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了全国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代。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不少变化。元代汉、南人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对蒙古文化也多有吸收。
一、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这里的所谓“共生”（symbiosis），不仅意味着各民族都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为开发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指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未间断，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相互争战——其实这两者并非绝对不相容，和平时期也存在诸多矛盾冲突，战争时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没有完全断绝。“融合”一词常被单纯理解为一个民族被另一民族吸收、同化（absorption/assimilation），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现在我国各民族中大多包含有他民族的成分，尤其是汉族，自古以来不断有其他民族人口加入），另一方面是各民族文化（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礼俗、服饰、饮食、居住等等，以及思想方式、语言文字等的广义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纳，所以严格地说，应该用“涵化”（acculturation）一词来表现。此词在汉文为“涵濡化育”之义，在西文则有“文化之接受”，“文化之适应”等社会学含义，都是体现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接受和包容。它不是强制同化的结果，而是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自然浸润而成的历史积功；不是一般所谓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单方面文化灌输，而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调适。正是这种涵化的融合进程，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可以在民族归属为汉族的人口中发现不少其他民族的习俗和语言，同样，少数民族人口中来自汉族的习俗和语言也很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早在甲骨文资料中，就出现了各民族交往的记录；其后数千年的历史文献，有关民族关系的记载从未间断，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融合。很难说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是民族融合最盛的时期，但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多把注意力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和清代。南北朝时期，虽然北方和南方都有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但南北政权对峙，北朝称南为“岛夷”，南朝称北为“索虏”，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宋辽金时期也是如此。元朝实现了全国（包括西北、西南边陲地区）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代。
对元朝的历史文化，国内外学者和民众都有一些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看法。以往曾有把元朝看成中国被外族侵占的亡国时期之说，现在持此说者虽已不多，但仍有影响，某些人看元朝总有中国史上“异类”的感觉，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沁园春》词把成吉思汗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是错误，这就把元朝的创建者成吉思汗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了。事实上成吉思汗原为金朝属部蒙古部的首领，因出兵帮助金朝平定叛部有功，被封为“属部统领”（Ja’ ut-quri），十年后统一蒙古高原，称帝（当时汉人称他“成吉思皇帝”）建国（1206年），但仍向金朝进贡。不久，他看到金朝已经腐败不堪，就以金朝杀害其先祖为由，告天复仇，举兵反金，1215年就占领了金朝的都城中都（燕京），黄河以北大片地区不久也被占领，金朝皇帝被迫南迁汴京（开封）。到他去世的1227年，西北地区的畏兀儿、哈剌鲁和西辽、西夏先后归附或被灭亡。他儿子窝阔台在位时灭金朝（1234年），孙子贵由、蒙哥在位时先后收服吐蕃和大理（云南），孙子忽必烈在位时灭南宋，于是中国（按近代意义）境内各个政权尽被统一。