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西夏文文献探寻神秘的西夏
【核心提示】对西夏社会文书的译释和研究，仅为开端，大量尚未解读的文书比比皆是，如未开发的沃土等待着拓荒、耕耘。西夏社会文书的解读，将有助于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
由于西夏未入“正史”，资料匮乏，面貌不清，被称为“神秘的西夏”。然而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各朝代中，西夏是新资料增加最多的王朝。《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以及《英藏黑水城文献》等大型系列文献丛书相继出版。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等合作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问世，使资料基础薄弱的西夏研究新资料激增，柳暗花明，令人耳目一新。加之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西夏学专家们的共同努力，西夏文文献已能基本解读，更使西夏研究如虎添翼，逐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西夏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新的形势给西夏学带来新的契机。原具有西夏研究优势的部门加强了西夏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西夏文”纳入“特殊学科”，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出版创新成果，继续保持和发扬优势。全国很多相关地区和部门也都加强了西夏研究，最突出的是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在近十几年培养了20多位青年研究人员，出版了一批水平很高的研究成果。更可喜的是，过去并没有西夏研究基础的部门，看到了西夏研究的大好时机和光明前景，纷纷加入西夏研究行列，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西域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佛教美术研究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以及宁夏、甘肃、内蒙古等的多家研究和文博部门，都开始培养西夏文人才，开展西夏研究。不少专家认为，西夏学正走出“冷门”，开始步入显学行列。
文献可为西夏研究突破口
当前，西夏研究专家应在西夏研究新潮流中乘势而上，希冀于文献整理、深入研究方面均有发展和创新，在西夏历史和社会研究中作出新贡献，将西夏研究培育成中国史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成为可能取得重要突破的学术领域。
国内外存藏的西夏文文献约有25万面以上，其中以俄罗斯所藏最多，中国次之，英国又次之。其中世俗文献有数千面之多，备受史学界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反映西夏历史和社会的原始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是法典类和社会文书类。
法典类文献
西夏文法典类文献有综合性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新法》和军事法《贞观玉镜统》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修订的一部法典。《天盛律令》包罗宏富，囊括了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的内容，是一部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它不仅吸纳了唐、宋等律书的基本内容，继承了在刑法、诉讼法方面丰富、严谨、细密的传统，同时在很多方面充实发展了唐、宋律的内容。《天盛律令》不像前代王朝法典那样一般只规定对违反刑律的处罚，而是首先对应如何做、不应如何做作出明确的规定，然后才是对违反规定的处罚。这比起唐、宋法律来说，更显现出综合法典的性质。
如在经济法方面，《天盛律令》中共6卷都属经济法的内容。其中有关农业的条目集中在卷15和卷16，共有19门132条，可惜卷16缺失，仅存留该卷名略。仅卷15就有1万余字，包括收租、开荒、开渠、灌溉等详备、具体的内容，比唐、宋法典要丰富得多。又如在行政法方面，《天盛律令》将行政法比较系统地编排、熔铸于律令之卷10中，共5门89条，因部分残失，存76条，约1万字。这5门中有官员的续、转、赏规定，有官员到任期限的规定，有得官、军敕的规定，有各司高低行文顺序及向边司派遣局分人的规定。特别是第4门“司序行文门”共31条，将整个西夏王朝100多个司职局分按上、次、中、下、末五等分层次高低排列，成为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夏职官制度最重要的资料。《天盛律令》已被译成汉文，并引起学界重视，利用其中的新资料研究西夏法律、社会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推动了西夏历史社会的研究。《新法》是西夏晚期将《天盛律令》修订、简化的新法典，以《亥年新法》为主，有多种写本。近年来，国内外西夏学专家对《新法》的译释和研究也成为西夏研究的热点之一。《新法》的深入研究将对西夏晚期法律和社会认识有新的提升。
在上世纪90年代，中、俄共同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过程中，我们在俄国整理西夏文献时，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总计有1000余号，1500多件文书，包括户籍、军籍、契约、诉讼状、告牒、书信等。这些直接反映西夏社会基层的文献弥足珍贵，可谓璞玉浑金，为西夏社会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社会类文献
我在反复阅读这些文书时，不断积累各类西夏文草体字形，排比特点，寻找规律，日积月累，草书识别能力逐渐提高。经过近7年的释读，编出俄藏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13、14册），并利用这些新资料，开始撰写论文，探究西夏社会经济、军事和其他社会问题。《西夏农业租税考》通过西夏的租税籍帐研究，证实西夏有以耕地多少缴纳农业税的固定税制，考证出西夏实物地租的粮食种类以及缴纳杂粮和细粮的比例，揭示出西夏黑水城地区的租粮税率，还发现西夏有负担较重的人头税。再如《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对新发现的300多件西夏文粮食借贷契约进行综合研究，对立契约时间、借贷者、债权人、贷粮品类和数量、借粮利息和利率、偿付期和违约处罚、当事人和关系人签字和画押以及算码等分别探讨，透视西夏社会基层的民族居处、经济状况、农产类别、生活水准、贫富差距等，加深了对西夏社会的认识。《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约研究》通过对12件西夏文土地买卖契约的研究，了解到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部分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出卖土地换取口粮，从而导致寺庙和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提供了农户的耕地数量、耕地和院落、土地四至的新资料；有些农户分散居住在各自耕地上的特点，则反映出党项民族游牧习俗的影响和当地耕地较多的地方特色。新发现的西夏军籍文书则是中国中古时期唯一存世的军籍文书，其中保存着西夏基层军事组织的重要原始资料，证明西夏时期实行着严格的军籍登记制度，登记有一定的规范格式。通过对众多军籍的分析，可知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的首领军力偏小，军丁年龄偏老，军兵的装备较差的现象。
西夏社会文书数量超过了敦煌所出社会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上述对西夏社会文书的译释和研究，仅为开端，大量尚未解读的文书比比皆是，如未开发的沃土等待着拓荒、耕耘。西夏社会文书的解读，将有助于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今后应着力培养具有西夏文草书文献释读和综合研究能力的人才，以拓宽西夏学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西夏学稳步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3日第3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