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
内容摘要：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越，使得秦人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贾谊《过秦论》所谓“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之形势的实现，自有技术史的因素。然而可以以“长策”“棰拊”为象征的秦人在技术方面的成功，也许又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文化储积、文化创造和文化引进方面的若干不足，使得秦帝国的执政者沉浸在“以为自古莫及己”，可以“永偃戎兵”，“长承圣治”的错觉之中，而不免最终迅速败亡。
关键词：秦统一；技术史；水利；交通；机械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9—0222—10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校外专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秦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逐步强盛，逐一兼并六国，最终实现统一，建立了规模空前的集权国家？史家就此有长期的讨论。论者或以为通过变革而实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进步，是秦富国强兵的主要原因。已经有学者就此辩议：“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1】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对秦国政治影响至为深刻的法家学派，“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2】。 以生产关系、文化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基点的关于秦实现统一的原因的争论，看来还可能继续下去。而技术条件对于秦统一的作用，也应当引起秦史学界的重视。也许技术层面的考察，有助于秦实现统一的历史原因的说明。而秦王朝短促而亡原因的探索，也应当关注秦重视实用之学的学术文化倾向的历史作用。
一、水利经营：“沃野千里，蓄积饶多”
目前我们所知“水利”这一语汇的最早使用，见于成书于秦国，由吕不韦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中。
《吕氏春秋·慎人》：“堀地财，取水利。”高诱解释说：“水利，濯灌。”《吕氏春秋·任地》引后稷语：“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高诱注：“‘阴’犹润泽也。”夏纬瑛说：“‘阴’指湿润之土而言，则‘恶’当是指干燥之土而言了。”可知秦地农人对土壤墒情的重视，已经作为成熟的经验总结著入农书之中。同篇又讲到“泽”，俞樾以为“‘泽’者雨泽也”。《吕氏春秋·辨土》也说到田土的“泽”。保证土地的“泽”，应当是当时关中农人已经掌握的生产技术。其主要方式，已经不只是单纯依赖“雨泽”，而凭借“濯灌”。
正如石声汉曾经指出的，“周民族开始经营农业生产的关中渭北平原，春旱秋涝的现象，几乎经常出现。渭、泾、洛三条河道，可以引入，也可以受纳，地理条件是合适的。大概由于这两种因素，逐渐积累了一些小规模的渠道建设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西周末年，冶铁技术出现之后，创制了效率很高的工具，促进了沟洫建设”【3】。后来也成为秦人的“周余民”和来自西北秦人的共同创造，提高了关中地方的农耕生产水准。【4】而自商鞅变法自雍迁都咸阳之后，秦的文化重心由农耕区的边缘转移到农耕区的中心，【5】对农耕的重视达到空前的地步。当时秦人对“水利”的重视，从河川神祭祀制度可以得到体现。《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近咸阳”诸水尽管“皆非大川”，均得列入高等级的正统的“山川祠”系统之中，主要因素应在于咸阳附近的水资源对于秦国主要农耕区的“濯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苏秦说秦惠王时，说到“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关中“天府”地位的形成，应当与水利建设的成功有关。
秦人在关中发展水利事业的经验，又曾经在巴蜀地区推广。秦人经营巴蜀，除了继承原有的经济文化积累而外，也有显著的创新。四川青川出土秦武王二年《更修为田律》木牍有“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鲜草离”文字【6】，可以说明秦本土关中地区的水利建设技术已经传布到蜀地。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大得其利。《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记载：“蜀守（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主持的水利灌溉工程，“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李冰还曾经“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又“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水经注·江水三》引《风俗通》：“（李）冰凿崖时，水神怒，（李）冰乃操刀入水中与水神斗。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则说明李冰因水利事业的成功上升，已经进人神话系统，成为蜀人崇拜的对象。
除了《华阳国志·蜀志》称蜀地“陆海”、“天府”，《水经注·江水一》引《益州记》也说：“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其实，“陆海”、“天府”的说法，原本是用以形容秦文化的基地关中地区自然条件之优越与经济实力之富足的。【7】原本指谓关中最富庶的地区的“陆海”、“天府”，后来被用以形容蜀地经济地位，可以说明秦地与蜀地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暗示蜀文化对于秦文化的某种向慕与附从。而包括水利形式在内的关中制度在蜀地的推行，应当也是导致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写道：“地有埆塉，川有垫下，溉灌之便，行趋不至。