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原诸郡农耕技术选择趋向
【摘 要】两汉农业之发达、技术之高明已为众家所论。牛耕之推广，铁器之使用，乃至代田区田之发明，皆证明传统精耕细作体系之初成，中原诸郡之农耕技术堪为其代表。然细考文献之记载与出土之铁器可知，精耕细作技术在中原诸郡的农业生产中并非唯一选择。其原因与表现皆非常复杂。本文认为，汉代中原诸郡的农业资源与环境条件各不相同，经济与技术发展颇不平衡，因此其地旱作与稻作、牛耕与耒耜、精耕与粗放并存，交错发展，致使各地存在多样的技术组合并有复杂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汉代；中原诸郡；农耕技术选择
【作者简介】王大宾（1979— ），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S—09；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2）01-0022-09
两汉农业历来为学界所关注。性质之说为众家所论，歧见不一。两汉农耕技术亦为众家所推崇，亦颇有分歧。一般看法对汉代农业技术有较高估计，认为两汉魏晋时期，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并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有铁器牛耕、耕作法农作制等诸般标志。另有学者则认为此时期农业生产仍较为粗放，并以牛耕铁器普及程度不高而耒耜农具多有出土为证。侯旭东《渔菜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北方农民的普遍化》一文对此解释为观察点之不同，其原因在于汉代疆域之内各地环境条件、经济与社会生活之差异。[1]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曾对秦汉农业之性质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2]卜风贤《重评西汉时期代田区田的用地技术》对一向被认为代表两汉耕作技术的代田区田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此二法不能作为汉代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的主要部分。[3]以上诸说，多侧重于宏观动态过程之考察。我们知道，技术演进有时间维度之变革，亦有空间分布之差异。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等之区域差异与复杂性，往往造成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之不平衡性与选择的多样性，一区之内往往呈现多样的技术组合。
中原诸郡为古之农业区与经济重心，农耕技术发达于当世。本文拟就汉代中原诸郡农耕技术发展过程的区域差异与组合的复杂性作出考察，以求教于诸方家。
一、汉代中原诸郡的农业地理环境
汉时，中原腹地分属弘农郡、河内郡、河南郡、东郡、魏郡、南阳郡、陈留郡、颍川郡、汝南郡、梁国、淮阳国以及陈国等郡国。其地被山带水，地势西北一东南倾斜。西有太行、崤山、伏牛、熊耳、外方等山地与丘陵，中间夹有许多河谷、盆地，又有大面积黄河冲积平原。其南桐柏山一大别山西端与伏牛山之间为南阳盆地。东据华北一黄淮平原，自黄河沿岸达淮水，低缓倾斜，广阔坦荡。显见其地地理差异明显。
欲对此地农耕技术选择的倾向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当从此地理环境人手。
虽处一地之域，土质亦可见多样，经过长期农业开发，形成了多种耕层。西部黄土丘陵多为垆土、塥土，伊洛河流域遍地壤土，黄河沿岸以赤壤、沙土常见，下游更多“甚咸以苦”之桀土。淮水流域，河网之间，富有壤土、殖土，为主要农业土壤；更有沙土布于汝颍等沿岸，亦有凫土分散于各地低洼之处。于丘陵平原之间，则可见肥力较好的坟延，宜于种植。南部丘陵之间剽土、<弓土>土不少。土壤性状不同，所需技术自有差异。“弱土强之，强土弱之”，各有土壤改良技术，黑垆土仅需磨平，而弱土则在耕后必须镇压。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农夫如此养地，白是要提高土地的}n产率，说明了土地的集约化使用逐渐被接受。
关于汉代北方地区气候状况及其变化早己备受关注，也众说不一。[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气候继续温和”，“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但东汉冷期时间不长。”近年来，关于汉代气候变迁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5]和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6]对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提出了异于竺论的看法。满志敏等人的研究运用诸多农业物候资料来说明气候的波动，对我们比较有意义。稻、麦以及豆类等作物的种植比例在这一时段逐渐被调整，冬小麦在两汉得以在黄河流域广泛推广。豆类作物在黄河流域的种植在西汉也曾有过变化，但是在东汉时期洛阳周围对大豆的种植却重新重视起来。《四民月令》所记载的物候月令几乎每月都有和“豆”相关的内容，洛阳汉墓的出土资料对此亦有印证。较能说明问题的还有《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农事活动的变化。《汜胜之书》中说：“立春后，土块散，……此时二十日之后，和气去，即土刚。”以土壤解冻作为耕作的起始日期有利于保墒抗旱，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一日期远晚于现代。《四民月令》所载洛阳附近麦收时间也早于前汉的夏至前后，而中耕除草的时间多在雨水前后。诸多资料可以表明，两汉气候确实曾经发生相当显著的变迁，大致在两汉之际，经历了由暖而寒的波动。西汉中原诸郡的气温较温暖，但已经出现降温趋势并有波动；东汉以降气候开始转冷，起伏明显。气候的冷暖变化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从而影响农业技术的内容、类型及其实现方式。反之，一定的农耕技术总是适应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两汉之际，北方地区以抗旱保墒为核心的“耕一摩一蔺”技术体系与水利的发展，说明这一时期干旱成为农业发展的矛盾之一。
