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地区的市镇与农村经济

姚培锋1　陈国灿2　裘珂雁3

1．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2．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嵊州市文化局

　　【摘要】南宋时期，绍兴地区的市镇发展十分活跃，不仅工商业兴盛，而且市镇类型趋于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形成了包括初级市场和中心市场在内的两级体系。随着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小农经济逐渐突破以家庭为单元的封闭的自给自足体系，呈现出朝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但从历史的角度讲，这只是小农经济的自我调整，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

　　【关键词】南宋；绍兴府；市镇；农村经济

　　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宋代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一个突出反映。特别是进入南宋时期，市镇的空前活跃，不仅推动都市文明形态和结构体系的调整，更引发农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①本文以较具典型性的绍兴地区为个案，进一步就南宋市镇发展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作一具体考察和分析。

　　一、市镇的发展及其特点

　　南宋时期的两浙地区，包括两浙东路和西路，是“当时城市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1］绍兴地区在北宋时为越州，南宋初升置绍兴府，隶属两浙东路，下辖山阴、会稽、上虞、诸暨、新昌、萧山、嵊县、余姚8县。

　　早在北宋中后期，绍兴地区的市镇就已相当活跃。据《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记载，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越州共有东城、曹娥、纂风、平水、三界、钱清、五夫、西兴、渔浦9个有一定规模的建制镇，分布于会稽、山阴、上虞、萧山等县。此后，镇的数量还在增加。如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诸暨县置枫桥镇；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嵊县增设蛟井镇。至于规模较小的草市，则数量更多。时人毕仲衍《中书备对》载，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越州所属的两浙路共有坊场、河渡1238处。这为数众多的坊场、河渡，有相当部分即属于草市。史称“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2］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已无法弄清在两浙路上千处坊场、河渡中有多少是属于越州的，但从当时绍兴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走在两浙各地前列的情况来看，应该占了一定比重。从市镇经济来看，其工商业也发展到了相当水平。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全州市镇场务的商税征额合计有12 802贯65文，占了全州总额66 207贯780文的18．3%，其中曹娥镇的税额为4 936贯148文，超过了本州除诸暨以外的所有县城。［3］（食货16之7）

　　宋室南渡给绍兴地区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巨大的，不仅使其政治地位显著上升，一跃成为南宋王朝的统治腹地，而且伴随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和统治政策的调整，绍兴地方经济空前兴盛，市镇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热潮。在市镇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突出。仍以商税额为例，到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全府钱清、曹娥、三界、蛟井、枫桥、新林、溪口、渔浦8处市镇场务的税额，合计高达21 649贯109文，［4］（卷5课利，6795－6796）超过了同期除府城外的嵊县、诸暨、萧山、余姚、上虞、新昌6个县城（山阴、会稽两县附郭，无独立县城）的商税总额，相当于北宋熙宁十年市镇税额的近1.7倍。商税额的大幅度增加，其中固然有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兴盛和市场发达的结果。事实上，南宋时期的商税率较北宋时要低得多。《嘉泰吴兴志》卷八《公廨》提到，北宋时，“以市物之值一万则税五百，盖二十取一”，也就是实行5%的税率；南渡后，“征商五十而取一”，即税率降为2%，降幅达60%。如果按上述两种税率推算，绍兴地区市镇场务的商品交易总额，北宋熙宁十年为25.6万余贯，南宋嘉泰元年为108.2万余贯，前后增幅更高达3倍以上。

　　市镇经济的兴盛，伴随着其发展类型的分化。与北宋时期主要停留于镇市和草市两种基本形式的情况不同，宋室南渡后，绍兴地区的市镇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其中，较为活跃的有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和乡村墟市等。

　　环城市镇主要分布于府县城郊区和周边农村。如绍兴府城周围十多里范围内，有清道桥市、大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斜桥市、禹庙东市、东跨湖桥市、西跨湖桥市、虹桥市、三山市、湖桑堰市、亭山市等十多处市镇，它们既是城市活动向郊区扩张的形式，也是城乡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产物，其商品流通活动往往较一般市镇要活跃得多。