明哲君子，创业农事，因高卑之宜，驱自行之势，以尽水利，而富国饶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门起邺，郑国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8】所谓“郑国行秦”，事见《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有学者认为，自商鞅时代起，即“有计划地引水输送和分配到田间，以补充农作物所需要的水分，并提高土壤肥力，发挥肥效而获得高额而稳定的收成”，“以灌溉渠道形式表现的自流灌溉制度”，即首先“推行于陕西、四川”。【9】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依据的。石声汉总结战国水利成就，列举当时“空前宏伟的水利工程”，有“史起的邺渠、郑国的郑国渠、李冰的都江堰等”，以及“广西的灵渠”，【10】可知中国早期水利史上秦人的贡献尤为突出。《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所谓“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体现战国时期秦国水利事业的成功，是秦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交通建设：“径数国千里而袭人”
秦人曾经长期经历游徙生活，与此相关，传说中秦先祖事迹多以致力于交通活动著称于世。“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盂戏、中衍亦才技不凡，“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而“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纣”。其后造父更是交通史上著名的人物。《史记》卷五《秦本纪》还写道：“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駠，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秦人先祖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远行，可以“一日千里”，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著名的神异故事。【11】
秦人立国，也直接与一次重要的交通活动有关，即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1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秦时四方诸祠，唯地处关中者有车马之祭，谓“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聊驹四”。雍有四畴，“畴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秦人祭祀天帝时奉献车马或车马模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传统观念中对于交通的重视。据毛氏传，《诗·秦风》中多见体现秦人“有车马之好”的诗句。所谓“有车邻邻，有马白颠”【13】，“驷驖孔阜，六辔在手”，“游于北园，四马既闲”【14】，“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駠是中，騧骊是骖”【15】等，都表现出秦人对车马出行的专好。《华阳国志·蜀志》记蜀地风习，说到“工商致结驷连骑”，“归女有百两之从车”，并指出“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认为这种讲究车骑队列规模的习尚，是受秦风影响所致。
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黄河水面曾架设临时的浮桥。《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后子鍼“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浮桥，也是秦国修建，即《史记》卷五《秦本纪》所见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
中国早期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须系驾二头或四头牲畜，双辕车则可系驾一头牲畜。最早的双辕车应当是秦人发明。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2件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两车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2根。【16】这是中国考古资料中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
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这种先进车型的发明权而外，所使用的运车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秦后子鍼适晋，“其车千乘”。《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说，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穰侯免相，出关就封邑时，“辎车千乘有余”。
《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晋荐饥”，“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这一著名的“汎舟之役”而外，秦史上另一次大规模粮运的记载，是《史记》卷五《秦本纪》所见秦昭襄王十二年（前295）“予楚粟五万石”事。按照汉代运粮车辆的载重指标每车25石计，运送5万石粮食需组织多达2000辆运车的浩荡车队。
史籍有关于蜀王曾猎褒谷，遇秦惠文王的历史记载。【17】《水经注·沔水》引来敏《本蜀论》：“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致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18】可见秦岭川陕古道的最初开通，秦人曾经有积极的努力。至于战国时期，有关秦国势的论述已见“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语【19】，秦人对蜀道的经营为世人瞩目。由于秦人修筑通往巴蜀的栈道，显著改善了秦岭巴山道路的通行条件。秦军循栈道据有巴蜀，取得这一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改变了与东方强国的实力对比，形成了对主要敌国楚国优越的战略态势，对于最终实现统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天水放马滩l号秦墓出土的年代为战国晚期的木板地图，可以提供重要的交道史料。图中往往明确绘出交通道路，有些还标记道里数字，如“去谷口可五里”，“宛到口廿五里”等，图中关隘称“闭”，用特殊形象符号表示，共计6处。【20】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两处关隘的标记。【21】通过标记交通条件的古地图的遗存，也可以了解秦交通制度的完备。