中原诸郡河流众多，有发展水利技术的自然条件。“当时豫西河流数量众多，枝蔓稠密，是为水资源较为丰富，水系发育良好之证。”[7]烛水、伊洛、濝水、济水、沁水、汜水、淇水注于黄河。各支流又有分支注入，泫水人沁，沾水入淇；谷水、涧水、瀍水“东人于洛”，鄤水入汜。梁宋之域有蒗荡渠、鲁渠水、睢水、阴沟水、汳水（汴渠）、涡水等贯穿其间。颍汝之间，潠水、洧水“折入于颍”；黄水、滍水、昆水、澧水、溉水入于汝。南阳盆地西有均水、丹水，中有育水（淯水），东有比水。
中原诸郡不仅河道密布，且湖泽众多。班固《两都赋》曰：“顺流泉而为沼。”据史念海的研究，数千年前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千计，黄河下游稍不逊于现在的长江下游。黄河以南、嵩山、汝颍以东，泗水以西，直到长淮，较大的湖泊有140多个，数量众多。河南郡境内，有荥阳荥泽、中牟圃田泽。较小的湖泽还有郏城陂（今荥阳县南）、萑苻泽（今中牟东）等。东部湖泽更多，《尔雅·释地》曰“宋有孟诸”，《水经注》“明都泽，在梁郡睢阳县东北。”逢泽（今开封市东南）、牧泽（今开封市北）、白羊陂（今杞县东）、大荠陂（今民权县境）、乌巢泽（今封丘县境）、蒙泽（今商丘东）、空泽（今虞城东北）等中小湖泊，多不胜数。
中原诸郡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仅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亦见于区域内部。两汉虽有发达之农耕技术，然而“影响一个地区技术选择的诸种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关于某种技术的知识是否存在，而是他是否合乎这个地区的环境条件。”[8]这就决定了中原诸郡各地必因之有多样的农业技术组合。
二、汉代中原诸郡农业水利的区域差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壤耕作技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防旱保墒这个中心来进行的。解决农田的干旱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灌溉，二是保墒。中原诸郡地理条件良好，历来水多宜农，较早既有发达的水利。不过各地之水资源与地形差异较大，水利技术的区域差异明显。
两河之地战国旧有水利，两汉仍多有效用。如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引漳十二渠，梁惠王十年（前360年）引黄入圃田泽以溉田种稻，[9]秦代始建沁水枋口堰。东汉时期，两河及其附近地区水利灌溉事业有所发展。永元二年（90）鲁丕于东郡“为人修通灌溉”。[10]河内诸郡“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11]“洛阳附近伊洛两水的下游还是比较肥沃的”，[12]光武时大司空张纯“穿阳渠，引洛水为漕，民得其利”。[13]
梁宋之地极富沟渠，交通灌溉，自先秦有之，汉时更兴。如汉初梁孝王东徙睢阳，开汴河修筑蓼堤。
颍汝之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水道通者不可胜言也。”[14]西汉时期汝南郡较大的水利工程是鸿郤陂引水灌溉工程，东汉建武十三年复修，灌溉水田达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起塘四百里。”[15]筑堤开渠连通附近的焦陂、上慎陂、中慎陂、慎陂，形成一片调水灌溉的稻作农业区。和帝时“又修理鲖阳旧渠”，[16]“垦田增三万余顷”。[17]灵帝建宁三年（170年）“修复清陂”。[18]建武年间，邓晨“兴鸿邰陂数千顷田”。[19]兴平年间，鲍昱于汝南复旧有陂塘，“作方梁石洫”。[20]足见其地陂塘堤堰历时已久，新修再造皆有。
“南阳地区地处汉水上游，两汉唐白河的灌溉己经较为发达”。[21]元帝建昭中，召信臣“视郡中水渠，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阅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22]以建昭五年（前34年）修建六门塌为最。《水经注》载六门堨“下结二十九陂”，构成陂渠串连的水利灌溉网。东汉建武七年（31），杜诗“修治陂池，广拓上田”。[23]《水经注》载水上有樊氏陂、东陂、西陂、豫章大陂等灌溉工程；湍水（今湍河）上，有楚、安众港、邓氏陂等灌溉系统；比水（今唐河）上有马仁陂、大湖、赵渠等陂渠。南阳地区水利工程多是沟渠陂塘相连，因地制宜。
井灌则用于小型灌溉，以洛阳为盛，各地皆有。洛阳汉墓出土了约二百余件陶水井模型，居住遗址的砖砌水井遗存发现三处，深可8米有余。井栏、井架、水斗、水槽的设置，显见与灌溉有关。1981年淮阳大连乡西汉院落模型，有水渠水井相连于院中田圃。泌阳等地发现了用于农田灌溉的水井群。[24]永城汉墓也曾发现陶井2件。