　　农业市镇大多分布于粮食生产或经济作物较为发达的区域，它们以所在农村的农副业生产为基础，承担着有关产品的贸易和流通职能。如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和杨梅，由此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果品市场。陆游《六峰项里看采杨梅连日留山中》所说的“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戏咏乡里食物示邻曲》所说的“明珠百舸载芡实，火齐千担装杨梅”，都是对当地果品种植和交易情况的具体描述。

　　手工业市镇是随着农村手工业发展及其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兴起的，一般以一种或几种手工业为特色，成为一定范围内相应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中心。如在绍兴府北部靠近杭州湾地区，形成了不少以海盐煎煮和交易为特色的盐业市镇。南宋前期，会稽县的曹娥和三江、余姚县的石堰、山阴县的钱清4处买纳盐场，每年买纳盐额分别为16 586石、29 323石、64 376石和6 635石，［3］（食货23之14）合计高达116 920石。这只是纳入官府专卖范围的定额，如果考虑到当时普遍存在的私盐现象，则其实际产量和流通量还要大。萧山县的新林、诸暨县的枫桥、会稽县的三界等镇，造纸业颇为活跃。枫桥镇还有官营造纸作坊，由专门的纸局负责管理。

　　商品转运市镇主要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以活跃的流通商业为特色。它们依托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发挥出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职能。如萧山县西兴镇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是连接浙东各地与都城临安的重要交通枢纽，“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5］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十分繁忙。“凡东之士大夫仕于朝，与调官者试于吏部……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柂挂席，夹以大舻，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也。”［6］（卷19法云寺观音殿记）位于山阴县西北的钱清镇系浙东运河与西小江交汇处，也是活跃的商品转运市镇。士大夫和富商大贾的船只往来穿梭，昼夜不绝。镇上不仅白天十分热闹，就是夜市也常常是通晓达旦。陆游《夜归》诗描述说：“晡时捩柂离西兴，钱清夜渡见月升。浮桥沽酒市嘈囋，江口过埭牛凌兢。寒韲煮饼从茆店，小鲜供馔寻鱼罾。偶逢估客问姓字，欢笑便足为交朋。”

　　乡村墟市大多依附于村落，规模不大，但比较灵活，是广大农民参与市场活动的重要形式。正如时人所说：“村落细民，间日而集，有无相易，苟营朝晡之费。”［7］诗人陆游在其诗歌和笔记中，对鉴湖流域的墟市有不少具体描述。如《出行湖山间杂赋》提到的樵风市，“鱼市樵风口”，是一处湖边鱼虾小集市；《老学庵笔记》提到东关市，“草市通衢中”，是一处在路边集聚而成的墟市；《小江》提到的小江市，“数家茅屋小江头”，是一处村头小集市；《湖上作》提到的兰渚市，“兰亭之北是茶市”，是一处以茶叶交易为特色的集市。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墟市，如《湖上》所说的“山前墟市初多笋”，《江亭》提到的“野市逢墟日”等。

　　二、市镇网络与农村市场

　　市镇是以农村商业活动地和商品贸易点的形式出现的，其发展既是农村经济日益高涨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农村商品流通的活跃。从绍兴地区来看，北宋时期市镇的兴起，表明农村商贸活动开始突破传统集市局限于邻近村落居民之间互通有无的封闭状态，呈现出向区域性商品流通发展的趋势。进入南宋时期，密集分布的市镇网络构成了多层次的商品流通体系，引发农村市场的快速发展。