能够体现秦人重视交通的现象，还包括秦国君的交通实践。秦国君的这种交通行为，有时属于高层外交活动的内容之一，有时则是战争过程中以亲身从事实地战役组织和前线指挥督战为主要目的的。后来则又有行政视察的性质，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刻石所谓“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勤劳本事”，“临察四方”。【22】
在秦人军事扩张的历程中，秦军善于“远攻”【23】，较早创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史记录。秦穆公谋取郑国，即派遣大军“径数国千里而袭人”【24】。秦军还曾远至宋、楚等国境内作战。秦统一战争中，调动数以l0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凭藉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以秦灭楚的战役为例，秦军出动兵力达60万，以秦汉时期通常情形折算，每天士卒口粮就多达66667石左右，【25】若无法由当地征集，以车载25石计，则需要2667辆运车转送。如若运程超过4日，则每日军粮都需万辆以上的辎重车队承运。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军马的食料刍藁。然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26】，军运数额之巨可以想见。战争必然充分动员交通力量，即《孙子兵法·作战》中所谓“师者远输”，而往往实际上亦成为交通运输能力即“破车罢马”、“丘牛大车”的较量。【27】秦国最终能够完成击灭六国，实现一统的伟业，有强劲的交通实力以为借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28】
三、机械发明：“三军强弩”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陵工程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这段l50余字的记述中，连续3次出现“机”字，值得我们注意：（1）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2）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3）或言工匠为机……这种刘向称之为“机械之变”【29】的技术优势，是因设计发明和工艺创造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
较早的秦文化的实际遗存中已有体现“工匠为机”的文物。甘肃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出土四轮仿车式青铜器件。器盖的开合，也由“机”的结构控制，体现出“为机”的巧思。【30】《韩非子·难二》写道：“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人多。”所谓“舟车机械之利”，可以理解为在“权计”之“明”、“地形”之“审”基点上的交通“机械”设计和制作的意义。“舟车机械之利”可以实现“用力少致功大则人多”的效益，应当是秦人很早就已经熟习的经验。《考工记》写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续汉书·舆服志上》也说：“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车，显然是当时能够集中表现“工匠为机”技艺的最典型的“机械”、“器械”。秦人制作的秦始皇陵铜车，体现出当时制车技艺的最高水平。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多出弩机。发掘者和研究者指出，弩是储蓄弹力、伺机发矢的远射程复合武器，其实物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出土158件。【31】据有的学者推算，这种“强弓劲弩”的张力至于738斤，射程总在831.6米以上。【32】这样的数据是否可靠还可以讨论，而秦弩有较强的力量和较远的射程，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急就章》卷三：“弓弩箭矢铠兜鲜。”颜师古注：“弓之施臂而机发者曰弩。”可知“弩”之先进性主要体现于“机发”。《淮南子·原道》：“其用之也若发机。”高诱注：“机，弩机关。”《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机弩矢”和《水经注》卷一九《渭水下》所谓“机弩”作为用于陵墓防盗的自动触发的弩机，是意义重大的发明。而实际上弩机在一般军事实践的运用，秦军久已有丰富的经验。以《战国策》为例，其中10处说到“弩”，特别对于韩人对于“弩”的制作和使用有甚高评价，如《韩策一·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然而涉及秦军用“弩”的文字，出现密度最大。如《秦策二·径山之事》说苏代为齐献书穰侯曰：“臣闻往来之者言曰：‘秦且益赵甲四万人以伐齐’……夫齐，罢国也，以天下击之，譬犹以千钧之弩溃痈也。”以“千钧之弩”比喻秦及其同盟军的攻击力。又《赵策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载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曰：“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且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33】其中说到秦国的“三军强弩”，似可理解为秦人制作的“强弩”作为基本装备可以武装全军。又《燕策二·秦召燕王》写道：“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决荣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34】秦对于魏的战争恫吓成功奏效，所谓“强弩在前，铦戈在后”，可知使用“强弩”的士兵组成了秦军野战主攻部队。《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所见苏代为齐致穰侯书，否定了秦赵联军攻齐的军事计划，其中有“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必死”语，也可以作秦军因强弩优势而势不可当的解读。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所谓“强弩不射”，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强弩”作为秦军主要武器装备的作用。