成吉思汗建国后称“大蒙古国”（Yeke Mong olU lus），当时汉文文献里称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在位时又建“大元”国号，这是按中原传统取的“美名”（“元”的意思是“最大”），于是在汉文文书里只称“大元”，蒙古文书里则合称“大元大蒙古国”。所以说元朝就是大蒙古国（“大朝”）的延续，是同一个朝代。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代中华文明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中断，历史倒退。我想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没有以多民族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其次，对元代历史文化缺乏确切了解。明、清有些文人学者在批判元朝蒙古统治者政治弊端的同时，对他们加上一些以偏概全的不实描述，例如说“北人（蒙古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长官，要题判署事，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就是明显的例子。此语出元末明初的叶子奇笔下（见其所著《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影响很大。赵翼是清代著名学者，但他说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1]，就是缺乏充分论证的片面观点（仅举元朝皇帝命人将重要汉文典籍翻译为蒙古文以便阅览为例证）。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和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先后就元朝皇帝的汉文化修养作了研究；萧启庆的专题论文《元代蒙古人的汉学》[2](95～216)，详细考述了在儒学、诗文、美术等方面有成就的蒙古人117人（不包括帝王和皇室），还有若干遗漏或缺乏记载者（如蒙古进士的资料就不全）。这些研究都能证明元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及其太子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皇室以外的其他蒙古人，特别是两三代寓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人，学习汉文化并且达到相当高水平者更多。
我这样评论，决不是掩饰蒙元统治者进行的灭金、灭宋战争（1211～1234年，1235～1279年）对数百万人民的杀戮和对中原经济文化的严重破坏。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往往都经历导致大量人民死亡、经济文化破坏的残酷战争。北族皇朝，尤其是蒙元朝“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战争灾难和民族压迫更为严重，这是事实。但历朝统治者“取天下”后，都要实行“安民”以维持其长久统治，这里就包含着文化的重建，元朝也不例外。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元代文化的全景日益清晰，除了中原传统文化的恢复，还突出显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交融。可以说，元代不仅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我们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熠熠流烂的时期。
二、江南经历与蒙古色目人文化习俗的变化
宋朝是我国古代文化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天水一朝”对士人的宽厚待遇及其经济、文化的繁荣进步，常受到学者的赞誉。尽管高度集权导致政治上因循疲沓之风盛行，军事上始终不甚振作，始蹙于辽，继蹙于金，僻处西北的夏国也不时前来侵掠，最后连东南半壁江山也没有保住，但两宋文化，尤其是退居江南的南宋时期，却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较之辽、金、西夏统治下的北方和西北地区要高出许多。
1234年，南宋出兵、助粮协助蒙古灭亡了金朝，以为可以乘机收复河南地，遂贸然仓促进军汴、洛，结果这个如意算盘很快就被打破，同年的“端平入洛”之师在蒙古军进攻下狼狈撤还，次年，蒙古就开始正面攻打南宋。不过南宋毕竟人口众多，财力兵力雄厚，能支持长久抗战，素来所向披靡的蒙古也无法在短期内征服，南宋与蒙元的战争持续了四十五年，其间多数年代处在边境地带拉锯战（部分地区被占领）的南北对峙状态。1273年元军经过六年围城终于攻破南宋边境重镇襄阳，次年，元朝宣布大举“征南”，一路势如破竹，1276年初就兵临杭州，宋太皇太后与少帝献国投降，1279年灭南宋最后一支抗战力量，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六年。元朝之所以能征服偌大的江南富庶之地，主要是因为南宋朝廷腐朽不堪①，而忽必烈的怀柔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如下令戒滥杀，归降者可保留财产、官职，保护先贤遗迹和招聘人才等。元军对南宋抗战者的杀戮和对人民的掳掠也是很残暴的，如湖南长沙、广西静江（桂林）、浙西常州等处都遭屠城。但与蒙金战争对中原的破坏相比较而言，程度要轻得多。江南地区② 入元后，经济、文化较快就得到恢复，并延续了南宋时期的发展趋势，成为蒙古、色目③ 及北方汉人乐于前来任职、驻守、游学、寓居的地方。元代色目诗人萨都剌有诗云：“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雁门集》卷五《芒鞋》），嗜利的“北人”（蒙古、色目及北方汉人）大小官员，乘机到南方狠捞一把，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江南的秀丽景色、肥沃土地和繁华市镇，吸引了大量北人南迁定居；江南的文化对北方各族士大夫和读书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④。
