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上）
一、概说
（1）宋以前广州贸易的发展
中国历代的政治都市，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地点往往变迁。在古代，商业都市差不多全在内地，如长安（长安所以成为都市，当然以政治的意义为重，但靠政治吃饭的人多半有钱，而秦、汉政策又常徙天下富豪于长安，故为满足这些购买力的大消费者而发展的商业也很有可观。《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记有“长安富贾”，可以为证。所以长安同时也可说是商业都市）、洛阳、邯郸、阳翟、定陶、临淄、寿春、合肥、成都、郢等（见《史记·货殖列传》）都是。因为这时贸易的路线以河流为主（自然，货物也有陆运的，但陆路运费贵，体积大而价值小的货物往往因负担不起高昂的运费而不能贩往其他地方），所以上述的都市多沿着内地的河流旁边而发展，而所经营的多半为国内贸易。及中古时代，中国海运渐渐发达，沿海遂勃兴了好些都市，这尤以唐、宋时代为甚。如广州、泉州、福州、温州、明州、杭州、澉浦、华亭、江阴军、扬州、楚州、密州、登州及莱州等，都是在海边发展出来的都市，而且大部分又是在中古，尤以唐、宋时代，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沿海的商业都市中，发展最早，资格最老的，要算广州。所以在研究宋代广州的贸易以前，我们要把宋以前广州商业的发展情形考察一下。
广州贸易的起源甚早。据日人藤田丰八的意见，广州在秦代已经是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集散市场。他所著的《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第一章云：
中国之海上贸易，单就记录上观察，则可远溯至古代。如《淮南子·人间训篇》所云，秦始皇之所以有南越之经略，是为得“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之利，故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以一军驻“番禺之都”。秦始皇之经略南越，其目的固然不像《淮南子》所说的那样细小，然南越之都会番禺，即广州，当时已为犀角、象齿、翡翠、珠玑集散之中心市场．似无疑义。（据商务出版之魏重庆译本）
到了汉代，广州也是珠玑、犀、瑇瑁等商品的集散地。《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
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又《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云：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除了上述各种商品以外，四川的枸酱也经由夜郎贩人广州。《汉书》卷六五《西南夷列传》云：
南粤食（唐）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胖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又当时中原的铁器也贩往南越（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传》及《前汉书》卷九五《南粤王赵佗传》），而广州那时又是南越最主要的都市，这些铁器当然以输入广州为多。
据夏德（Hirth）等的研究，在3世纪的时候，从事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已经在广州设有居留地：
在上古和中世纪的时候，一方面在埃及和波斯间，他方面在印度和辽东间的海洋贸易，似乎显然地握在南阿拉伯沿岸的阿拉伯人手里，在此时，他们沿着印度河口以南的海岸的重要港口，都设立堆栈，而以3世纪时在广州所开辟的居留地为其极点。（Hirth and Rockhill，Chau JuKua，序文）
按公元3世纪约略相当于魏、晋时代。在这时，据《晋书》的记载，有好些珍异的奢侈品由海外输入：
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卷九○《吴隐之传》）
到了南朝，广州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南史》卷五一《萧励传》云：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励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
又《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云：
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
这时与广州通商的国家之见于记载者，有诃罗陁国：
西南夷诃罗陁国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愿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反，不为禁闭。……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
及扶南国：
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
永明二年，阇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称扶南国王臣侨陈如阖耶跋摩叩头启曰，……又曰，“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贸易……”。（均见《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
由于广州官吏的富有，我们可推知当时广州因经营海外贸易而得的财富之巨大。《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云：
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
及隋、唐时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广州的贸易更有进一步的发展。《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云：
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这是隋代的情形。又《旧唐书》云：
南海郡利兼水陆，瓖宝山积。（卷九八《卢怀慎传》）