秦兵器中又有所谓“连弩”。秦始皇本人就有亲自使用这种“连弩”射海中“巨鱼”的经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人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
战国以来，因战争形势的推促，兵器制作技术实现了历史性的跃进。其中有秦人的突出贡献。机械发明可能首先直接应用于军事。【35】《文子》卷下《上礼》引录老子的说法，以为“机械”作为军备形式，即所谓“设机械险阻以为备”，是“兵革起而忿争生”的原因，“虐杀不辜，诛罚无罪，于是兴矣。”《史记》卷二五《律书》说到“兵械”。【36】《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以“治器械攻战具”言备战。《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则“甲兵器械”并称。《盐铁论·备胡》：“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明确以“机械”指兵备。《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李譔传》所谓“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则显现“弓弩”可能在整个秦汉时期，都是最重要的军中“机械”。《尚书·太甲上》：“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孔安国传：“机，弩牙也。”班固《西都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迭双。”李善注也引孔安国《（尚书）传》：“机，弩牙也。”可见秦汉通行语汇之“机”，往往直接是指机弩或者弩机。弩机铭文大多自题“鐖”或者“鐖郭”。【37】“鐖郭”应当就是“机栝”。【38】
秦人在战争“器械”方面的优势，也是实现统一的技术条件。
四、动力革命：“以牛田，水通粮”
开发和利用自然力，以节省人力，提高效率，是生产方式进步的重要条件。这种动力革命对于历史前进的意义，其实是十分重要的。使用马匹作为运输动力对于秦汉时期的交通发展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因而秦汉马政以及以养马业为主的畜牧经济与交通事业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秦人久有重视养马的传统。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曾为周人“主马于；！开渭之间”，以“马大蕃息”开始活跃于社会政治生活中。【39】战国时七雄兼并，秦国以“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也”【40】，显示出与其他各国军事实力对比因动力之强所实现机动性和进击速度方面的明显优势。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形态高大强健的陶马，可以反映秦人养马业的成就。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西还探出马厩坑93座，试掘了37座，出土器物上的刻辞，有“三厩”、“中厩”、“宫厩”、“左厩”、“大厩”等字样，有的考古学家曾依此推测，“秦王朝的宫廷厩苑名称至少有8个，即大厩、宫厩、左厩、中厩、右厩、一厩、二厩、三厩等。”【41】李斯《谏逐客书》说到“外厩”。“外厩”可能是与“中厩”相对应的其他诸厩的统称。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厩苑律》中，也有关于“其大厩、中厩、宫厩马牛”的内容。传世官印有“龙马厩将”、“右马厩将”、“左马厩将”、“左中马将”、“小马厩将”、“小田南厩”等，著名印学家罗福颐判定为秦官印。【42】秦养马机构之完备，还表现在地方行政部门中也有“厩”的设置。【43】这些制度，应继承了战国秦的传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发现的装饰豪华的车队以及用马头、马蹄随葬，用大量牛头骨祭祀的情形，【44】或许与乌氏倮一类畜牧业主的经营有关。而他们的成功，是得到秦执政者的鼓励和褒奖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规定，官吏以不同级别根据不同标准配予车牛和看牛的人。《司空律》又有关于“公车牛”和“公牛乘马”使用与管理的规定。《厩苑律》中，可见关于马牛畜牧、使用和管理的条文。规定县级行政机构有控制“公马牛”生存数字的责任。又规定每年对各县、各都官的官有驾车用牛考核一次，死亡数字超过定额的，主管牛的吏、饲牛的徒和令、丞都有罪。由内史考核各县，太仓考核各都官和领用牛的人。律文写道：“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肩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yj。其以牛田，牛减絮，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在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进行大考核，成绩最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30天；成绩最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们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进行考核，成绩最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10天；成绩最低劣的，笞打30下。《效律》规定，马烙印标记出现差误，官啬夫要受到惩处。【45】《秦律》有对军马考核的内容。“负从马”的管理，严禁用以贸易牟利。还规定，已驾车奔驰过的马，若不及时卸套，当罚一盾。马服役的劳绩考核，不参加或评为下等的，都要处罚。【46】对于入境马匹，也有严格的检疫防疫制度。【47】秦国“公马牛”管理制度的严密，体现出秦行政生活中畜力开发和利用所受到的特殊重视。《盐铁论·刑德》说秦法严酷，“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律文关于“盗牛”罪行的处罚，有具体的规定。【48】
“入刍稾”，即所谓“入刍稁之税，以供国用”，是秦政苛暴的标志之一。【4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稁”。所谓“蜚刍鞔粟”，“蜚刍”，就是刍稁转输。对养马饲料“刍稁”的强行征收，反映秦对养马的特殊重视。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有关于征收刍窠的条文，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译文：每顷田地应缴的刍稁，按照所受田地的数量缴纳，不论垦种与否，每顷缴纳刍三石、稁二石。刍从干叶和乱草够一束以上均收。缴纳刍稁时，可以运来称量。刍稁的贮存，也有明确的制度。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还有关于刍稁出仓、入仓、储积、核验的详细规定。【50】