宋室南迁后，理学在江南继续发展，朱熹集其大成，是为“程朱理学”。而北方的金朝虽然也以儒学为治国之道，但学者对宋理学采取批评态度，文化上更重词赋，科举取消经义，只考词赋、法律，南北学术遂歧。1235年蒙古攻打德安（湖北安陆），儒士赵复被俘并带到燕京，设学院让他讲学和著述，北方儒者由此对程朱之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大为折服。经姚枢、许衡等人研习宣扬，理学渐成中原儒学主流，进而被蒙古统治者接受，成为国子学和州县（包括漠北各千户）官学教育的主流，影响扩展到蒙古、色目人中，皆知江南学术之精良。元朝统有江南，忽必烈多次派人到江南“求贤”，“尤重进士”⑤；任职于江南的北方士人多喜与南儒结交，切磋请益。学子来南求师者亦甚众。抚州吴澄受业于朱熹三传弟子，入元后是最负盛名的南儒。在南昌做官的大名文士元明善素来以学问自负，与吴澄论经，质疑问难，吴澄随问随答，元明善大为佩服，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身。至大二年（1309年）吴澄被召入大都，授国子监丞，不久升司业，主持教务；四年辞职南还，学子从之南来就学者数十人（《吴文正文集》附录揭徯斯撰《吴澄神道碑》，虞集撰《吴澄行状》）。金华朱学传人许谦在家乡讲学，与北方许衡齐名，时称南北二许，幽、冀、齐、鲁学子远来就学者甚多。朱熹家乡婺源人胡炳文亦传朱学，尤精于易，任家乡明经书院山长，门人中就有从泰山、济南等地来者。元仁宗实行科举，各族人考试经义都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更使北人学习江南儒学蔚为风气。元廷尊崇朱学，对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任职、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热心习儒者为数相当多。南儒张须（居台州）是朱子四传弟子，入元后应荐教授孔、颜、孟三氏子孙，后南还，被寓居仪真的蒙古人拔不忽（曾任淮东按察使、江东宣慰使）留为家庭教师八年，直到去世，“始终敬爱不渝”，并为他出版文集（吴澄《张达善文集序》，《张须墓碣铭》，均见《吴文正文集》）。汪古人马祖常也特地到仪真从张须受业。拔不忽还将从大都南还途经扬州的吴澄留住，“身率子弟诸生受业”，其子孙后多成文臣（姚燧撰《江东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铭》，《江苏金石志》卷十九）。许衡门徒蒙古化康里人不忽木是元世祖亲信大臣，其子回回则师事吴澄，好读易经。蒙古人护都达儿游学湖湘间，从名师学习经史，为文论理深刻，侪辈钦服，延祐五年科举中右榜（蒙古、色目榜）状元。元世祖朝大臣畏兀儿人廉希宪⑥ 习儒甚笃，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其子廉惇任江西行省参政时，恭拜前宋名儒熊朋来（江西丰城人）为师，终身称门人。廉希宪家族在江南读书、做官并留居江南者为数不少。畏兀儿人薛超吾（汉名昂夫）曾拜在前宋名儒刘辰翁（江西吉安人）的门下为弟子。畏兀儿人偰文质在江西做官，并定居南昌，诸子皆习儒，五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先后中进士，时称“一门六桂”。其长子偰玉立、三子偰哲笃定居溧阳。元代著名畏兀儿族文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号酸斋）本袭父职任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今湖南零陵），但让官于弟，与江南文士交游，又北上拜姚燧为师；仁宗初授翰林学士，不久辞职，喜江浙人文繁庶，遂隐居杭州十年多直到去世（1324年），晚年许多优秀作品尤其是散曲都出于此。蒙古族文人泰不华自幼居台州（父为台州路录事司判官），家贫，由当地士人周仁荣教养长大，又从名儒李孝光（温州人）学，登至治元年（1321年）科右榜状元，儒学和文学艺术兼长，声名甚著。镇戍于明（宁波）越（绍兴）三十多年的蒙古军官脱帖穆耳，常与当地学者交游，挂弓习文，延请名师教子，第三子月鲁不花受业于绍兴名儒韩性，后中进士；第四子笃列图亦中进士。唐兀人余阙定居庐州（今合肥），就学于吴澄的弟子张恒，后中进士，为元后期著名文臣。唐兀人昂吉出身世家，寓居吴中，擅诗文，中至正八年进士，杨维桢赠诗云：“西凉家世东瓯学，公子才名久擅场”。此类事例甚多。著名儒学教育家程端礼（浙东鄞县人）以朱熹读书六法为基础，兼采诸儒理论，编为《读书分年日程》，被国子监定为官学教材。他担任江东书院山长时，受到谪居建康的宗王图帖睦尔（后登帝位，是为元文宗）的器重，命近侍子弟来学。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习儒者有许多人达到相当高水平，以至能出任江南地方官学教授和书院山长。元代考中进士的蒙古、色目人见于记载者，约有一半以上都在江南居住、学习过。