汉代河南诸郡水利，有着明显的时空特点。“汉代乡间的灌溉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借助于大型水渠、陂塘的灌溉；一类是农家小型陂塘的灌溉；还有一类是利用水井汲取地下水灌溉。”[25]大型水利多集中于农业与经济发达之地，小型陂塘在水源条件好的乡间较为流行。历来北方地区水利以沟渠为主，起源较早。经历战国至武帝时期的兵灾人祸，多有毁败。武帝致力边事，重于京畿；后又接新莽变乱，加之黄河水患，中原诸郡水利开发受到影响，农耕生产或有荒废。直到东汉初年，中原北部诸郡多“修理旧渠”，复用其利。南部淮汉之间，却在此时得以发展。西汉水利向以大型综合灌溉网为特色，南阳灌区和汝南灌区诚可鉴之。东汉时，陂塘水利的发展借助豪族势力得以普及。
水利权属问题与普遍的技术选择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水利兴修耗资靡费，绝非一般农民家庭所能承担，大型水利则多属于政府或是地主豪强。因此，所谓民用其利也多指地主豪强。《史记·武安侯列传》载灌夫“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南阳亦有此例。《史记·酷吏列传》载“（宁成）贳贷买陂田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代已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中原诸郡亦不例外。自战国以来，政府多致力于劝民务农，汉立国之初就比较注意“假民公田”，后又多次授田于民以实现农民“普遍化”。随着土地的集中和豪强势力的发展，个体的自耕农少有水利利用，也就限制了其技术选择。因此，汉代中原诸郡水利的修筑并不能完全反映广泛的技术选择，实为其一部分。
三、汉代中原诸郡的种植结构与农作制
农作制度是土地利用的表现形式，其与作物种植结构有直接关系。汉代中原诸郡“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与战国以前大体一致，但各种作物所占的比重却发生了很大变化”。[26]考古发现证明，两汉时期中原诸郡范围内有粟、黍、麦、稻、豆、粱、麻等大田作物分布。
粟、麦、豆在中原北部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粟的分布较为广泛。济源市桐花沟西汉中期墓M63号墓主骨架上下各有一层谷粒；伊洛地区出土的西汉成帝时的陶仓有“小米百石”铭文；河内粟的产量亦是不少，（汲）黯曾“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27]陈留等中心城市也“多积粟”。[28]自春秋战国以来麦子在此地的种植逐渐增加，皆因气候之故。《战国策》曾记载，洛阳一带因为缺水，“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类”。两汉时期小麦在中原诸郡继续得到推广，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劝（关东）有水灾郡种宿麦（冬小麦）”，“麦子的种植在这一时期仅次于粟”。[29]西汉黄河下游麦作继续发展，梁宋地区较好的农耕条件使得小麦在这一区域迅速得到普及。足见冬小麦在黄河中下游的推广与气候有关。此地气候以夏秋降水为多，黍稷等作物的种植适逢其间，而冬小麦生长期则可避开夏秋多雨季节，使北方地区在冬春两季有作物覆盖而减少风蚀和土壤水分的散失。大豆在中原诸郡的广泛种植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河南烧沟西汉墓中出土过大豆。[30]“仅仅就粟、麦、豆这三种主要农作物而言，汉代中国北方的农民在发展多种作物的轮作制时，就有相当好的选择。”[31]汉代中原诸郡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比较精细，广泛建立了复种连作制。这是就总体技术水平而言，不同区域尚不能一概而论。
气候优势使得战国时期已在中原诸郡占有一定地位的水稻进一步推广。不仅“黄河以南的中原诸郡是汉代北方著名的水稻产区”，[32]黄河以北也有极高的稻作技术。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等地都有稻谷出土，出产颗粒肥大的无芒水稻，[33]证明曾存在大面积的稻作农业区。“五十年代在洛阳烧沟汉代出土的稻米，颗粒肥大，很可能就是本地所产。洛阳西南的新城县（今伊川西南）也以盛产稻米著称。”[34]《四民月令》中有关于稻作的农事安排。河内稻作技术亦不在其下，“今河南省黄河以北沁丹河流域水利条件优越，很早就发展为水利区。……这里生产的水稻质量可与新城杭稻比美。……清淇水流域的汲县一带泉流丰富，陂塘众多，是理想的水稻种植区。”[35]何晏称“河内好稻”，[36]汉顺帝时崔瑗又开拓稻田数百顷，“薄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37]故有“河内青稻，新城白粳”[38]之说。足见黄河两岸皆有良稻。梁宋之地稻作亦为可观。徐州奎山西汉墓葬曾出土有稻粒，至东汉，梁宋地区粮食作物虽仍以黍、稷、麦、菽、稻为主，而水稻种植规模更加扩大。汝南郡“汝水以东，颍、涡、睢、汴等河之间的水稻生产，也是东汉开始勃兴的”，[39]“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40]成为东汉新兴农业经济区。建安初，曹操屯田许下，引颍水灌溉植稻。夏侯悖亦在襄邑一带作陂植稻，邵陵“兼开稻田。”[41]此地水稻的种植面积最大，其次是小麦。南阳久为经济都会之地，农业发达，作物繁盛。张衡《南都赋》极赞其地草木之兴，旱稻兼具而品种多样，有粳稻、糯稻和黄稻多个品种。“汉代水稻在南阳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稻田面积亦很可观。”[42]此外，稻麦轮作，年有二熟，“冬徐夏<禾爵>，随时代熟”。
