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理论和中国农业起源的探索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绪论
本卷是《中国农业通史》的第一卷，主要探索中国原始时代的农业，包括中国农业的起源及其在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主要指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初步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有限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世界各地农业起源的最早时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这显然是同全新世气候转暖有关。虽然各地区农业起源的时间相差不大，但有关起源的原因和动力的学说，则是五花八门。这是因为农业起源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人们起先是靠世代的口头传说，然后靠考古发掘和研究来推断和解说，出发点和视角各不相同，自然是众说纷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认识。因此，对农业起源和原始农业的研究，只能认为这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逼近客观真理的过程。为了全方位揭示中国原始农业的面貌，我们不能不广泛利用考古资料、神话传说和中外民族志的材料相互印证，不能不介绍各种理论和“假说”；因此，本卷内容也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而要拓展到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拓展到保留在近世的原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遗俗。在一定意义上，本卷也是对原始农业形态和原始农业文化的一种探索。
本卷由多位作者撰稿，而且历时较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开始），故内容难免有彼此不大一致和前后不大一致的地方，学术界有些新成果和新材料也未及完全吸收进来。这是敬希读者谅解和在阅读时注意的。
作为本卷的绪论，我们首先对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作些简要的介绍，并对中国农业起源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国外农业起源理论与方法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媲美。这一论断获得广泛的认同，推动了对农业起源的研究。西方的学术界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农业起源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各种农业起源学说，偏重于从实地调查考察，据以做出推测性的阐述的话，此后的研究则因考古遗存鉴定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如从孢粉分析进至植物硅酸体的鉴定，DNA的提取，动物遗骨的形态学比较，遗址人口密度的推定，狩猎和采集规模数量的估算等），各种模型的建立，假设理论的提出和付之检验等，从而使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有进展。
以下首先对西方农业起源若干理论作一综述，然后着重介绍“过程方法”和“最佳觅食模式”。
（一）西方农业起源若干理论综述
根据陈文华的综述[1]，兹把西方农业起源若干理论简介如下：
（1）绿洲说
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 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 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2]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3]。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内因、有外因，既要考虑人类自身生产活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要看到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农业起源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人类在长期的采集狩猎生活中积累了有关动植物的丰富知识，生产手段也有很大的进步，已经为驯化野生动植物奠定了基础。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果，在许多距今15 000年至l0 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在温带和亚热带的冬季会表现得更为严重，有的学者称之为“季节性饥荒”[4]。这种情况迫使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 000年至ll 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8 000～9 000年之间，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5]。
