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商君“强国弱民”理念

　　商鞅改革成效与他个人的悲剧结局成为千百年历史评论的主题。如果我们关注商鞅“强国弱民”理念在行政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可以深化对中国改革史的认识。

　　求国强而弱民，崇尚专制与强权，的确成功推行了新法，但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秦政成败皆由之。

　　变法使秦国强盛，终于灭六国，兼天下；然而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却是文化上的“天下大败”，道德沦丧，风俗败坏。

　　商鞅变法是促使秦国迅速崛起的重要的政治转折，也被看作改革成功的实例。所谓“秦用商君，富国强兵”（《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成为后来实现统一的历史基础。商鞅制定的新法除了奖励耕战而外，又有更具实效的通过什伍连坐制度将民众组织在政治网络中的内容，并且以法令形式强制削杀宗室贵族的政治权利，“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据说正是由于打击旧势力之严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在强有力的支持者秦孝公去世后，新君即位，商鞅不久竟惨遭车裂之刑。然而正如《韩非子·定法》所说，商君虽死，“秦法未败也”。商鞅改革成效与他个人的悲剧结局成为千百年历史评论的主题。如果我们关注商鞅“强国弱民”理念在行政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也可以深化对中国改革史的认识。

　　商鞅虽死，后世却遵其法

　　秦孝公发起变法的动机，是谋求“秦强”。《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宣布：“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行入秦，求见孝公，建议“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得到赞许。于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商鞅因变法有效，封列侯，号商君。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说：“秦用商君，东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也说，新法推行9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秦国“富强”的事实，得到了周天子和诸侯列国的承认。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的迅速强盛，在于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而“商君佐之”，“内”“外”均有成功建树。

　　蔡泽评价商鞅事迹，有“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的感叹，对于商鞅之成功的具体内容，则说：“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其终极意义正在于有效“强秦”，实现了“秦无敌于天下”的威势。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使用的总结性语言，肯定了商君的历史功绩：“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商鞅“强霸孝公”，实现了秦孝公“强秦”的夙愿，也完成了为秦的帝业奠基的历史任务。所谓“后世遵其法”，是确定的历史事实。杀灭商鞅人身的秦惠文王依然坚持商鞅之法，维持了政策的稳定性。直到秦末，商鞅时代制定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方向仍是执政的主导。而《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续汉书·舆服志上》与《舆服志下》、《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以及《晋书》卷三○《刑法志》等都说“汉承秦制”。《后汉书》卷五二《荀爽传》又有“汉承秦法”的说法。《史记》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张守节《正义》：“汉初至武帝太初以前，并依秦法。”《汉书》卷七《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汉书》卷八《宣帝纪》颜师古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商鞅参与设计的秦的制度似乎延续着超稳定的效能。实际上直到昭宣时代，依然可以听到帝王亲自发布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宣言（《汉书》卷九《元帝纪》），告知人们秦的法家传统长久发生着政治影响。

来源：光明网-《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