　　南宋时期绍兴府各地市镇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镜湖流域。该流域范围不大，东西不过百余里，南北不到50里，却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市镇。根据《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到南宋中期，全流域有名可考的市镇就有35处。其中，山阴县境内19处，具体是：大云桥西市（北郭外），驿地市（北2里），梅市（西北15里），柯桥市（西北25里），钱清镇（西北50里），禹会桥市（西北50里），清道桥市（西1里），西跨湖桥市（西6里），虹桥市（西7里），桑湖堰市（西11里），东跨湖桥市（西南郭外），三山东市（西南9里），三山西市（西南9里），三山南市（西南9里），蜻蜓浦市（西南9里），亭山市（西南12里），兰渚市（西南25里），项里市（南15里），金家畯市（南，里数不详）。会稽县境内16处，具体是：龙兴寺前市（北2里），江桥市（北5里），斜桥市（东北郭外），小江市（东北40里），樊江堰市（东22里），东关市（东60里），禹庙东市（东南12里），平水市（东南25里），樵风市（东南25里），沉酿埭市（东南若耶溪东，里数不详），若耶溪（东南25里），西路口市（东南，里数不详），娥江（东南72里），曹娥镇（东南72里），大云桥东市（南2里），云门市（南2里）。当时山阴、会稽两县共28乡，有17个乡地处镜湖流域。也就是说，平均每乡有2处市镇。另据有关学者考证，早期镜湖的总面积约206平方公里，其中会稽县境内约107平方公里，山阴县境内约99平方公里。［8］南宋时，镜湖大部分已被开垦，“填淤益狭，所余仅一衣带水耳”。［3］（食货61之149）若以原湖面的2倍来计算其流域面积，则市镇的分布密度，山阴县境内平均每10平方公里即有1处，会稽县境内平均每13平方公里即有1处，整个流域平均不到12平方公里即有1处。事实上，由于部分市镇并没有被记载下来，镜湖流域市镇的实际数量显然不止这些。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诗歌中便为我们具体描述了当时镜湖流域市镇密集分布的状况。如《舟次浦口》云：“卖药村村市，炊粳处处家”；《自咏绝句》云：“远游索手不赍粮，薪米临时取道傍”；《石帆夏日》云：“短棹飘然信所之，茶园渔市到无时”。

　　就市场发展水平而言，镜湖流域的市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数量众多的一般性市镇，主要发挥农村初级市场的职能。它们将原本零散、孤立的村落交易活动组合起来，构成了农村基层的商品流通体系。二是曹娥、钱清等中心市镇，它们分布于远离府县城的农村腹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腹地，汇聚了更多的商品贸易活动，因而超越了简单的集市形式，发展为农村中心市场，其市场活动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明显较一般市镇要大得多。从商税额的角度来衡量，很大程度上已超过了一般县城。按《嘉泰会稽志》卷五《课利》所载，南宋前期，钱清镇的年商税额一度高达7 670贯，几可与同期号称繁华的县城相提并论；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曹娥镇的税额也有6285贯，分别相当于同府嵊县、萧山、余姚、上虞、新昌县城税的1.8倍、1.1倍、1.8倍、2.2倍和6.6倍。显然，大量市镇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仅是农村商品流通日趋活跃的反映，也伴随着农村两级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

　　更进一步来看，以市镇网络为载体的农村市场在活动形式上也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主题市场的兴起。主题市场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内部分工的反映，是专业市场的最初形式。一般讲，早期市镇由于规模有限，其市场活动往往表现为简单的直接交易，只有某种或数种特定物品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并与外部市场发生紧密联系时，才会形成相应的主题市场。南宋时，镜湖流域的不少市镇依托所在地区的农副业生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题市场，包括米市、茶市、鱼市、药市、花市、菱市、笋市、樵市、盐市、果市、酒市、药市等。如前面提到的山阴县梅市和项里市，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果品交易市场。这些主题市场的出现，表明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市镇之间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市场分工，从而推动市镇网络由地域组合向市场活动的组合转变。

　　二是夜市的活跃。夜市表面上看只是市场活动在时间上的延伸，实际上意味着市场交易规模、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变化。早期市镇大多是朝集午散的墟市，夜市更多的是城市市场活动的一种形式。但到南宋时期，镜湖等地的市镇活动越来越多地采用夜市形式。对此，陆游诗作中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镜湖流域农民赶夜市归来的情况。农民白天在田间耕作，夜间赶市出售农产品和采购所需物品，夜市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兴起的。在此基础上，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部分相邻集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陆游诗中多次提到的山阴县三山市，实际上是由三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组成的，在活动时间上，东市的夜市十分活跃，西市等主要是日市。