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辑168人，约四分之三有在江南任职、寓居、游学经历；萧启庆教授《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列的117人中，有居江南经历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中的杰出者如蒙古人张彦辅（画）、泰不华（儒学及诗书画兼长）、阿鲁威（词曲）、杨景贤（杂剧）等，色目人瞻思（经史兼长的大学者）、高克恭（画）、贯云石、萨都剌（诗）、巙巙（书画）等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丝毫不逊于汉族优秀文人的地位，他们在江南地区都有长期居住游学和工作经历。元朝官制，各级政府长官一般要由蒙古人担任，色目人、汉人居次。初期，因言语不通，需设通事（翻译）一职。后来，蒙古、色目官员能说汉语的渐渐多了，元英宗时监察御史许有壬就提出建议：在监察部门任职的蒙古、色目官员“大率多通汉人语言”，其不通者仅“屈指可数”，因此可以取消通事以节省行政费用⑦。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的成效于此可见。
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不少变化。元代前期，就有蒙古、色目人改用汉人姓氏或依汉俗取名立字（如廉希宪，阔阔子清，不忽木时用［字用臣］等），中后期此风更盛，读书人多半都取汉名、立字，做官的即使汉文化水平很低或不习汉文，往往也要给自己立个字以示风雅。有人说，因为明朝排压蒙古、色目人，使得定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被迫改名换姓。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元代已经有很多蒙古、色目人使用汉姓汉名了。元中后期，吟诗作赋，唱和酬答，在蒙古、色目官员和士人中已成风气。福州乌石山道山亭有一处石刻，是至正九年（1349年）福建道廉访司官员游览时的联句：“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郡青（签事申屠駉字子迪，汉人）。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廉访使僧家奴字元卿，蒙古）。波摇海月添诗兴，坐引天风吹酒醒（签事赫德尔字本初，色目）。久立危栏凭北望，天边秋色杳冥冥（奥鲁赤字文卿，蒙古）。”其后有廉访司经历赵谭的跋：“暇日燕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佳会……”（见《福建金石志》卷十三）。元代各族士大夫雅集吟唱的作品还有不少，举此一例即可见蒙古、色目人汉文化浸润之深。
很多蒙古、色目人还在礼俗方面改从汉制，例如元代制度规定，汉人、南人做官者必须按汉制丁忧，蒙古、色目人则各从本俗，不必丁忧，但还是有不少人自愿为父母丁忧，退官守庐墓，服斩衰，如廉希宪，蒙古人达理雅饬（字子通），回回人丁鹤年等。吴澄《沙的［建康路同知，回回人］行之字说》称：“建康贰侯沙的公，西北贵族，于今日为能吏，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从中夏之俗。夫所贵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所置之礼法可慕也”[3]。之所以从汉俗，是因为与汉人长期朝夕相处，在文化上、生活上产生深刻交融的自然趋向。有个担任江西吉安达鲁花赤的西域人，立“义冢”收葬亡故于当地的许多同乡骸骨，当地文人王礼为作《义冢记》说：“我元创业朔漠，……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家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邱之义乎。呜呼，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4]。可见大一统带来了东西南北各地区交通方便，人员往来频繁，移民众多的局面。这段话很可以解释元代北方、西北各民族接受汉文化的原因。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用这家留仕元朝第三代回回人荀凯霖（祖母是荀姓汉人，遂用为姓）自己的话，说明他们接受汉人文化风俗的理由和原则：“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唯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5]就是说，他们接受的是汉文化中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对本俗中不好的东西则予以摈弃。
三、蒙古、色目人学习经史与白话绘图本书籍的流行
以口语为基础写成的文章就是所谓白话文。文学史著作一般认为这种文体肇始于唐代的“变文”，宋代至元代的“话本”是其长足发展时期。如果从更宽的文化史角度看，还应该对元代白话文体绘图本（全相本）的经、史和俗文学著作的盛行给予高度重视。元代的白话文有个特点，就是夹杂着表示蒙古语语法形态的字样，还有个别照搬蒙古语语序的直译。这和当时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有很大关系，是元代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突出体现，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