广州有海之利，货贝狎至。（卷一六三《胡证传》）
又《新唐书》卷一二六《卢奂传》云：
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瓌怪。
这是唐代的情形。这时外国船舶及商人多往广州贸易。其热闹情形，据《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载，有如下述：
（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其中尤以师子国的商船为最大。唐李肇《国史补》卷下云：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
至于在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数量也非常之大。黄巢作乱，曾在广州杀害外国商人及回教徒十二万至二十万之多。（见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第一三○页引Abu Zaid Hassan之纪录）
由上所述，可知广州在国内外贸易（尤其是国外贸易）上发展之早，历史之长。广州在中国历代对外（尤其对南洋各国）贸易上所以都占重要地位，据作者的意见，是由于它与腹地（Hinterland。一方面消费由海港输入的外国商品；他方面生产由海港输往外国的商品）的连络比较密切、便利的原故。在沿海各港中，广州与腹地（尤其当时政治中心）的连络，大半有便利的河流可供运输（以前运输以河流为主，因运输费贱而安全。至于海运，则尚未发达；陆路则难运，而运费又贵）。在广东方面，有北江可一直由广州至北境。其中走陆路的只是大庾岭一段。过岭后，江西又有水道人长江、运河，以至各生产地及消费地。所以由于唐代起对于大庾岭道的开凿[1]，我们可得知当时广州与腹地关系密切的消息。反观其他海港，便没有这种与腹地连络的便利交通线。例如福建的泉州、福州，它们不特没有可航的河流与腹地（各省的生产地及消费地）连络，就是与本省内地的交通，也因河流（如闽江）之湍急，以及斜度太大，而感不便。故南宋以前，福泉等州在海外贸易上的地位，不如广州样重要。至于自南宋起，泉州所以日形重要，是因为当时政治中心南移杭州，与之较为接近，而当时除河流外，沿海岸线的运输也较前发达的原故。
（2）宋代广州在对外贸易上的地位与广州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奖励
以上是宋以前广州贸易发展的情况。到了宋代，由于上述的理由（有便利的交通线，以与腹地连络），广州在对外贸易上的地位尤为重要。在沿海各港中，以广州的对外贸易为最发达，大有压倒其他一切海港的趋势。这由于广州因海外贸易而得的税收，大于他港，可以推知。《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绍兴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言，“广南路提举市舶司言：检准敕节文，广南市舶司状：广州司舶库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
又朱或《萍洲司谈》卷二云：
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
又清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三引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载神宗熙宁十年外国贸易的统计，而加以论断云：
谨按：《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
由此可知广州在宋代对外贸易上所处地位的重要。
广州既然是宋代最大的贸易港，所以它的繁荣完全建筑在海外贸易上。沈括《长兴集》卷二五《张中允墓志铭》云：
其后用师于夏州，天下搔于兵，复议益赋于五岭。君时为广州四会尉，谓使者曰，“交（广?）州地非能饶也。大商贾胡赖以富者，其根乃在异国。知将困之，彼则踔海而去，昼夜万里，广遂将不为州矣。与其无事而失广州，孰若捐尺寸之利，为百姓计多也”。使者然其言，为格其令。
因为广州的繁荣与海外贸易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广州政府对于海外贸易非常奖励。上述政府在对西夏用兵时，军费大增，也不加税于广州，是奖励的一种表示。复次，广州政府对于从事海外贸易船只也给予种种便利。例如因为蕃舶常苦飓风，广州政府便开凿内壕，以便它们避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载大中祥符七年七月
壬辰，广州言，“知州右太中大夫邵煜卒”。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煜凿内壕通舟，飓不能害。及被疾，吏民蕃贾集僧寺设会以祷之。其卒也，多陨泣者。（《宋史》卷四二六《邵晔传》有相同的记载，但“邵煜”作“邵晔”。）
再次，每年十月蕃舶归国的时候，广州政府照例设宴为之饯别，以示慰劳。这叫做“犒设”，也是奖励海外贸易的表示。其犒设的情况，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本）第二章已有叙述，故不再赘说。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广州官吏招待这些海外贸易商人的礼意，厚于其他海港。《宋会要·职官》四四载：
绍兴十四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踌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只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
关于广州官吏之犒设，我们更应注意的是：不单从事海外贸易的主要人物（纲首）被邀参加，其附属人物如作头、梢工（即水手）等也被邀赴宴，以示对于海外贸易的奖励。同书《职官》四四载绍兴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
（3）外商对于广州贸易的经营
宋代关于广州海外贸易的经营，以外国商人（尤其是大食，即阿拉伯商人）为重要主角。这由于下列一事，可以知道。《宋会要·职官》四四载绍兴七年
闰十月三日，上（宋高宗）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先是诏令知广州连南夫条具市舶之弊。南夫奏至，其一项，“市舶司全藉蕃商来往货易。而大商蒲里亚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里亚因留不归”。上今委南夫劝诱里亚归国，往来干运蕃货，故圣谕及之。