　　三是市场活动向农村各领域广泛渗透。这方面，最常见的现象是货担贸易的活跃。众多小商小贩深入村头田间，挨家挨户地销售和收购各种日用物品，适应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特点。陆游《初夏幽居》诗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麦收季节乡村货担交易的场景：“日长巷陌晒丝香，雨霁郊原割麦忙。小担过门尝冷粉，微风解箨看新篁。傍篱邻妇收鱼笱，叩户村医送药方。”朱熹亦曾感叹地说，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事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9］这些往来于村落乡间的小商小贩大多是兼业农民，他们在进行农副业生产之余，以市镇市场为依托，或卖自家所产货物，或在市场上购入商品再转售，或从农家手中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再转销市场，从中获取小利。这不仅意味着市场活动日益成为农民家庭经营活动的一部分，而且从中也孕育着部分兼业农民逐渐向专业商人转变的趋势。

　　四是对外市场联系的加强。与古代早期的农村集市不同，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市镇越来越多地由农民互通有无的封闭性交易场所转变为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相联系的开放性市场。如镜湖地区的市镇除了与绍兴府城发生双向商品流通关系外，还通过横贯东西的运河和连通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界市场发生联系。南宋初王十朋在《会稽三赋》中提到，三江口一带“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就反映了当时镜湖地区对外商品流通的活跃。

　　三、农村经济的新动向

　　南宋时期绍兴地区市镇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的成长，使“价值效应”在农村经济活动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所谓“价值效应”，是指不同产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供需关系。一种产品若没有投放市场，它只具有相对固定的使用价值，投放市场后，才能体现出商品价值。当某种产品的商品价值超过其使用价值时，农民便会更多地面向市场生产这种产品，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反之，就会减少这种产品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农民的生产活动不再完全依据自身的消费需求，而是注意到了市场的需求；农村家庭消费也不再局限于通过自身生产得到满足，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的供应。这种家庭经济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伴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多地少矛盾的突出而不断得到加强，从而推动农村商品经济日益走向活跃。

　　绍兴地区农村经济的变化是从家庭消费领域开始的。在生活性消费中，最基本的是粮食等生存必需品的供应。对于广占田地的豪族富室而言，其粮食需求自然可以自给，但也有部分大族受市场利益的驱动，转而开展经济作物种植业等收益较高的经营活动，他们所需的粮食消费也部分依赖市场供应。如南宋中期，山阴县梅市一带农村，种芡实（俗称鸡头）之风颇盛，一些大族经营规模很大，“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4］（卷17草部，7029）至于一般小农家庭，大多只有少量田地，或者没有田地，自身的粮食生产在交纳田赋之后，往往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事实上，到南宋时期，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绍兴地区已由原来的粮食输出地变为缺粮区。宋孝宗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奉旨赴绍兴府赈灾，他在上奏札子中说，绍兴府“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10］（卷16奏救荒事宜状）在市场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缺粮的农民往往不得不“四处告籴于他乡富民”，［11］或者“以农器、蚕具抵粟于大家，苟纾目前”，［6］（卷34尚书王公墓志铭）但农村市场的发育成长，为小农家庭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即用货币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为了获取货币，他们又进一步参与到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之中，或面向市场开展多种经营，或出卖劳动力以换取佣钱。南宋学者王柏在谈到浙东地区农民生活状况时说：“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12］此外，家居、婚姻、祭祀、宗教活动等也是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方面。时人李元弼指出，各地民间“多作社会”，“其间贫下人户，多是典剥取债，方可应付”。［13］（卷6劝谕民庶榜）绍兴地区竞奢夸富、讲求排场的风气颇为盛行，“民性敏柔而慧”，“奢靡而无积聚”。［14］这种习俗和风气，导致农村家庭需要从市场购买更多的生活消费品。