元太祖成吉思汗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天骄”（此为汉代匈奴人自称），他很早就注意收罗中原汉地人才为己用，特意命令镇守燕京的长官征召耶律楚材到汗廷为侍从，就是显例。他置楚材于左右“以备咨询”，主要任务是观天象、卜吉凶事，但也听取其他方面的意见，如楚材所说“治天下需用治天下匠”就受到他的赞扬。太宗窝阔台在位的第五年（1233年），就在燕京设立“四教读”（国子学），选派担任汗廷秘书的蒙古子弟十八人来学汉人言语文字以及必要的“公事”知识，称这是“一件立身大公事”；规定上课时必须讲汉语，不准讲蒙古语，每讲一次就打一板子。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就常命文学侍从讲解经史，其子真金则从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即位后逐步确立了“遵用汉法”（中原汉地传统制度）的国策，立真金为太子，命他从文臣王恂学，并且正式建立了国子学，任命著名的北方大儒许衡为国子祭酒（最高学府长官），儒学和儒术成为蒙—元统治者必须学习的基本课程。许衡学生不忽木（康里人）是忽必烈亲信家臣之子，成绩优秀，十六岁就能书写《贞观政要》数十条上呈忽必烈。他还带领一帮同窗上书，陈述加强学校教育的重要：“臣等闻之《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臣等向被圣恩，俾习儒学，岂不以诸色人仕宦着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晓识世务，以任陛下之使令乎？……为今之计，如欲人才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这道奏章充分说明了蒙—元统治者大力兴办学校的目的。
国子学老师们为了教授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经史著作，不仅上课时要用最通俗易懂的口语讲解，还要编成口语体的讲义，现存许衡的《大学要略［直说］》便是其中的一部。现举其中一段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讲义。
……便如孔子道：汤王去沐浴盆上写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尘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干净。若一日不洗，便尘垢生出来。恰似人心里常常的思量，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错了。若一日不思量，恐怕就行得错了。这的是那“明明德”。说那“在新民”，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道（导），多是合仁处不仁，合义处不义，合礼处不礼，合智处不智，合信处不信。眼中只要见好颜色，耳中只要听好音乐，口中只要吃好茶饭，鼻中只要闻好香气，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这上头去了，不问道理合与不合，只拣他爱的便做。此等人虽有人形，便与禽兽一般了。圣人……教与［这般人］那天与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将在前错行了的改过自新，这的便是新民。“在止于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处。且说朝廷跟前行，把心敬谨，便是为官的道理最上等好处；爷娘跟前孝顺，便是为子的道理做上等好处；以至孩儿跟前慈爱，便是爷娘的道理最上等好处；与人做伴当，信实不说谎，便是伴当其间的道理最上等好处。这几件都依着行，便是“止于至善”。
这段讲义里的“呵”、“有”分别表现蒙古语的条件式和经常时式语气。许衡还著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唐太宗贞观政要直说》等。此类用白话体裁写成的教科书在元代相当流行。作为从童蒙教学起步使用的教科书，为增加学习者的理解和学习兴趣，还加上插图，上图下文相互对照。唐代我国就有绘图雕版印刷品，现在存世的唐代绘有佛说法图的《金刚经》和绘有众多佛像的《陀罗尼经咒》，图、文的刻工都很精美。最初的插图印刷品大概主要表现宗教内容，后来渐扩展到各类读物如历书、医书、诗文、字书等，尤其是通俗的讲经说史书籍（称为“全相本”）。江南许多路、府从唐代起一直是印刷业发达的地区，元代不仅延续了南宋印刷业发展趋势，而且有很大的推进。这是因为元代各类、各级学校的数量大增：按制度，路、府、州、县都要设立庙学（儒学）；乡村每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要设立学校一所，农闲时令子弟入学；元朝廷还允许并且鼓励私人创办书院，书院“山长”由官府任命，纳入学官系统（据粗略统计，元代全国书院在四百所以上，70％多分布在江南三省[6]）；各路（后扩至上中州）、蒙古诸王封地以及各千户所都要设立蒙古字学。从中央的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到地方上的庙学、社学、书院、蒙古字学都要学习经史，可见教科书的需求量很大，这是印刷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此外，元代戏曲、说唱等俗文学的发展和民间文艺活动的活跃，也促进了此类出版物的繁荣。当时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北有大都、平阳，南有杭州和福建的建安、建阳，由朝廷（设有兴文署及艺文监广成局掌管刻书）或地方官府、书院出资刻印的，以及私人出书，多数都是在南方（尤其是建安和杭州）刊刻的。