（二）“过程方法”
诺曼·哈蒙德提到现代美国考古学家采用的“过程方法”（process method）即首先提出一种假设和模式，然后通过田野考古工作，检验有关证据，最后解释在考古中观察到的现象。所使用的模式是一个简单的、逐渐加强的对某些动植物资源控制的过程。可分5个发展阶段：[6]
1．没有控制的狩猎和随意采集阶段（uncontrolled predation on animals and opportunistic collection of plant foods） 旧石器早期至中期的生活方式。
2．控制性狩猎和计划性采集阶段（controlled predation and scheduled collection） 猎取某些特定动物，并且随这类动物的季节性迁移而安置居住地；根据植物成熟季节在一定地区内作短距离的迁徙。
3．专一的狩猎和采集阶段（specialized predation and collection） 把精力集中于某种特定的动物和植物，随它们而迁徙。如德国北部15 000年前至10 000年前旧石器晚期对驯鹿的跟踪猎取，采取了和驯鹿季节性食草路线完全相同的路线。
4．选择性的畜养和种植阶段（selective breeding and planting） 人们对效益最好的动植物种属进行选择培育，导致了动植物生存活动地点的改变，如把动物用栅栏围养起来，把植物种植在住处周围等。这是控制动植物走向人工生产的关键性的一步。
5．控制性的动物饲养和植物培育（controlled breeding of both animals and plants） 这一阶段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现代的人们还处于这一阶段，只是加入了更多的科技内容而已。
前3个阶段是旧石器时期经历的事，后两个阶段是农业从产生直至现在，通过这个理论把它们贯穿起来。
考古学者用5种方法考察动植物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1．简单的形态差异鉴定法 区分驯化和野生的动植物。如野猪和家猪在身体各部分如头、鼻、胴体的比例上就可看出明显的不同，野黍和栽培黍的种子大小相差就很大。家畜的肉多、绵羊的毛密，使其骨骼的负担过重，都不利于野生状况下的奔跑生存，当然是人类保护驯化的结果。但这种形态差异法的鉴定，要到上述第5阶段才可以区别。
2．分子变化鉴定法 上述第五阶段的变化，提前到第4阶段是看不到的，但所起的变化业已潜伏在分子水平上了。多肉给骨骼的压力会引起骨外皮晶体组织的重新排列，形成一个抗张力的结构，从而增加骨骼的负荷力。这种晶体可以利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到晶体的有序排列呈现出蓝光，以与其野生种类相区别。这种变化的发生远早于肉眼可见的外部形态的区别。
3．染色体检查法 晶体结构的变化是由染色体携带的遗传特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染色体是由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晶体结构的任何变化，都由DNA的变化所制约。可以在实验室里提取和分离DNA，所以有可能观察到驯化中的野生动植物在形态和晶体结构上发生的变化。这一方法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墨西哥出土的玉米。
4．动物行为观察法 在动物和人的早期阶段中，动物在体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可以从人的有关行为的变化中来观察。其中最简单的是改变动物生存的地点，使其更好适应人的居住环境。伊朗Ali Kosh遗址发现的山羊骨骼就是一个好例子。该遗址位于De Luran平原，时间在约公元前7500～5600年，该遗址所见的山羊骨骼，同野山羊骨骼没有区别，但是野山羊是生活在遗址东面的扎格罗斯山脉的坡地上，因此山羊在这个平原遗址里出现，只能认为是人类干预的结果，是人类把它们带到了便于取水、适宜于耕种的低地。
5．动物骨骼统计学分析法 易于猎取的动物多是老、弱、幼畜和怀孕的母畜，最难猎取的是青壮成年的公畜。但是当整个动物群被驱入陷阱时，动物群的年龄和性别比例应是均匀的。然而现代牧人通常是把当年牲畜的50%杀掉或卖掉，其中绝大多数是公畜。因为畜养大量母畜只需少量公畜就可以了。此外，畜养二年的公畜就可达到它的最大利用价值，再投放饲料就没有经济价值了。因而在畜牧遗址里成年前后的公畜骨骼占很大的比例，母畜和老畜的比例很低。这种有选择的屠杀早在公元前9000年时就开始了。在伊拉克北部的Shanidar遗址（前12 000年）里被屠杀的动物中未成年动物只有20%，到了公元前8 700年，未成年的绵羊占44%～58%，未成年山羊（可能是公畜）占25%～43%。
以上4、5两种方法适用于第1～2阶段，1、2、3三种方法适用于第3～5阶段。
（三）“最佳觅食模式”
研究史前人类生存方式和文化演变的理论中有一种称之为“最佳觅食模式”（The optimal foraging model）的，用以探讨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发展的原因。这是动物学研究中的一种理论，用以分析动物觅食习性和活动的规律。认为动物的觅食一般集中于一种或少数几种猎物，即所谓最佳觅食谱。这一模式的论点有：[7]
（1）一个生态环境中有不同的食物资源，其被食用的品种与其本身的丰富程度无关，而只取决于该环境中高档食物品种的绝对丰富程度。一种动物不关心低档的食物，不论其丰富程度如何。
（2）一种高档食物数量增多，低档食物就会被放弃。因为总体食物丰富程度的增高会导致食谱的进一步专一化。而低档食物的丰富程度的增高对最佳食谱没有影响。