　　在生产性消费方面，首先是生产工具之类的需求。部分豪强大族实行规模化生产，所需农具、耕牛等数量很大。在市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与其自己组织人力、物力制造和饲养，不如购于市场更为方便、经济，“不惟事简，兼更见用”。［13］（卷6治家篇）对于一般小农来说，铁农具之类固然不可能自己制作，就是耕牛也常常无力饲养，只能在需要时出钱租赁，或者“三家四家同共关借官钱，收买耕牛”。［3］（食货3之9）其次是物种之类的生产原料的需求。随着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多种经营的活跃，相关的生产性需求也不断增长。如会稽、诸暨等县农村凿池养鱼之风盛行，所需鱼苗主要由江南西路的江州等地运来。《嘉泰会稽志》卷一七介绍说：“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再次是劳动力需求。大族田庄的规模化经营需要雇佣不少劳力，部分自耕农在农忙季节也有雇工的现象。陆游诗作中便提到会稽、山阴等县水乡农民农忙时雇佣南部山民的情况。其《初夏闲居》有“萧鼓赛蚕人尽醉，陂塘移稻客相呼”等诗句，并自注云：“乡中谓佣耕者为客。”在《秋日郊居》自注中，他进一步解释说：“剡及诸暨人以八月来水乡助获，谓之上客，以其来自山中也。”这种劳动力雇佣，大多以货币的形式支付报酬。史称，“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15］（卷18乞减放泉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札子）“丁男日佣不过四五十”；［15］（卷19上庞端公书）洪迈《夷坚志》支丁卷四《吴廿四九》提到，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江西金溪县民吴廿九雇人种稻，向其母借皂绨袍抵当，以支付佣工工资。这两条史料所说的虽是福建和江西的情况，但也从中可以想见绍兴农村的钱佣现象。与一般佃农耕种形式不同，出钱佣耕已具有市场化的性质。

　　消费领域的市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需求的增强，必然引发农村家庭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逐渐由单纯获取使用价值向追求商品价值转变，其结果是土地和劳动力配置由相对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多种形式的产业领域扩展，推动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

　　“兼业”现象的普遍出现，是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重要表现。从表面上看，兼业似乎与传统家庭副业一样，是指粮食生产以外的各种经营活动。实际上，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传统家庭副业是以满足自我消费为目的的，并不具有商品性；兼业则是根据与市场需求相联系的经营活动，以实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市场价值为目的，因而具有商品经济的部分特征。绍兴地区农村的兼业活动在北宋时就已出现，南宋时更为常见，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经济作物种植。广大农民一方面根据所在地区的地理条件和各种农作物生长的节令时差，交叉错开，前后相继，做到“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16］另一方面，又利用田地之间、房前屋后的空隙和荒山荒地，种植适宜的作物。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土地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如绍兴各地广泛开展的桑、茶、果疏等种植，大多属于兼业经营。二是禽畜饲养和水产养殖与捕捞。作为兼业的禽畜饲养是农户利用杜糠、粞谷、遗粒等土地上的残剩资源进行再生产的一种形式，具有投入少而收益多的特点。农户将饲养的禽畜投放市场，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弥补家庭生计之不足。同时，禽畜之粪又是农田的上等肥料，进而成为农业生产的再投入。这样，有限的资源得到了反复利用和充分开发。水产养殖和捕捞则是依据水乡特点开展的经营活动，实际上也是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种延伸。三是手工技艺。部分农民在农业生产之余，利用自身的手工技艺，生产市场所需的产品，或从事相关的制作活动，从而将剩余劳动力、手工技艺与市场结合起来。如时人洪迈在《夷坚志》中描述了江南各地农民从事兼业性技艺经营活动的情况，其中包括木工、银匠、织工、染工、锻造工、编织工、铁工、油漆工、组绣工、纸匠、箍缚盘甑工等等。绍兴各地市镇上流通的各种手工业品，有相当部分就是由小农家庭提供的。四是商贩。对乡村大族来说，其大量农副产品只有投放市场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因而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市场交易活动。朱熹说：“夫富人之多粟者，非独炊而自食之，其势必粜而取钱以给家之用。”［10］（卷25与建宁傅守札子）对于一般小农家庭来说，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毕竟有限，而劳动力尚有剩余，在生产之余开展小规模零散的商贩活动不失为拓展家庭经营范围的一种选择。南宋学者叶适说，当时“穷苦憔悴”的农民，“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17］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右从事郎李大正奏请减免绍兴府科敷，“乞截自四等以下至五等民户，除存留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六色外，其余琐细名目一切除去”。［3］（食货65之98）前文提到的淳熙年间朱熹主持绍兴府赈灾，他将全府乡村户分为专门有田产的产户和“白烟耕田，开店买卖”的佃户两类。可见，当时绍兴各地农村开展小商小贩活动的下等户已不在少数。