政府因海外贸易的发达而得的税收很大，而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主角是外商，所以政府要劝外商蒲里亚返国营运货物，不要因为舍不得离开他的中国太太而久留广州。而凡是姓蒲（Abou，Abu）的人，经桑原骘藏的考定，为阿拉伯人（见《蒲寿庚考》第三章）。由此可知，外商，尤其是阿拉伯商人，是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经营者。
关于宋代外商在广州的情形，如住居蕃坊（又名蕃巷），享有治外法权，信回教，不吃猪肉，其子弟人“番学”读书……等事，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第二章中已详为考证，兹不赘述。这里要提出来说的，是桑原所未注意到的三数点。当时在广州的外国商人，除如上边所说，娶中国女子为妻外，又有带同妻子来广州居住的。《宋会要·刑法》二二载景祐二年
十月九日，前广南东路转运使郑载言，“广州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
其次，在广州的外商，除有蕃坊（或蕃巷）居住外，又有“蕃市”，以便从事贸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载康定元年八月
己酉，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广州段少连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泾州。广州多蛮徭，杂四方游手，喜乘乱为寇。会上元然灯，有报蕃市火者。少连方燕客，……作乐如故。须臾火息，民不丧一簪。众服其持重。
复次，因宋代在广州的外商甚多，外国的风俗也传人广州来了。斗鸡便是其中的一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云：
芥肩金距之技，见于传而未之睹也。余还自广西，道番禺，乃得见之。番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鸡之产番禺者，特鸷劲善斗。其人饲养，亦甚有法。斗打之际，各有术数，注以黄金，观如堵墙也。……番人之斗鸡者，又乃甚焉。所谓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掺于鸡之肩腋。两鸡半斗而倦，盘旋伺便，互刺头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敌鸡之目，故用以取胜。其金距也，薄刃如爪，凿柄子鸡距。奋击之始，一挥距，或至断头。盖金距取胜于其始，芥肩取胜于其终。季孙于此，能无怒耶!
读了这段文字，使我们不自禁地联想到现今欧美人士把跑马的风俗传人我国沿海各都会。
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利润非常之大。外商经营的结果，获利甚多，所以都非常富有。如番商辛押陀罗，家财多至数百万缗。苏辙《龙川略志》卷五云：
番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
其中尤以姓蒲（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三章考定为阿拉伯人）的商人，更为富有。《东南纪闻》（撰人佚）卷三云：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贵人也。后留中国，以通来往之货。居城中，屋室侈靡，富盛甲一时。
又岳珂《桯史》卷一一云：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见其挥金如粪土，舆阜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
由于广州外商的有钱，我们固然可推知他们从事海外贸易的利润之大，同时又可推知：因为他们富有，资本多，其贸易的规模一定很大。
宋代的外国商人，除经营广州的海外贸易外，同时又经营广州与国内其他都市间的贸易。他们将由海外输入广州的货物转贩往当时大消费中心的汴梁（汴梁是当时大消费中心的理由，见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及其他地方出卖。《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崇宁
三年五月二十八，诏，“应蕃国及土生蕃客，愿往他州及东京贩易物货者，仰经提举市舶司陈状。本司勘验诣实，给与公凭，前路照会经过官司常切觉察，不得夹带禁物及奸细之人。其余应有关防约束事件，令本路市舶司相度，申尚书省”。先是，广南路提举市舶司言，“自来海外诸国蕃客，将宝货渡海赴广州市易务抽解，与民间交易，听其往还，许其居止。今来大食诸国蕃客，乞往诸州及东京买卖，未有条约”。故有是诏。
又《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亦载崇宁
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东（《会要》作‘东京’，‘京东’误；因为汴梁，即东京，是当时的大消费中心，在那里的购买者多而富有，故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多转贩到汴梁，以便取得善价）贩易”。故有是诏。
又《宋会要·蕃夷》七说在广州的外商冒充进贡使臣的随员，以便人汴贸易云：
（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七日，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赉持赴阙……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阖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泥、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易市杂物，则免税算。……”从之。
（4）华商对于广州贸易的经营
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如果全被外商包办，那就是被动的，不见得有利；如果他们不来经营，贸易便要衰落。可是事实上广州同时又有好些华商赴海外或内地贸易，因此广州的贸易是主动的，大部分利润仍在我国商人之手。
上引《宋会要·职官》四四说广州政府犒设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时，“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亦载天禧三年
九月乙卯，供备库使侍其旭言，“广州多蕃汉大商……”。