就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而言，中原诸郡旱稻皆备，惟是作物种类之比例有较大差异。北部黄河流域旱作体系历来完备，两汉之际结构进一步调整，形成以旱作为主兼有稻作的种植结构；东部稻作经济区在西汉得以勃兴，东汉时成为新兴的稻作农业区；南阳盆地稻作与旱作皆备，技术类型更是多样。不同的作物类型必然有不同的种植技术，这样的技术选择与环境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其发展趋向与水利事业兴衰之间的应和也绝非偶然。
四、汉代中原诸郡的耕作法与农具
前文以作物结构和水利等农业资源为中心对中原诸郡耕作技术选择的整体趋向做了初浅考察，但是我们知道，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技术选择即使是在一个小范围内也会是相当复杂的。整体的技术趋向并不能反映一地区技术选择的全貌，更需对其技术细节作出讨论。
两汉北方土壤耕作技术多样，包括垄作法、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等。垄作法适应性较强，是适应干旱趋势的耕作方法，在旱作农业区较常见。始创于汉的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也是抗旱保墒的整地技术，并形成了耕一摩一蔺三位一体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汉时对整地的要求较严格，除了深耕还要细锄，深耕细锄成为汉代农业生产的技术要求。适应这一变化，中耕农具由先秦的钱和镈，转而出现了新型的锄和铲。河南南阳七里园乡出土了一幅中耕除草的画像石，图中铁锄上肩狭窄。这种器身较窄的板状锄，在耕锄较密的株垄时，不易碰伤禾苗。这说明汉代中耕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中耕也成为精耕农业的核心技术。
对于两汉稻作技术的情况，以往诸家所论皆言南方之发展。北方稻作之法在《汜胜之书》中已有所载，后汉《四民月令》对洛阳周边的稻作种植技术亦有记载。其曰：“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移栽有利于田间管理和除草，又有利于土地的复耕。可见，至少在后汉，洛阳地区的稻作技术已经较为先进，并可能有了稻田中耕技术。前文已述，南阳灌区和颍汝之间东汉成为新的稻作农业区，技术已有很大发展，但因缺少详载而难于知晓其技术细节。
这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赵过代田法和汜胜之区田法，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其属于汉代最为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两种用地技术的技术细节，史有明载，亦为众方家所论，自不赘言。后世对于代田似推崇有加，皆因史载其“用力少而得谷多”，“岁可获数十钟”。[43]近年却多有争论。卜风贤《重评西汉时期代田区田的用地技术》[44]一文对汉代的代田区田提出了新的看法。卜文认为，这两项技术并不能代表汉代农业技术的最高水平，也不能作为汉代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的主要部分。其原因在于代田开沟起垄，是一种农田治理技术而不是耕地作业，其核心是整地而不是精耕细作；区田于山地、丘陵、高崖、坡地等小块土地做区耕种，“便荒地为之”，于区内深耕细作，疏于耕地整地，缺乏精耕关键技术，绝非精耕细作。其文进一步认为区田法多推行于灌溉农业区之外的山地丘陵，山地农业与区田的不耕而作相符合。卜文依《汜胜之书》“禾收，区种（麦）”之记载认为这两项技术包含了轮作倒茬的复种连作种植法。
代田区田当是多个技术环节的组合，其目的确为抗旱保墒，尤其适宜于北方旱作。代田法开沟起垄，是为垄作之法；其圳垄“岁代处”，也有休闲遗孑。代田虽重整地，却不是没有中耕。值“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45]有耕有耘，皆有巧便农器。代田法推广的时空范围比较有限，主要用于增加畿辅周边之耕地，“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46]代田法以牛耕为条件，这非汉代一般农人所能做到，所以“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47]
区田是在甽种法和代田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为集约的耕作方法，适应了汉代农业拓展和小面积耕作的需要。区田之法“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48]并非疏于耕地，“不耕旁地”并非不耕区旁之地，而是要在整治耕地基础上，集中小区作业，“庶尽地力”。中耕锄草亦有其法：“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划划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匐镰比地刈其草矣。”言“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区田”，而“非必须良田”，并非说只可施于荒地，平地熟田亦可为之，此处意在强调其技术的适应性。可见其既有耕有耘，中耕锄草，又有粪溉土壤改造。至于复种之说，与其说区种包含复种连作制度，倒不如说是区种和复种制度的结合使用。由于其对人力与技术要求高，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普遍推广。因此说，代田和区种更像是技术组合，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其有什么样的环节与实现方式要依据其环境特点决定。