（3）一种食物要么列为最佳食谱中，要末根本不予考虑，动物不会有任何局部的偏爱。
人类的觅食方式亦可应用这一模式来分析。无论是史前的采集狩猎还是现代农业，都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获。只是史前人是通过选择来确定所要的食物，而当代农业是通过操纵遗传特征和利用科技方法生产少数几种高产的动植物品种。人类一般选择收获大于支出最大值的食物和技术，一旦收入支出的比值下滑到一定值时，就会被放弃。狩猎采集者是根据食物的生物量以及采猎所需的难易程度、时间、加工要求等，定出不同的利用档次。一般来说，食物数量多，寻找的时间就少。但也有一个饱和点，达到这一点，食物数量虽然增多，寻找的时间不会减少。食物数量和个体生物量也有关，如草籽等谷物的祖型，数量虽然很多，但采集加工太费时间，相对来说，档次也不高。而牛、羊、马、鹿等动物，虽然寻找的时间多，但处理的时间少，收获效益大，档次就高。如果必须利用处理时间较多的食物时，那些寻找时间的减少大于处理时间增多的种类，就会被列入最佳食谱中。
最佳觅食模式在美洲、非洲的考古和民族学方面都获得证明。如非洲的布须人（Bush man）熟悉的223种动物中，可以利用的有54种，这54种中又只有17种是经常猎取的；他们熟悉的植物有85种，其中23种构成了日常蔬食的90%。
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人口、生态环境和技术。它们在觅食中相互联系又相互到制约。
1．人口 狩猎采集每平方公里能供养0.001～0.05人，只能维持30%～70%的资源消耗，过度消耗会减慢资源的再生和代偿。一般来说，原始群体的理想人数以15～20人之间为佳，平均25人是最理想的人数。当然要随食物的来源而异。非洲的哈特扎（Hadza）土著人，25人的群体需要半径为7.2公里、面积为163平方公里的生存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克拉玛斯（Klamath）以捕渔为生的印地安人，同样是25人的群体只需要半径为2.2公里、面积为15平方公里的生存区。而狩猎采集一个区域每平方公里只能养活0.001人，则25人的群体需要半径为144公里、面积为6 500平方公里的活动区，这就只能处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低层次水平上。可见在环境资源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多会迫使寻求更多的食物，因而长时期以来，把粮食生产的起源归因于人口压力的学说十分流行。
最佳觅食模式指出，当一群人迁入一个区域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人口增殖，会逐渐接近土地的负载能，一旦人口与资源平衡失调，一般可以向外移民，但是当向外移民十分艰巨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即将其最佳食谱向低档食谱转移，其结果会形成一种多样化的觅食形态。这就要求有新技术的开发和发明，使用贮藏食物的技术（陶器、窖等）以应对食物短缺的压力，农业被认为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那么，驯化动物和植物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正如非洲的布须人满足于采集而不屑于现代人的种植行为一样（详第四章第一节）。
有些考古学家在研究实践中认为，在农业起源过程中，人口压力作用并不明显。对此，需要指出，人口密度是个相对的标准，应与土地的负载力即“载能”一起考虑。在人口虽然少但载能低的地方，可能密度和压力仍然很高，而有的地方因载能较高，人口虽然多也不表现出明显的压力。
2．生态 在动物和植物资源丰富共存的生态系统中，由于物种丰富，稳定性高，个别物种即便消失，也不会影响生态平衡，热带森林便是典型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植物为了获取更多的太阳能，致力于向上生长，并使木质部和韧皮部的组织发达，把种子果实结于顶端。在这种森林生态环境中，大型动物咬不动树木，吃不到种实，所以数量不可能很多，而小动物则可以充分利用植物终年生长、资源丰富、不易枯竭的特点而获得较多的生殖机会。农业被认为主要是在中纬度的森林边缘地带和疏林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狩猎者在这里对食物进行有选择的操纵，把偏爱的物种带到住处周围，加以种植驯化，使其变成一种人工的生态系统。
从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有从大型动物向小型动物和其他资源转变的趋势，表明冰后期的气候变化，使一些地区的植被更替、某些动物种群消失。另外，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基本上已占据了地球上各纬度的各种生态环境，并逐步接近各地区的载能的极限，在不同程度上面对一种持续的人口与资源失调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狩猎转变为复杂的渔猎、采集经济，并启动了从复杂的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过渡。其过程是：（1）通过流动来获得资源供应；（2）通过分群来缓解人口的压力；（3）领土的占有意识还较薄弱；（4）强化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被称为中石器时代的“广谱革命”，它有3个特点：（1）时间很短，不超过二、三千年；（2）发生在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有的稍早；（3）是从复杂的狩猎采集向农业的典型过渡。