可知在宋代广州贸易的经营上，不单是外商，华商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在宋代，航行于南洋一带的中国商船非常发达。关于此点，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第二章已有详细的论证。兹引其结论如下：
[华船发达之概观]总上所论，南洋贸易船，自法显后，代有进步，载量曰增，设备曰周，航术日精。降至宋元，益臻其极。自法显义净始，经六朝而至隋唐，往天竺之僧，概乘外船。七八百年后，奥道力克（Odoric）、伊本巴都他（Ibn Batuta）、马哥孛罗（Marco Polo）等外人，往来华印之间，多乘华船，其故可想也。
中国在南洋一带的商船既是这样发达，中国商人当然是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主角了。
宋代广州市舶司常常发舶往南洋诸国贸易。《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崇宁
五年三月四日，诏，“广州市舶司旧来发舶往南蕃诸国博易回，元丰三年旧条，只得却赴广州抽解……”。
这是北宋的情形。至于南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载乾道
三年，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舟还，因风水不便，船破樯坏者，即不得抽解”。
在这些由广州发往南洋各国的商船中，有许多华商前往贸易。这可以下面的故事为证。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云：
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阅不能归。偶知旧以舶舟浮海，邀彭与俱，彭适有数千钱，谩以市石蜜。发舟弥日，小憩岛屿，舟人冒骤暑，多酌水以饮。彭特发奁出蜜，遍授饮水者。忽有<延旦>丁十数，跃出海波间，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怀出珠具为答。彭因出蜜，纵嗜群<延旦>属餍。报谢不一，得珠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一儿出珠，相与贸易，色径与常珠不类。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归，忽然风雾昼晦，雷霆轰吼，波涛汹涌，覆溺之变在顷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尝遇此变。是必同舟有异物。宜速弃以厌之。”相与诘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异，其或是也。”急启箧视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间，隐隐见虬龙攫孥以去，须臾变息。暨舶至止，主者谕其众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鱼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称所携以谢之。于是舶之凡货皆获焉。
因为这种商业的利润很大，所以不单是华商，就是中国的官吏，也利用他们雄厚的资本，以亲信充当商人来经营。《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至道元年三月，诏广州市舶司曰，“朝廷抚绥远俗，禁止末游，比来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如官吏罔顾宪章，苟徇财货，潜通交易，阑出徼外，私市掌握之珍，公行道中，靡虞薏苡之谤，永言贪冒，深蠹彝伦。自今宜令诸路转运司指挥部内州县，专切纠察。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
例如《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云：
初（知广州张）鉴在南海，李庚夷为通判，谢德权为巡检，皆与之不协。二人密言鉴以赀付海贾往来贸市，故徙小郡。
这些华商由广州前往贸易的国家，现可考见的，为（1）交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载熙宁九年二月壬申，
诏，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
（2）占城——《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云：
庆历元年九月，广东商人邵保见军贼鄂邻百余人在占城。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载庆历元年八月庚申，
广南东路转运司言，“商人邵保至占城国……”
（3）大食——《岭外代答》卷二云：
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
宋代中国的商人，除经营广州的海外贸易外，对于广州与国内各地相互间的贸易的经营，更其占有重要的地位。上引《独醒杂志》卷一○说“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可知广州与江西庐陵间的贸易，操于华商之手。又洪迈《夷坚丙志》卷一三说广州估客由海道贩货往沿海各地云：
绍兴八年，丹阳苏文罐为福州长乐令，获海寇二十六人。先是广州估客及部官纲者凡二十有八人，共僦一舟。舟中篙工柁师略相敌，然皆劲悍不逞，见诸客所赍物厚，阴作意图之。行七八日，相与饮酒大醉，悉害客，反缚投海中。独留两仆使爨。至长乐境上，双橹折。盗魁使二人往南台市之，因泊浦中以待。……两仆逸其一，径诣县告焉。…¨．
又《夷坚志补》卷二一说建康巨商经营广州与建康间的贸易云：
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淳熙中，……
又《异闻总录》（撰人佚）卷一亦载此事云：
建康杨二郎，兴贩南海，往来十余年，累赀千万。淳熙中……
注释：
[1]如张九龄《曲江集》卷一七《开凿大庾岭路序》说当时开凿大庾岭路对于运输的关系云，“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财，夫负妻戴，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不有圣政，其何以臻兹乎?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饮冰载怀，执艺是度，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曰，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
来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