中原诸郡的技术选择难以一言蔽之。一方面，“影响一个地区技术选择的诸种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关于某种技术的知识是否存在，而是它是否合乎这个地区的环境条件。”[49]我们不能确定像代田区田这样的技术在中原诸郡的推行的确实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肯定这里必然会有多种技术选择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其地之农具得以考证。
汉代时期铁器的推行促进了各地农业技术的发展。“约在公元前90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50]中原诸郡的铁农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战国晚期，铁农具的种类，已由原来的钁、铲、镰三种发展到了镬（大、中、小）、铲、镰、锄（六角形、平圆形）、铧、锸（一字型、凹字形）、锛（斧）等七种，若细分那就是十余种之多。……到了经济再度发展的汉代，促使铁农具向多样化和专业化发展。……但就耕作农具这一项，已在西汉之际成套完善起来。”[51]
这些农具多见于各地考古出土。河南郡“有铁官”，古荥河一与巩义市铁生沟河三遗址均有大量铁农具出土。铁生沟河三遗址出土生产工具105件，有铁镬、双齿钁、铁铲、锄、犁等农具92件，其中起土用双齿耙（报告称双齿钁）8件、中耕弧刃锄12件、v形铁犁23件。郑州古荣镇冶铁遗址出土铁器达318件，农具206件，占总数的65％，有犁、犁铧、铲、锄、凹形锸、锸、钁、双齿钁等。中牟亦曾发现汉代犁壁。[52]鹤壁轱辘集、古县鹿楼村等的作坊遗址出土大量铸铁农具以及铸模、铸范，有钁、锛、斧、锸、锄、铲、犁铧、镰等数十件。从考古资料看，梁宋地区发现的西汉铁器数量较多。汉代砀县城出土的农具有锸、镢、锄、镰等；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出土有铁锄、铁斧，[53]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出土有铁刀、铁锄等。[54]颍汝之间面积广大，出土铁农具更是丰富多样。临汝夏店、鲁山南关等地都出土大量铁农具及其铸模、铸范，[55]包括：犁、钁、双齿钁、锛、小锛、铲、加刃铁锄、锸等，其中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大小铁钁300余件。[56]铁制的犁、铲、钁、锸、镰、锄、锛等成为人们日常用的农具。[57]南阳铁器向负盛名。仅瓦房店出土的铁农具就有镢、耒、锸、犁、犁铧、犁镜、耧铧、锄、镰等，其中西汉时期48件，东汉时期972件。[58]另有钁、斧、锛、铲多件。南阳瓦房庄遗址还发现有铸造钁、犁铧、耧铧、锸等农具用的泥范，在南阳的宛城出土有西汉的主要改进农具耦犁和耧车。“一些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首先得以应用和推广”。[59]
汉代中原诸郡铁农具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促进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其中以牛耕铁犁与中耕器具为主要。“有的学者依据各地出土零散实物，撰《汉代耕犁之构造》，说犁架有了犁床、犁辕、犁箭、犁铧、犁锵（镜），以畜力牵引，且用肩扼，以牛髻、牛环导牛。”[60]“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耕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广泛推广的重要时期……中耕的主要工具——锄得到较大的改进”，[61]在中原诸郡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鹤颈锄、弧刃锄和直板锄。就农业生产工具来说，不仅出现了新式农具，原有的铁制农具也大为改进。
但若以此作汉代农具水平之全貌，则失于偏颇。梁家勉先生认为：“秦汉时代铁犁牛耕虽获得很大程度的推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铁质翻土农具，尤其是镬和锸；这一时代可说是犁、镬、锸并用时代。”[62]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一文认为，对于汉代铁农具的普及程度要有客观认识，秦汉时期仍为由锄耕向犁耕过渡时期。[63]西汉牛耕尚不普遍，仍以锸锄耕为多。对于文献中所载之农业技术的普及程度，杨文亦持保留态度，并不认为其普遍存在。其时亦有粗放休耕农业存在，即《汜胜之书》载“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之”。以上诸说，是对汉代农业全局性的考察。且诸家之说，多囿于农史研究纵向动态过程，而忽视了技术类型及其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对技术的横向多元关系疏于考察。
两汉之际是中原诸郡牛耕与铁农具不断普及的时期，耒耜与牛耕并存，在这一过程中精耕与粗放总是因地而异。前汉早期，铁农具与牛耕之利用鲜见于古之文献记载。如前文所述，考古资料证明，中期以后，铁农具方渐与技术结合。不过，“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64]诚如侯文所论，这期间北方民众有多种谋生方式。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生存方式的选取上，亦可见于农业技术之选择。直到东汉时期，此地仍有耒耜耕作存在。灵宝县东汉墓葬中曾出土执耒陶俑，即《盐铁论》所谓“秉耒抱臿”。此外，锸、铲、钁等都是当时用于起土耕地的工具，也出现了多种形制。中原诸郡环境多样，经济与技术发展难以平衡，存在多样的技术实属必然。
五、结论
汉代中原诸郡地理环境多样，农业经济发达，由此决定了其耕作技术的发达与多样。中原诸郡的水利类型可分为南北两类，北部以沟渠为主，南部以陂塘居多，两汉之际南部陂塘水利多有发展而成为稻作为主的农业区；北部沟渠多为复修旧例，以麦作等旱作为主兼有稻作之利。