这种复杂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不稳定的适应方式，它强化开采少数几种生长快、产量高的资源，如鱼类、贝类、种子和坚果等，有耗竭资源的危险。这种社会的人口密度高，采取定居或半定居的方式，组织严密，强化劳力投入，并采取各种技术开拓、利用和贮藏食物。
粮食生产是这种复杂渔猎采集经济的产物。由于资源波动，高档食物品种枯竭，人口压力增大，人们需要操纵和驯化一些常备的动植物，作为食物匮乏时的一种保障。这类动植物是补充性的，而非取代性的。在中美洲特瓦坎农业起源研究中发现，人类对栽培作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7 0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农业在其起源时并非一种最佳的觅食方式，只是在经过长期发展后，才成为一种高产而稳定的食物来源。
3．技术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能运用技术来开拓食物的种类或范围，因而能够在各种生态环境中生存。在一定一定上，原始时代的人类历史实质上是技术发展史，是从旧石器时代的逐渐改进狩猎技术、充分利用高档食物品种，经中石器时代采用各种技术，开拓利用多样化食物品种，到新石器时代改造生态环境和生产少数几种高产食物品种的历史。
旧石器中期人类觅食技术已有很大改进，这一阶段已能有效地捕杀大型动物如驯鹿、赤鹿、猛犸和野牛。这些动物在一些遗址的猎物中占80%。本期的石器以莫斯特尖状器为代表。在沿海地区的莫斯特居民，采食贝类，捕捉鸟类、鱼类和小哺乳动物。他们的洞穴遗址表明他们在此长期居住，迁徙不大。
旧石器晚期石叶技术的出现，表明人类已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高档的食物资源。用石叶来制作矛和镞，技术向着个体变小、杀伤力增强发展。矛和弓箭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标志着人类当时利用陆生动物资源所能达到的顶点。大量的鱼叉表明水生资源已经是人类觅食的重要对象。
中石器时代的技术除了继续使用弓箭以外，表现为更广泛利用水生和多种植物资源。贮藏技术的发明是中石器时期的特点。谷物等食物贮藏对定居生活至为重要，是应付每年最后几个月缺乏粮食、避免饥荒的保证。
陶器是人类为了贮藏和烧煮动植物的重要发明。经过烧煮的食物更易消化吸收，陶器扩大了资源的利用和供应。
中石器时代主要是利用小型的不易采集或加工的资源，利用这类资源必须要有有效的技术和捕获量。只有当高档食物日益枯竭，迫使人们依赖分散、低档的资源时，才会促使人们寻找并发明利用低档食物的技术。这也反映了觅食方式和资源利用的重大变化。
人类技术发展的另一进步和特点是，使用磨光石器。磨制石器最早可能是用于砍伐森林开荒，后来成为耕作工具。一些磨光石器可能用来加工木材，建造房屋，河湖区的磨光石器在制作独木舟上十分重要。
总的看，最佳觅食模式理论在各种理论探讨中能较好地帮助考古学家从人口、生态系统和技术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在利用不同资源时，支出与其回报对于食物选择的影响，以及资源开发和枯竭与动植物驯化的关系。该模式认为，农业起源并非是一种人类所能预见的过程和向往的目标，也非某些先知人物的发明和发现。它是在人口和自然资源平衡失调的压力下，人类不断采取技术投入，来改造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维持社会生存的结果。
从以上所述国外有关农业起源的学说可以看出，其优点是立足于实地调查与理论分析比较深入，学科交叉协作较好，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常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另一方面，其不足之处是所作的考察多数是没有当地学者参与，也没有当地可资参照的文献，缺乏涉及民族学的相应的材料。
二、国内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的探讨
我国研究农业起源的人数不多，起步时间也较晚，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年来已有较大的进展。以下着重从起源地和起源途径两个方面作些介绍。
（一）起源地：从本土起源论到多中心起源论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8]。
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关系非常密切，离开农业起源也就没有文明起源可言。农业起源的多元论与一元论之争是和文明起源的西来论与本土论之争纠结在一起的。因而，需要对文明起源的有关研究情况作些介绍。郑重的一篇论文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8]，现择要综述如下。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彩陶器和石器时断言：中国彩陶文化系由中亚传播而来。安氏这一论断刚一提出，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和梁思永等即提出异议，认为彩陶文化是中国的土著文化。在批驳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过程中，人们很自然地从传说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活动的黄河流域寻找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摇篮的观点。