秦汉时期，大量的驴、骡、骆驼等西方“奇畜”作为驮负和引车动力引入内地经济生活，成为交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盐铁论·力耕》所说，“赢驴既脆，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这种引入“奇畜”用作交通运输的动力的情形，其实秦人自战国时期已经创始。《吕氏春秋·爱士》注意到外国的“白骡”。李斯《谏逐客书》说，“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骏良駃騠，不实外厩”。【51】
在古代经济发展史的进程中，畜力的开发有重要意义。对于《周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理解，有学者说：“牛者坚壮之物，可以牵引其重；马者健速之物，可以乘而致远。”【52】有学者提出“使民不倦”的理解。【53】或说：“夫物之重者，人力不能及之；地之远者，人力不能至之。是故圣人服习其牛，调习其马，使重者得以及之，远者得以至之。”【54】也有学者解释说：“不劳而得其欲，故动而悦。”【55】这些认识，都强调了畜力开发节省人力、替代人力的意义。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警告赵王应避免与秦国对抗：“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缪文远说，明人董说《七国考》卷二《秦食货》“牛田”条“‘水通粮’原作‘通水粮’，误。”【56】所谓“水通粮”，是形成“不可与战”之优越国力的重要因素。《说文·水部》：“漕，水转谷也。”这种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交流和政治控制意义重大的运输方式的启用，秦人曾经有重要的贡献。《石鼓文·需雨》说到“舫舟”的使用，可见秦人很早就沿境内河流从事水上运输。《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述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的所谓“、况舟之役”，杜预《集解》：“从渭水运入河、汾。”这是史籍所载规模空前的运输活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河运的记录，是由秦人创造的。据《华阳国志·蜀志》，李冰曾经开通多处水上航路，于所谓“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之处，“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水道”“舟船”作为运输条件，使秦国的经济储备得以充实，使秦军的战争实力得以提升。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张仪说楚王时，炫耀秦国的水上航运能力：“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敷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扦关。”如果这一记录可以看做说士的语言恐吓，则灵渠的遗存，又提供了秦人在统一战争期间开发水利工程以水力用于军运的确定的实例。
徐中舒曾经指出，“牛耕的普遍推行是战国时代秦国的事”。“如果没有牛耕，秦国也就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和积聚更多的粮食来作长期的战争。如果没有水通粮（即后来的漕运），也就不能把它所积聚的粮食，输送到远方去征服其它的国家”【57】。所谓“秦以牛田，水通粮”，从动力开发的意义观察，也可以理解为秦统一战争中表现出突出军事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秦的技术之学
秦的学术文化具有重视实用之学的特点。其表现，在于技术之学有突出的地位。秦始皇、李斯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8】，就显示了这一文化倾向。
以农业经营为内容的“种树之书”不在禁焚之列。【59】可知农学理论受到特殊的重视。《汉书》卷三○《艺文志》中著录的“六国时”农学作品可以说已经一无所存，我们所看到的专论农业的先秦文献，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4篇。
《吕氏春秋》还在《十二纪》中强调，施政要依照十二月令行事。而十二月令，实际上是长期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吕氏春秋·上农》强调治国应当以农业为重，指出，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够领导民众，首先在于对农耕经济的特殊重视。民众务农不仅在于可以收获地利，而更值得重视的，还在于有益于端正民心民志。作者从这样三个方面说到推行重农政策的目的：（1）“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2）“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3）“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就是说，民众致力于农耕，则朴实而易于驱使，谨慎而遵从国法，积累私产而不愿意流徙。很显然，论者是从策略方式的角度提出这种政治文化的原则的。
《吕氏春秋》的《任地》、《辨土》、《审时》3篇，都是专门总结具体的农业技术的。《汉书》卷20《艺文志》称“农家者流”计有九家，班固以为其中“《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成书在“六国时”。然而这两种农书至今已经无存。因而《吕氏春秋》中有关农业的这些重要篇章，成为战国末期至秦代极其可贵的农史文献资料。
《吕氏春秋》有关农业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一种重视农耕的政策原则，还体现了一种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
《史记》卷一。五《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东方名医扁鹊曾经适应社会需要，对“小儿医”的进步有所贡献的事迹：“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据说“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名医的参与，自然会使医学的这一门类取得比较大的进步。【60】天文历算数术之学也为秦人所重视。里耶秦简中“九九乘法表”的发现，【61】为当时数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例证。