对于中原诸郡的耕作法之性质，我们考之以出土农具与文献记载，认为此地技术之发达当属全国之先，但是精耕细作并非其唯一的选择，且其实现方式亦属多样。从时间维度上说，这样的发展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各地耕作技术发展并不平衡，其技术类型往往具有过渡性质。从空间维度上说，中原诸郡耒耜、牛耕皆有，兼具粗放与精耕。早期中原诸郡的农耕技术即已存在多样的技术类型，并以不同的技术组合形式存在，其表现方式也颇为复杂。这种多样化的技术组合是中原诸郡技术选择的必然趋向。
【参考文献】
［1］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2］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3］吴宏岐，雍际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J]．天水师专学报（综合版），1999，（4）．
［4］于琨奇．秦汉粮食亩产量考辨[J］．中国农史，1990，（1）．
［5］董恺忱，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6］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M］．北京：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7］王星光．传统农业的概念、对象和作用[J］．中国农史，1989，（1）．
［8］王双怀．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9］郭文韬．再论中国古代的垄作耕法[J］．中国农史，1992，（2）．
［10］郭文韬．中国古代土壤耕作制度的再探讨[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11］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7．
［12］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注释】
[1]侯旭东：《渔菜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北方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2]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卜风贤：《重评西汉时期代田区田的用地技术》，《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
[4]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
[5]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6]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7]王利华：《中古华北水资源的初步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8]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9]张民服：《河南古代农田水利灌溉事业》，《郑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0]《后汉书·鲁恭传附弟丕传》。
[11]《后汉书·安帝纪》。
[12]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一），三联书店，1963年，第178页
[13]《后汉书》。
[14]《汉书·沟洫志》。
[15]《汉书·邓晨传》。
[16]《后汉书》卷29。
[17]《后汉书·何敞传》。
[18]《水经注》卷21。
[19]《后汉书·邓晨传》
[20]《后汉书·鲍昱传》。
[21]袁延胜：《试论东汉的农田水利工程与人口分布》，《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
[22]《汉书·地理志下》。
[23]《后汉书·杜诗传》。
[24]唐嘉弘：《井渠法和古井技术》，《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25]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第22页。
[26]李向东、郭天才：《河南农业技术发展史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7]《汉书·汲黯传》。
[28]《史记·郦生列传》。
[29]王星光：《中原文化大典·科学技术典》，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30]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31]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与特性》，王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32]马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文史哲》2002年第5期。
[33]中尾佐助：《河南省洛阳汉墓出土的稻米》，《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34]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35]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36]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66，引何晏《九州论》。