“摇篮说”的奠基人是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安志敏进一步把它完整化。他指出：“黄河流域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对亚洲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于黄河流域的农业和畜牧业究竟是怎样起源的，目前还是个缺环。不过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发现，至少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这里已经种植粟类和豢养家畜，为后来更发达的农业聚落创造了先决条件，即仰韶文化和后来发现的龙山文化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力，推进了社会的发展，终于建立了夏、商、周的奴隶制国家，奠定了我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基础，因而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摇篮的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10]
“摇篮说”的提出对破除中华文明西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受到了当时考古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有片面性。在河姆渡遗址等长江流域中下游一系列新遗址以及辽宁红山文化等遗址发现之后，以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单一中心的“摇篮说”就被动摇以至否定了。
1981年，苏秉琦提出了考古文化区系学说，把中国文明划为六大区系和类型，即：陕豫晋邻近地区、山东邻近部分地区、湖北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地区及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所谓区是指空间的块块，系指时间的条条，类型指区系中的某些分支，考古界把苏的这一学说称之为“板块学说”。[11]此说是根据考古发掘实际内容所作的归纳，显然主多中心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佟柱臣从地理环境对原始人的巨大影响以及原始人对环境的不断适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研究入手，提出“三个接触地带”理论：（1）阴山山脉接触带。阴山以北为狩猎文化地带，以南为农业部落地带，阴山两侧为相互影响地带。（2）秦岭山脉接触带。秦岭山脉以南包括汉水流域、淮河流域。这一带的北侧为黄河流域诸文化的遗存，南侧为长江流域诸文化遗存。（3）南岭山脉及武夷山接触带。本接触带北侧是浙南、赣南、湘南许多新石器遗址，反映出长江流域各种文化的内涵与其特点，是这些文化分布的南限。本接触带的南侧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马坝石峡文化、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等，与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较大的不同。
石兴邦通过对我国远古文化不同系统之间的发展、交流、融合与分化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式，分为3个文化系统：仰韶（或半坡）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实际上主要还是他所说的以西北腹地为代表的半坡系统和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青莲岗系统的“两个集团”。之所以形成这两个集团，他认为是自然条件、地理形势、历史背景及文化特点相适应的结果。这两个集团或两大块的划分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以前是从云南省的腾冲至黑龙江的瑷珲连接成一条直线，即：北—西北—西南为一块，东北—东—东南为一块。前者以山岭、高原地貌为特征；后者以湖泊、川泽地貌为特征。石兴邦认为在考古上这条线似乎要稍向东移一点，从西双版纳到北京划一条直线，比较更实际一些。按这条界线最初是胡庸焕（1935年）所提出，用来说明中国人口分布的规律，即此线的两侧，土地面积东南半壁占36%，西北半壁占64%，但人口则是东南半壁占96%。人口的分布充分反映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制约，农业所受的制约反过来又制约了人口的增殖。