有的学者指出：“《吕氏春秋》的《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贵卒》等篇，是先秦若干兵家的军事思想，其理论与孙吴、孙膑兵法相应合，又较多地反映了秦国在统一战争中的军事经验。”【62】又有学者这样写道：“看样子，吕不韦对兵家是作了一些理论上的集合工作。这些都可作为论兵的理论素材。”【63】《吕氏春秋》对于兵家之学的重视，也与注重实用之学的文化倾向有关。
虽然焚书时“所不去者”并不包括兵书，反映秦代民间依然存留兵书的史例相当多，可知这种有益于实用的技术之学并未受到禁绝。【64】《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说：秦时“（项）籍避仇于吴中”，“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又“教（项）籍兵法”0而项羽在战争实践中的表现，也体现出兵法的运用和发展。《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记载秦汉之际张良事迹中黄石公授《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的传说，也反映兵学的薪传方式。据说楚汉战争中，“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韩信破赵之战后人们对“背水之阵”【65】的争议，其实也是一次兵学研讨。秦时民间兵学在焚书之后的遗存，可以说明秦人对这种实用之学的爱重。在秦统一战争中，对兵学的重视，无疑对军事的成功有积极意义。
东方列国以丰厚的文化积累傲视秦人，以至“夷翟遇之”【66】。他们所忽视的秦在技术层次的优越，却使得秦人在军事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贾谊《过秦论》所谓“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之形势的实现，自有技术条件的因素。然而可以以“长策”“棰拊”为象征的秦人在技术方面的成功，也许又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自身文化储积、文化创造和文化引进方面的若干不足，使得秦帝国的执政者沉浸在“以为自古莫及己”，可以“永偃戎兵”，“长承圣治”的错觉之中，而不免最终迅速败亡，“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67】
注释：
【1】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l984年，第378页。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3】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载《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78页。
【4】《史记》卷5《秦本纪》：“（秦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5】王子今：《秦定都成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
【6】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l期；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l982年第l0期；胡平生、韩自强：《解读青川秦墓木牍的一把钥匙》，《文史》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l986年。
【7】除前引《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苏秦语之外，据《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曾经强调“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卷55《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对这一意见表示赞同，也说关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也”。据《汉书》卷65《东方朔传》，汉武帝时代，东方朔也曾经说，“霸、产以西”，“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
【8】《蔡中郎集》卷6。
【9】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l985年，第170页。
【10】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载《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8页。
【11】有人曾经就此质疑：“人非翼鸟，安能一日千程？即使造父称神，騄駬称骏，而车中人亦不能堪此一日千里之风驰电掣而奔也。且天子，行必有副车。后乘岂能尽驾千里之马？抑岂可以一乘独驰归乎？”参见邵泰衢：《史记疑问》卷上。我们认为，造父传说中包涵着反映优越交通条件的历史真实的内核。
【12】《史记》卷5《秦本纪》。
【13】《诗·秦风·车邻》
【14】《诗·秦风·驷驖》。
【15】《诗·秦风·小戎》。
【16】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7】《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蜀王徙万余人传猎褒谷，卒见秦惠王。”《华阳国志-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阚骃《十三州志》：“昔蜀王从卒数千，出猎于褒谷，秦惠王亦畋于山中。”
【18】《艺文类聚》卷94引《蜀王本纪》、《史记》卷55《留侯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阚驷《十三州志》略同。而《汉唐地理书钞》辑《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以及《述异记》等，则渭秦献五美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
【19】《战国策·秦策三》、《史记》卷79《范睢蔡泽列传》。
【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l989年第2期。
【21】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141页。
【22】参看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载《秦文化论丛》第8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3】《史记》卷79《范睢蔡泽列传》。
【24】《史记》卷5《秦本纪》。
