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萌芽的金融膨胀与应对之策
西汉萌芽的金融膨胀与应对之策
边东平
作者投稿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也是第一个完整展示金融活动和资本流动过程的封建王朝，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金融活动有着重要意义。西汉前期在休生养息政策的刺激下，金融膨胀现象日益突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金融膨胀的内涵和外延
（一）什么是金融。传统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广义的金融泛指一切与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和融通有关的经济活动，狭义的金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但近几年对金融概念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金融已不仅仅定义为资金的融通。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中是这样定义金融的，“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的价值交换都是金融交易”，那么金融已不仅仅是与货币有关的交易活动，它包含了更为广泛的信用活动与价值交易。而这种金融行为从人类进行物物交换时代就已经存在，正像姚遂教授在《中国金融史》所言“中国金融不仅有历史，而且历史久远、连绵不断，与中国历史完全合拍”。以借贷行为为例，在货币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实物借贷，这种行为虽然没有涉及货币，但在本质上它就是一种金融活动。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所言“贷币的存在，对于借贷，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因为借贷不必一定要用货币，而可以用各种日用必需品”。因此，在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没有成长起来的情况下，金融主要是指以货币铸造业和信用行业为代表的经济活动。
（二）什么是金融膨胀。金融膨胀不等同于通货膨胀，它更多的是历史学的范畴。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金融膨胀是历史重复出现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资金往金融领域集中，导致各种投机的出现”。金融的本质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或消费效率，但同时又具有虚拟化的倾向，所以金融业的过度繁荣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在中国古代纸币产生以前，金融膨胀是指贷币铸造业的暴利与高利贷行为的过度发展，导致大量投机资本滞留在信用行业。这种金融膨胀行为将严重侵害中国封建社会之本，那就是自然经济。中国传统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僚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但这种传统货币经济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政权显然是相抵触的，所以封建统治者对金融发展既爱又怕，希望通过金融发展来活跃市场刺激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又害怕金融经济的发展与商人阶层崛起会威胁和动摇地主阶级与封建皇权的统治地位。
二、西汉时期金融膨胀的原因
西汉前期，汉高祖和汉文帝主张以黄老之学为治国思想，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区域化、民间借贷行为的超常规繁荣，不断向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经济的创新和发展。但与此同时，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负面因素也开始暴露出来，诸侯国过度发展铸币产业，民间资本不断向借贷领域集中，导致各种投机的出现，金融膨胀现象愈演愈烈，而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当时国家政策引起的。
（一）允许铜钱私铸政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国家铸造铜钱的权力，“更令民铸钱”，开放私人制造货币。实际上是经过多年战乱之后，政府的府库已是空空荡荡，拿不出足够的铜来铸钱、发行货币，只有把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交给据有铜矿的地方势力。虽然吕后在位曾收回铸币权，但文帝时又重新允许民间私铸铜钱。吴王濞为了开发当地资源，“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西京杂记》第三卷也曾提到“吴王亦有铜山铸钱”。《占泉大辞典补遗》载吴县蒋伯斧藏“高抑四株”、“临苗四株”、“阳丘四株”、“东阿四株”、“宜阳四株”、“姑幕四株”八品，皆出于齐地。虽然对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铸币者为了获利，便降低铜钱的重量，同时掺入铅、铁等杂质，用同样多的铜造出更多的货币，于是社会上流通的铜钱就变得越来越多且不足值，发行这种钱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种政策带来的恶果，是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府始料未及的。并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也是西汉政府真正下决心收回铸币权的根本原因。
（二）通行重量严重背离币文的榆荚钱。高祖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同时，币文仍旧为“半两”，但此时的“半两”己远不能与秦代“半两”相比拟。因其十分轻薄，似榆树之荚，故而又称榆荚钱。据《史一记·索隐》载“《食货志》云‘铸荚钱’。按:《古今注》云榆荚钱重三株。”萧清依据《大唐六典》卷十三中关于惠帝三年御史监三辅不法事中有“铸伪钱者”，认为所谓伪钱即指重量不足三株的轻薄劣钱。而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些榆荚钱之小之轻，例如山东章丘出土的“荚钱”石范，钱文直径仅为0.6厘米，每范一次竟然可以铸钱324枚。然而，榆荚钱的重量严重背离其币文，直接导致铸币投机问题的出现，铸钱者纷纷收集秦代半两铜钱，销熔改铸成新而轻薄的榆荚半两钱。相同重量的金属铜原本只是半两面值，现在就能铸为四枚半两面值的钱。经过一轮改铸，其财富便以四倍之速猛增，而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收益来说很小，仅与铸造普通铜器无相上下。更有甚者，为攫取暴利而大肆铸造重量低于三株的更小更轻的榆荚钱，其财富膨胀速度更为快捷，促使更多的商人放弃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转向货币投机生意。