据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所辑目录（尚不完备），经史类中有相当多“直解”和“图说”之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都分别有图说本，还有《四书章图》（程复心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图》（林起宗著）等。《孝经》尤其受蒙古人重视，上文讲到忽必烈曾命太子真金从儒臣窦默学习此书，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即位后，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将《孝经》译为“国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奉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现存还有畏兀儿字蒙古文和汉文对照的《孝经》译本（见1983年出版的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页80～116影印件）。著名畏兀儿文学家贯云石（小云石海涯）著有《孝经直解》，1933年日本名古屋发现此书的元刊本，其卷首题名《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据贯云石自序开头所书年月日“至大改元孟春既望（正月十六）”，此书应该就是《元史·仁宗本纪》大德十一年六月癸巳条所记的《图象孝经》。此日新即位的武宗“诏立帝（武宗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太子，受金宝。……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⑧ 并刊行，赐臣下。”该书全册页面，上为图（三分之一），下为正文夹注白话译文（三分之二），图、文刻工都十分精致，可视为元代绘图（全相本）书籍的范本。见于记载的还有林起宗的《孝经图说》（一作《孝经图解》）和李孝光的《画孝经图》。
元朝蒙古统治者对中原历史知识也非常重视。忽必烈即位前就喜听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太宗）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乃派遣侍臣到中原招聘名士“访问治道”，并把他们留在藩府“以备顾问”。即位后设立国子学教育蒙古子弟，前朝历史也是学习的主要课程。许衡为了便于学生记住历朝帝王事迹和年代，特编了一部《编年歌括》，从尧舜到金亡三千五百六十六年，仅约一千字。忽必烈的汉人臣僚常给他讲述《资治通鉴》故事，甚至在他出征途中也开讲，忽必烈下令由朝廷兴文署用官费出版这部巨著。但更符合教学实用的是《编年歌括》之类大纲式或概要式的历史教科书。元代此类历史概略书以及历史题材的说唱本子“平话”书，比南宋时更繁盛。其中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白话体即所谓“直说”，二是有插图的所谓“全相本”。前者可以丽水人郑镇孙所著《直说通略》为代表，从作者自序中可知他受许衡《大学直说》《贞观政要直说》启发，以用口语文字解释可便习者明白易懂，并因史书汗牛充栋不易通读，故择要节略而成此书。其内容主要取材于《资治通鉴》及《通鉴节要》，并利用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平话》作生动的描述。张元济称此书是近世白话文的先导，胡适也对这种白话体史书倍加赞赏。现存元刊历史题材“全相本”图书有《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三国志》（《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此外，日本毛利家藏《吴越春秋连像评话》当亦为传到日本的元刊本。
日本学者宫纪子近十来年就元代出版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广泛搜集现存元刊本，包括传入日本、高丽/朝鲜后翻刻的本子，理清源流，结合对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索，进而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作出评价。其相关论文汇集为《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一书⑨。上述贯云石的全相本《孝经直解》和郑镇孙的《直说通略》，她都作了详尽考述。书中讲到的元刊绘图（全相）本书，除上述各种外尚有《分类合壁图象句解君臣故事》（日本五山版翻刻元刊本），《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有可能是明翻刻本），《长春大宗师玄风庆会图说文》（日本天理大学藏大德九年重刻本）、《元贞新刊论语纂图》（名古屋蓬左文库藏），附有一卷图象的《诸儒标题注疏小学集成》（日本前田尊经阁藏），以及明代和日本、朝鲜翻刻的元刊有插图的《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等。这些全相本书籍大多是在福建建安刊刻的。宫纪子通过广泛搜集和缜密研究，以充分证据纠正前人对蒙元朝文化政策的负面评价和对元代文化（特别是图书出版方面）成就的低估，说明元代的中国文化并非遭到重创和倒退，事实上是在南宋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发展。
四、元代汉、南人对蒙古文化的吸收
在元代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中，汉族的文化和习俗在若干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语言文字。上述白话文体著作虽然基本上用的是当时汉族地区的口语（有一些是俚俗语），但明显受到蒙古文直译文体的影响。蒙古文直译（或称“硬译”）体文字的特点主要是照搬蒙古文词序，动词与宾语倒置，并使用表示时态的文字，使用表示粘着于名词的格助词（介词）字样和词序，使用特定的蒙古词汇译语字等。这里举几个例子。
