，强半罂粟”[44]，口外及北部州县种植罂粟使得中南部一个重要的粮食供给渠道受到了影响，而中部各县几乎无村不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许多农民不进行粮食生产，直接从市场上买粮，对粮食市场流通性的要求增加，而在当时山西粮食生产水平整体上不算太高的情况下，使得粮食市场更加不稳。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统计数据，山西全省每年产鸦片30000担，仍居全国第5位。[45]

　　与此同时，再加上商业资本对粮食生产过程的渗透，在农民种植粮食以及经济作物之前预先采买，小农由于缺乏经营资本也往往接受这种交易形式。使得粮食市场上的价格风险进一步加剧。光绪间太原县“辗转选买，愈增愈贵，而莫知所终极。而贫民之乏食者，虽籴升斗而不予，故民间虽有积粟之，已勒而不粜，一则待价之增长，一则虑后日之无资。更有甚者，买着不必出钱，卖着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虚抬高价，而使价终不能平也。”[46]

　　四、政府行为如常平仓储对粮价的影响

　　清代粮食政策主要侧重于增加粮食产量，应对气候等因素造成人们乏食的情况，虽然清朝对粮食价格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关注，但没有形成专门应对粮食价格变动的政策，甚至有些时候对粮食价格波动不予干涉。[47]尽管如此，政府行为对粮食市场价格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且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粮食仓储是调节粮食价格的主要手段，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但是清朝后期，山西面临的是粮食仓储消耗殆尽的局面，乾隆时期储粮达到220万石，“丁戊奇荒”之时全部耗尽，光绪五年（1879年）逐步开始采买，到十三年（1887年）不少州县已经补齐，但是粮食储存量较前期大幅减小，只有90万石左右，[48]甚至后期在储存的过程中也常需支放。[49]光绪二十一年至三十年间（1895-1904年），阳曲、榆次、徐沟、兴县仍有存粮，且可以不时出粜采买，岢岚、太原、徐沟等县已无存粮。[50]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常平仓储粮大幅下降，与光绪初年相比减少了一半。

表6　1894-1904年间山西省常平仓储粮变化情况

　　注：每年年末结存=上年结存+新收-总支出+挪借。

　　资料来源：山西巡抚宝棻：《呈山西省光绪三十年份常平仓粮数目清单》，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档号03-6682-086；山西巡抚张人骏：《呈山西省光绪二十八年份常平仓粮数目清单》，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档号03-6682-038；山西巡抚张人骏：《呈光绪二十七年常平仓粮数目清单》，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档号03-6682-032；山西巡抚张曾敭：《呈山西省光绪二十五年常平仓粮数清单》，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档号03-6681-054；山西巡抚张曾敭：《呈山西省光绪二十三年常平仓粮各数清单》，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档号03-6681-010；山西巡抚岑春煊：《呈山西省光绪二十一年常平仓粮动存数目清单》，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档号03-6680-051；山西巡抚胡聘之：《呈山西省光绪二十四年常平仓粮数目清单》，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档号03-6678-038；著者不详：《呈山西省光绪二十六年常平仓粮数目分别管收除在清单》，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档号03-6324-025；山西巡抚恩寿：《呈山西省光绪二十九年常平仓粮管收除在数目清单》，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档号03-6589-016。

　　对于粮食仓储在调解粮食价格方面的作用，李明珠认为，在理论上即使粮食仓储占粮食供应量的比例较小，但是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供应量的微小变化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另外粮食仓储是否完好对于抵制恐慌和抑制粮价波动能够产生一定的心理作用。但是事实山，她在对直隶省粮食价格进行研究后发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危机应对中多次有效地对储粮加以应用。虽然不易证明总体上价格具有稳定性，粮储能否缓减季节性价格波动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51]还有学者认为粮食仓储由于其平粜比例不高（只占仓储量的十分之三）及价格降幅有限（0.05-0.1两/石），稳定粮价的功能不可太过高估。[52]而清朝后期，许多地方的粮食仓储面临着衰败的局面，已经没有办法实现18世纪那样大规模的粮食仓储，如马立博指出广东省18世纪60年代之后国家粮仓储粮很少，或者已经根本没有粮食，只是持有等值的银两。[53]

　　不论清代山西省粮食仓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表6中的数据来看，1894-1904年间山西省常平仓平粜、赈济、借贷的功能三失其二，基本上没有粮食用作市场出售的平粜之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光绪年间粮食仓储对于粮价的影响微乎其微。

　　五、结论

　　1875-1908年间年间，山西省粮食价格经历了头几年的飞速上涨，之后一直较为稳定，光绪十八、九年全省范围的粮食歉收虽然引起了粮价的上涨，但是也很快回落，光绪二十六年，粮食的歉收与政治不稳，再加上币制改革一起，使得该年成为山西粮食价格的一个转折点，之后粮价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粮食价格的这种变动趋势说明山西省粮食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粮价不稳。