[37]《太平御览》。
[38]《艺文类聚》。
[39]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40]《后汉书》卷82上《许杨传》，卷15《邓晨传》。
[41]《三国志·魏书·郑浑传》。
[42]侯甬坚：《南阳盆地农作物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43]《汉书·食货志》。
[44]卜风贤：《重评西汉时期代田区田的用地技术》，《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以下观点皆出自此文。
[45]《汉书·食货志》。
[46]《汉书·食货志》。
[47]《汉书·食货志》。
[48]万国鼎：《汜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本段引文皆此书。
[49]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一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50]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
[51]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52]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5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4、200页。
[54]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
[55]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4年2期。
[56]倪自励：《河南临汝夏店发现汉代炼铁遗址一处》，《文物》1961年第1期。
[57]李修松：《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58]李京华：《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
[59]龚胜生：《汉唐时期南阳地区农业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第2期。
[60]张泽咸：《汉晋唐农业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5期。
[61]王星光：《中国古代中耕简论》，《中国农业通史》2000年第3期。
[62]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63]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64]《盐铁论》卷6。
The Trend of Agrotechnical Adoption in the Prefectures of Central Plain of Han Dynasty
WANG Da-bin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710062 ）
Abstract:The develop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of Han Dynasty has already been discussed. The use ofiron tools, the promotion of plow, even the invention of daitian and qutian, we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ditional intensive cultivation system, which came out in the prefectures of Central Plain. Howev-er, verified b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in detail, the traditional intensive cultivationwas not the sole agrotechnical adoption, which reason and performance were very complicat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ry farming and rice cultivation, plow and leisi,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cultivation coexisted, due tothe diversiform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That caused the variety of technical combination and the complex forms.
Key words: Han dynasty; the prefectures of Central Plain ;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来源：《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