1.许衡《直说大学要略》：“恰似人心里常常的思量不教错了。……这的是那‘明明德’。”
2.贯云石《孝经直解》：“夫孝，德之本也［孝道的，是德行的根本］”；“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之内人最贵］。”“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那周公是周武王的宰相，拜郊的时，将他周家的祖与天一处祭呵，天下诸侯都来添气力祭奠］”
3.郑镇孙《直说通略》：“帝（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会百官筵席，对众说：‘萧何、张子房、韩信三人皆是豪杰，我皆不如他，为我能任用他的，所以得了天下。……众功臣皆说：‘我每披着衣甲，拿着器械，多的百余战，少的数十合。萧何不曾有汗马之劳，只将些文墨议论，为甚么在俺众人上头？’帝曰：‘恁众人不理会得围猎？「赶逐走兽的是狗子有，发纵指视的是人」。恁众人的功劳狗子，至如萧何才是功臣。’”
4.杂剧《争报恩》：“我这里急慌忙那身起，大走到。”王实甫《西厢记》：“他别样的亲，俺跟前取次看。”孟汉卿《魔合罗》：“兀那妇人，我替你说去。”
以上所举元代白话文里的“呵”，对应译写蒙古语的动词条件式，相当汉语的“如果……”，“当……时”；“有”表示蒙古语动词/助动词的现在时/经常时态，“有来”表示蒙古语动词/助动词的过去时态，用于句子的终结；“行”、“根底”表示蒙古语名词的与格、位置格、宾格，相当汉语的“向”、“对”、“在”、“把”等意义；“上头”表示原因（因为，由于）；“勾当”用于指“事情”、“职务”等义；“一般”就是“像……一样”的意思；“那甚么”表示疑问口气的训责，意为“岂不”（倒置于句末）。这种文章风格既使用当时的民间口语，又尽可能结合蒙古语表现方式，便于蒙古人理解。
从蒙古势力进入中原以来，有许多汉人“投拜”（归降）后在蒙古政权或军队中服务，或因被俘成为蒙古人的奴仆，他们中不少人学会了蒙古语。成吉思汗时，借用畏兀儿字母来写蒙古语，创造了畏兀儿字体蒙古文，现在我国的蒙古文就是从这种文字发展来的。忽必烈在位之初，又命吐蕃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造了一套新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及其他语言，称为“国字”，下诏颁行，并设立蒙古字学，令百官子弟入学，各族人等愿意学习者都允许，而且有优惠待遇。因为学会蒙古“国字”可以做通事（口译）、译史（笔译）或蒙古字教师，由此进身是一条做官捷径，所以汉人—南人学习者很多。元代汉文文献中有大量蒙古语名物制度词汇的音译，为了让更多汉人了解这些词汇的意义，时人编辑有汉—蒙语对照词典，元刊《事林广记》（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复刻以元泰定二年［1325年］刊本为底本的日本贞亨元年［1684年］刊本）所收《至元译语》就是现存的一种，收录词语547个。还编有八思巴蒙古字《百家姓》（也收录《事林广记》中）和《蒙古字韵》（按汉语音韵排列，每个八思巴字字头下列着若干其所拼写的汉字），以适应用八思巴字母拼写汉语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语文书或碑刻，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元朝皇帝颁布的有些汉文圣旨，除用汉字书写外，还用八思巴字母拼写，一并刻在碑上。如元世祖授予重阳万寿宫、龙门神禹庙和加封北岳诸圣旨碑，元成宗护持孔子庙学的圣旨，元武宗的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制，元仁宗的加封孟子父母制，元文宗的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制等⑩。元时许多学者利用这种拼音字母来研究汉语音韵，获得可喜成绩，推动了音韵学的进步，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蒙古字韵》的校订、出版者朱宗文是信安即浙江衢州人。同时还有一位杭州人鲍完泽，著有好几部蒙古语言学的书，被称誉为“南北人学蒙古学未有出其右者”。婺州（今浙江金华）人王伯达也是蒙古语学者，著有《皇朝字语观澜纲目》，赵孟頫称赞他“深解其（蒙古译语）义，编集是书，曲尽微妙”。
校订《蒙古字韵》的朱宗文的蒙古名“伯颜”即蒙古语Bayan，意为“富者”。鲍完泽之名“完泽”即蒙古语Olje，i意为“吉庆”、“福”。元代有很多汉、南人取了蒙古名字，除了很早就服务于蒙古贵族并且世代相承、获得高官要职的家族常用蒙古名之外，取蒙古名的风气在学习蒙古文字者和层次不怎么高而希图借此升官的人群中也十分流行。江南人士在元代做官的机会比较少，于是不少人就走这条捷径。所以阅读元代文献，不能见到蒙古名就以为是蒙古人。
元代有不少蒙古语和西域语言的音译词被吸收到汉语汉文中。如车站的“站”就是蒙古语jam（驿传）的译音，“站”字汉语本义是“立着”、“停下”，而元代汉蒙语并用合成“驿站”一词，遂发展为如今车站的“站”义。有学者认为北京的“胡同”也是来自蒙古语，可能是“井”的蒙古语qudugh的音译。戏曲语言最能反映百姓的语言习惯，元代词曲中就夹杂着不少蒙古语词汇，杂剧里，特别是道白中常见用蒙古语插科打诨者。如《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小衙内对责备他的张撇古说：“你这个虎刺孩作死也，你的银子又少，怎敢骂我！”“虎刺孩”是蒙古语qulaghai的音译，意为“贼盗”，这里是权贵子弟欺辱老百姓的骂人话。《随何赚风魔蒯通杂剧》演萧何惧韩信军权太重，恐日后造反，找张良、樊哙来商议，樊哙这个大老粗说：“只消差人赚（骗）将韩信到来，哈喇了就是，打什么不紧！”“哈喇”就是蒙古语ala-（意为“杀”）的音讹。诸如此类习用蒙古语在汉、南人中很流行。上述《事林广记·至元译语》（庚集卷十）序言说：“至元译语，犹江南事物‘绮谈’也，当今所尚莫贵于此。分门析类，附于《绮谈》之后，以助时语焉。”据此知其所收五百多词中，有不少在当时已经成为“时语”。方龄贵先生著有《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收集的蒙古词语，还有许多未见于《至元译语》收录，可见当时汉、南人中流行着许多蒙古语的日常用语。