（三）利商政策催生高利贷行为发展。西汉时期金融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与西汉建国初期的休生养息政策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汉高祖时推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到文帝时已全面转为利商政策，不断放宽对商业的限制。由于政治上的宽松无为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金融也发展迅猛，高利贷行为日渐盛行，许多人弃农从商，在封建社会农业就是当时的实体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去从事高利贷活动，必然会损伤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这种风险不断累积将使国家完全陷入货币资本的掌控之中。汉初萧何为了避免刘邦猜忌，故意贳贷以自污。到了文帝之时，长安已成为一个放款市场，那些资本称为“子钱”，高利贷者称为“子钱家”。《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贷金钱千贯，此亦比千乘之家”；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而到了武帝之时，连皇帝的舅舅丞相田蚡也私下放贷获取暴利收入。可见当时商人在从事实业获得资本积累后，开始涉足金融业，金融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泡沫化。这种自由泛滥起来的商品经济是瓦解帝国的内在风险。
三、武帝时期应对金融膨胀的举措
在休生养息政策推动下出现文景之治后，金融膨胀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并最终触发了八王之乱的发生，这给西汉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武帝即位以后着手解决经济问题，改变了汉初发来一直延续的经济政策，并进行了货币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重农抑商政策再度出山。由于中国古代政权一直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而商品经济是小农经济的天敌并且会动摇政权统治的基础，所以在国力不振之时往往民间金融越发达，而国家财政资金越充裕反而越会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西汉就是这样，其兴也由武帝，其亡也由武帝。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儒”当然是指孔子及其弟子，而“术”指的是法家申不害提出的君主统御臣下的方法。法家学说作为实用法学的一种理论形态，与儒家学说相互结合，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日益泛滥的自由经济，主张“利出一孔”。在这种原则的支配下，必然要求垄断矿山资源，进而关注货币的铸造权是否集中在统治者手里。这样，国家用法律来垄断矿山资源，进而实现对铸币材料铜矿和金矿的垄断，不仅可以创造大量财政收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而掌握了铸币权。在武帝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富商和豪强地主的打击力度，当然也必不可免地打击了金融经济的发展，国有化的政策使国家强大，一方面稳定了执政的基础，另一方面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货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论述，既肯定了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货币之行，以通农商”，又指出了货币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这大致可以反映在政府在金融管理态度上的前后矛盾。
（二）设立专门的金融管理机构。汉初沿习秦制，负责管理财政的机构为大内和少府，大内负责管理帝国“公家”的财政，少府负责管理帝室“私家”的财政。姚遂教授认为古代中国“管理财政的机构大都同时管理金融，有决策、有具体实施，甚至还有管理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设置。”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在少府机构之外另设水衡都尉，专门管理上林苑及铸造货币等事宜。打破了少府收入为皇上专用的常规，在非常时期往往以少府禁钱用于国家开支。水衡都尉，专管上林苑，成为与大司农、少府并行的三大财政机构。《汉书·食货志下》载:“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绪，上令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不久，武帝禁民间郡国铸钱，把货币铸造权收归国家，专令上林三官铸五株钱。于是水衡都尉又主管国家货币制造，成为西汉王朝重要的金融管理部门。
（三）健全金融发展的政策制度
一是运用税收等政策加强金融管理。汉武帝推行抑商政策，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诸贾人未作贳贷买卖，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同时，为限制过高的放债利息，规定放债的最高利息只能到20%。同时，国家对放债所得的利息征收贳贷税，税率为6%。对利息过高或者逃避交税者，不分官民，予以处罚；二是货币改革统一铸币权。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最后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汉武帝又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性金融膨胀。货币改革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汉高帝下放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从此汉兴以来私铸、盗铸钱币之弊一时衰竭，铸币权分散之积弊也同时根除；三是政府赈贷政策。武帝时曾派人巡行全国，访问鳏寡废疾，对无力谋生的人以放贷款，用于购买种子、农具等，所放贷款无息或者低息，国这家要收回，这是一种救济性的贷款。政府的目的在于救急，不在营利。在农民无力偿还债务时，政府还实行暂停还债或免除债务的措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从西汉前期金融发展历史和国家管理政策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的铸造关乎到国家政权稳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而金融经济过度发展，并且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这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风险，只有尽量保证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不断加强金融管理，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财政部驻吉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边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