　　兼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便上升为专业经营，形成不同特色的专业户。在绍兴地区，较常见的是专业性的经济作物种植和手工业经营，前者以种植茶、果品、花卉、蔬菜之类的专业户最为活跃，后者的经营种类更为繁多，有专门从事纺织业的“机户”和“染户”，从事酿酒业的“酒户”和“曲户”，从事粮食加工业的“靡户”，从事陶瓷业的“窑户”，从事造纸业的“纸户”，从事五金制作业的“炉户”，从事榨油业的“油户”，从事木器制作业的“木作户”，从事海盐煎煮业的“亭户”等。如诸暨县有不少纺织机户，以织绢为特色，品种多样，“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甚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嵊县的机户用麻纺织强口布，颇为有名，“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4］（卷17布帛，7049）专业经营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而且成为经营者家庭经济的主体，因此，相对于兼业活动，它更能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四、余论

　　应该说，南宋时期绍兴地区市镇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的成长和商品经营的活跃，使农村经济开始出现相应的变化，逐渐突破以家庭为单元的封闭的自给自足体系，走上与市场相结合的小农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但从历史的角度讲，这种变化只是小农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联系到宋朝赋役制度的特点，便不难发现，推动农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税的不断增加。从全国范围来看，宋廷岁入税钱额，北宋时最高为6 000万贯，相当于晚唐时的7．5倍。南宋时虽疆域大为缩小，而税钱额却不减反增，到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已增至8000万贯。［18］从绍兴地区来看，据《嘉泰会稽志》卷五记载，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全府仅身丁钱、免役钱、水陆茶钱、折绫钱、折帛钱、经制钱、总制钱、头子钱、朱墨勘合钱几种杂税的征额，合计就高达1 016 796贯508文，按同期全府共273 343户的在籍人口计算，平均每户3.7贯。这还只是货币税的一小部分，若加上其他名目的税钱，则总额更为庞大。

　　赋役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农产品投放市场和参与市场活动，以便获取货币。就此而言，南宋绍兴府市镇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畸形”的。

　　【作者简介】姚培锋（1963－ ），男，浙江嵊州人，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副教授；陈国灿（1966－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①学术界围绕宋代市镇与农村经济的研究，较系统的成果有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国灿的《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梁庚尧的《南宋的市镇》（台北《汉学研究》1985年第2期）和《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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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arket Towns and Rural Economy in Shaoxing Area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AO Pei-feng1， CHEN Guo-can2， QIU Ke-yan3

Abstract：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the market towns in Shaoxing area were very active： not only its handicraft and commerce flourished，but also its types of development tended to diversify． On this basis，the rural market grew up rapidly，and formed two-tier system including the primary market and the central market．With the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market，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gradually broke through the closed self-sufficient system which took family as a unit，showing a trend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But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is was only the self-adjustment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rather than the changes in its nature．

Key words：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aoxing area; market towns; rural economy

文章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36卷（总第1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