久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习俗、饮食、服饰等方面也对当地人有一定影响。周密《癸辛杂识》记载说，南宋严州（今浙江建德）守臣方回曾声称誓死守土，但元军兵逼严州时却“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这可能是周密愤恨方回而加以夸张的指责，但所谓“鞑帽毡裘”的蒙古服饰后来逐渐被南人仿效，成为时尚。宋濂所撰《北麓处士李府君墓碣》（《宋学士文集》卷五十）记载一位出生于南宋末的抚州崇仁人李士华，“会宋亡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处士犹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竞以为迂，处士笑曰：‘我故国之人也，义当然耳’。”可见南宋被元朝灭亡后，南人的服饰逐渐发生变化，时尚穿着北式的方笠窄袖衫，而“深衣幅巾”（南士服饰）则被讥笑为“迂”。明初方孝孺著文论《正俗》说：“宋亡，元主中国八十余年，中国之民言语、服食、器用、礼服不化为夷者鲜矣”[7]，因此建议朱元璋加以禁止。说明元代江南地区受北方民族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异。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吸收是常事，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服食之类一旦被吸收成为习俗喜好，就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改变的了。其实，这种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是多样性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好现象。
注释：
① 宋元战争前中期，南宋各地守军大多进行了英勇战斗，抵挡住蒙元军的进攻。但朝廷腐败，内部倾轧，对抗战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笔者二十多年前曾参观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抗蒙所建云顶山石城，有感于此，赋诗一首：“探古登云顶，寻踪绕石城。残堞悲战况，断刻识英名。疆场勇将士，行在昏君臣。何须论兴废，回步入禅林”（云顶山石城旁有古寺，南宋时曾被作为守军统将的临时指挥所）。
② 本文所论元江南地区，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
③ 元代“色目”指蒙古、汉人（北方汉族及契丹、女真、高丽）、南人（南方汉族及其他民族）之外的各族，包括西夏、畏兀儿、吐蕃、哈剌鲁、回回及其他西域人。
④ 关于元代侨寓江南的蒙古、色目人详细状况，可参看江苏社会科学院潘清研究员所著《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凤凰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⑤ 参见拙作《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 廉希宪之父布鲁海牙于1231年被任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当时蒙古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中原官制，大多借用汉地原有的官号），于是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廉”为姓，汉名“希宪”，其本名为“忻都”。
⑦ 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十四《公移·冗食妨政》。
⑧ 本纪此处所载《列女传》应该就是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著录的《列女传图象》，清末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三十七谓“《列女传图》，有大德十一年刊行本”，故不能排除钱氏有见到此图象本的可能性。见宫纪子《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页35，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⑨ 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1月出版。
⑩ 参见罗常培、蔡美彪编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原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银川）2010年5期，转自史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