　　山西省的粮食生产是一场大的灾害“丁戊奇荒”过后逐渐恢复的，同时又受到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同时，人为的灾害也给粮食生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去岁大旱，又加义和拳乱，四民皆失其业，莫能温饱。今年又加洋夷肆虐，勒索民财，教民纷纷横行乡里……民无一日之安”，[54]这是当时总的社会背景。而当时的经济背景是，受当时社会经济整体形势以及货币制度的影响，山西省银钱两缺，经济凋敝。虽然山西省商业较为发达，但是商业资本多投入土地流转与经营高利贷，银钱的缺乏使得农业投资不足，反过来加重了社会总体凋敝的局面。另外，农民生产规模较小，和市场的联系不紧密，这样粮商对粮食价格有较大的决定权，粮食生产较多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压价收购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选择经济作物的种植，大量上等的田地种植罂粟，屡禁不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55]经济作物的种植，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粮食商品化水平，但是对于种植条件较差的山西省而言，这种扩大了的商品化使得粮食市场的风险加大。此外，商业资本通过在农民种植粮食以及经济作物之前预先采买对粮食生产过程的渗透，也是使得山西粮食市场上的价格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

　　山西粮食价格的变迁是以当时山西经济整体上的凋敝为背景的，粮价上涨使得人们生活成本上升，给其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对区域社会的稳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使社会结构变得脆弱。由于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所以粮食价格的变动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山西粮食价格的上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山西的地方志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这种粮食价格上涨给生活带来的压力多有描述。“去岁一乱，货不流通，凡从他省所来之物，价皆被……，当此之时，菽粟腾贵，……凡入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56]但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益处，种粮成本上升。“今岁农事不佳，收获未丰，而人工甚紧，每日工人少则一百多二百，较前常倍，盖佣工者稀少故也。”[57]比较收益下降，农民选择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外出经商，但是经济作物与粮争地，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又使他们反过来受到了影响，收成歉薄的年份所存粮食不够日常生活所需，而市场上粮食价格又由于供给不足而升高，极端的情况是光绪三、四年间的干旱使粮食出现了全省范围的不足，再加上相邻的省份粮食也是大面积绝收，引起了一场近代史上最大的灾难。

　　常平仓储作为政府最主要的一项稳定市场粮食价格的政策，光绪年间随着山西省粮食仓储的消耗逐渐丧失。总体而言，政府行为虽然会对粮食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晚清社会经济大衰败的情况下，政府发挥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扭曲。

注释：

*　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号：2012YJ137，2011JS060）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评论和修改建议，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①] 其中尤以光绪年间东盛和五连号倒闭对山西商业的影响最为剧烈，见罗饴编《东盛和债案报告》，营口大清分银行宣统元年铅印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

[②]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③] Li Lillian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1.

[④]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k,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Carol H. Shiue, 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9.

[⑥] 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4期。

[⑦] Wrigley, E. A. Some Reflections on Corn Yields and Prices in Pre-industrial Eonomies. In Famine, Disease, ed. Walter and Schofield, 244-245, 256.

[⑧] 参考谢美娥等《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价格平抑与清代的区域市场——以台湾米价（1738-1850）为中心的考察》研究成果报告，计划编号NSC 97-2410-H-006-023-MY3，2011年10月31日。

[⑨] 方行、经君健：《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5-1507页。

[⑩] 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1]山西省的粮价奏报在康熙年间已经开始，相关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第193页康熙三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山西巡抚噶礼奏报夏秋收成分数并请安折》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涉及山西粮价的奏折，在此封奏折之内提到了“本年山西仰赖皇上之福，年景甚丰，夏麦秋粮皆有八、九分收成。目下省城小米价，每仓斗值银仅八分，较前减大半，各属地方米价亦减，故军民安居乐业。”粮价奏报制度在乾隆五年开始规范，此后山西省奏报的粮食价格一直是小麦、粟米、高粱、豌豆、荞麦五种，见王砚峰《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2期。

[12]在本文研究的19个州府中，宁武府高粱，蒲州荞麦都只有当月价，以银来计量，单位是两/仓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山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另外，本文的研究范围界定为隶属于山西省的19个州府（不包括口北七厅），行政区划以光绪年间的为准。

[13] 东亚同文会：《中国省别全志·山西省》，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8年版。

[14] 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5]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分册》第4编，华丰印刷铸字所1937年版，第2-73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内政・赈济》，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2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内政・赈济》，第122-123。

[18]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94页。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1辑《内政・赈济》，第427-428，435-437，454-457页。

[20] 张德二，蒋光美等：《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页。

[22]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37页。

[23] Andrew B. Appleb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lague: a continuing puzzl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3, 1980: 161-173.

[24]山西巡抚刚毅：《呈山西通省光绪三四等年动用及民欠豁免仓谷用过谷价银两数目清单》，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档号03-6675-050（以下文中档案均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再一一说明）。

[25]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山西一些地势较高，气候较冷的地方没有种植小麦的记载，如宁武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导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只能适宜种植马铃薯、莜麦、豆类、胡麻等生长期短的耐寒品种，其余为玉米、高粱、谷子、荞麦等，其中莜麦占90%。但是也有“二麦”收成的奏报，这或许可以理解为随着粮食收成奏报制度的发展，已经默认地区性的一些粮食作物根据收获时间也把它列入“二麦”的奏报中来。

[26] 昆冈：《钦定大清会典》21，光绪二十五年版。

[27] 武昌祺等：《山西粮食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225页。

[28] 距离来自山西各县地方志。

[29] 李军、李志芳、石涛：《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价格——以清代山西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2期。

[30]山西巡抚刚毅：《呈山西通省光绪三四等年动用及民欠豁免仓谷用过谷价银两数目清单》，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档号03-6675-050。山西巡抚恩寿：《奏报山西省北各属州县储济仓存谷数目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档号03-6682-081。

[31] 葛剑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