【25】居延汉简所见戍卒口粮标准，一般每人每月为三石三斗三升少。云梦睡虎地秦简《传食律》：“御史卒人使者，食粹米半斗”，“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与此相近。《汉书》卷69《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则日近三斗五升，或包括战马食料。
【26】《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
【27】张预注：“兵以车马为本”，“始言‘破车疲马’者，谓攻战之驰车也；次言‘丘牛大车’者，即辎重之革车也。”
【28】王子今：《秦国交通的发展和秦的统一》，《史林》1989年第4期。
【29】《汉书》卷36《刘向传》。
【3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3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75～296页。
【32】王学理：《秦兵与秦卒——由秦俑谈起》，《西北大学学报》l978年第l期。
【33】马王堆汉墓出土竹简《战国纵横家书》：“今燕尽齐之河南，距莎（沙）丘、巨鹿之囿三百里，距麇关，北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王布属壤芥者七百里。秦以强弩坐羊肠之道，则地去邯郸百廿里。秦以三军功（攻）王之上常（党）而包其北，则注之西，非王之有也。”参阅《战国纵横家书》21《苏秦献书赵王章》，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1一92页。
【34】《史记》卷69《苏秦列传》：“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35】马克思十分重视通过军队的历史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联系的理论原则。他指出，“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他还认为．军队的历史对全部历史有非常明显的概括意义。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伞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l83页。
【36】张守节《正义》：“内成曰‘器’，外成曰‘械’，‘械’谓弓、矢、殳、矛、戈、戟。”
【37】参看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725—727页。
【38】《庄子·齐物论》：“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成玄英疏：“‘机’，弩牙也。‘栝’，箭栝也。”“机栝”又写作“机括”；《风俗通义·过誉》“司空颍川韩棱”条：“棱统机括，知其虚实。”
【39】《史记》卷5《秦本纪》。
【40】《战国策·韩策一》。
【41】袁仲一：《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67—69页；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42】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l987年，第5～6页。此外，《史记》卷l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王陵“以客从起丰，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也证明秦时有“厩将”官职。
【43】《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记载，从高祖起兵，以功封汝阴侯的夏侯婴，原先即“为沛厩司御”。
【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
【4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l978年，第58～60、81—82、33—35、30～32、121 页。
【46】唾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l978年，第132～133、141～142页。
【4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l978年，第227～228页。
【4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l978年，第l52～l54页。
【49】《淮南子·汜论》：”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逋戍，入刍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入刍稁”，高诱注：“入刍稁之税，以供国用也。”
【5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l978年，第27～29、38—40页。
【51】《史记》卷87《李斯列传》。
【52】《子夏易传》卷8《周易·系辞下》。
【53】李鼎祚《周易集解》卷15引虞翻说。
【54】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下》。
【55】张载：《横渠易说》卷3《系辞下》。
【56】董说原著、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57】徐中舒：《论东亚大陆牛耕之起源》，《成都工商导报》l951年12月《学林》副刊。
【5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5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今．以吏为师。’制曰：‘可’。”
【60】王子今：《秦汉“小儿医”略议》，《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80～181页。
【62】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l987年，第30页。
【63】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l993年，第6页。
【64】田旭东：《秦火未殃及兵书谈》，载《西部考古》第l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65】《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
【66】《史记》卷5《秦本纪》。
【6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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