刘尧汉则把考古学与民族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给人以别开生面的启发。他指出，中华文明是由“龙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传说中远古的伏牺、女娲、炎帝，或伏羲、炎帝、黄帝所谓“三皇”，是从龙虎文化的熔炉中薰陶出来的。龙女娲和虎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是不必说了，伏牺是远古羌戎虎氏部落图腾的名号；彝族、纳西族都以黑虎为图腾，彝族是云南的土著民族，是远古伏羲部落的后裔之一，远古时已迁往青海、甘肃。伏牺八卦是彝族先民的创造，八卦的二进制和彝族的十月历及杂交骡是三代前的三大发明。金沙江上游彝族聚居的地区又是亚洲人类祖先元谋人居住地，应当说这里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张正明考察世界文明的结构，提出“二元互补说”。他认为从世界看，地中海文明和东方文明是二元耦合，中国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南北二元耦合。很早以前就表现出南北的分野：南稻北粟；南釜北鬲；南丝北皮；南巢北穴；南舟北车……南北二元互见短长，如太极的阴阳二仪，非常奇妙。[12]
从以上各种学说来看，中华文明不是从一个中心开始，向外传播、幅射或扩散，而是萌生于多个中心，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与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相联系的是中国农业的多中心起源。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近7 000年的丰富的稻作遗存，完全可以和同时代黄河流域以裴李岗-磁山文化为代表的粟作文化相媲美，而文化面貌却有明显的差异。近年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又发现了比河姆渡遗址早3 000年的稻作遗存。在长江中游的湖南彭头山、道县玉蟾岩等地也发现了距今9 000～10 000年前的稻作遗存。这些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除了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各有独立的源头以外，华南地区的农业可能是另一个独立的源头。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往往直接叠压在旧石器文化层上，时代则可以追溯到距今近万年甚至一万年以上，其经济生活虽然仍然以采猎为主，但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的因素。如适于垦辟耕地的磨光石斧，点种棒上的“重石”，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制陶等等。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有关民族志的材料看，这里的农业很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等块根块茎类作物开始的。不同作物种植区农业有各自独立的起源，固然是比较明显的，而同一作物种植区内农业文化的源头也未必只有一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作文化区和稻作文化区都包括了广阔的地域，包括了不同的文化区系，其农业的发生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的独立性；这些地区所种植的粟和稻都未必只起源于一个地点，再由此向其他地方传播[13]。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不同区域间农业文化的相互传播和交流。典型的是长江流域的水稻是在仰韶、龙山时期陆续传向黄河流域的。粟的情况和稻不同，粟是怎样从北方向南方传播的，至今的研究远不如稻深入。传播当然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马在北方是很早就驯化的，但向南方的传播就很困难，主要是南方水土不适合马的生活和繁殖。
需要指出的是，起源和传播虽然有区别，但也有联系，这种情况甚至会产生误会。一个地方从别处传入某种新作物，对这个地方而言，这个作物是新起源，如日本原来没有水稻，弥生初期才从中国传入，对日本而言，稻作始于弥生初期。这是已经明白的事，所以不成问题。但是有时一个地区的作物已有很久的栽植历史，孕育了大量的品种资源，又从它这里向他处传送出许多品种资源，往往被误认为这里就是该作物的原产地或起源地。这类误会通常随着研究的深入，会不断得到纠正，同时，给予这种历史悠久的地区以“次中心”的地位。
古代文明是古代社会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水平的综合表现，它建立在古代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文明起源研究虽然可以单项（如石器、陶器、墓葬、民族等）进行，但应以宏观综合为主，才能全景式的探讨、比较。农业起源的研究则往往是从微观的、专项的研究开始，如稻、麦、粟和猪、牛、羊等等，对它们起源的研究难以同时并进。农业起源的宏观研究只有建立在各个单项研究之上，才能掌握全局，也就容易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沟通，殊途而同归。
动植物的驯化、传播和分化，是密切相关、难以绝对分开的。驯化是通过不断的选择，寻找、获取人们需要的基因型和品种，这就是分化。但这种分化如通过传播交流，就可以使之加快。很难想象，驯化可以孤立、封闭地完成。但我们又不能否认，驯化、传播和分化有时存在一定的先后次序，即最初在一个中心驯化，然后传播至他处，在一个新的地区发生分化。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常常给有关起源的研究带来误会和错断。如蚕豆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地区，但中国在蚕豆引入以后，很早就选择出大粒种的蚕豆，如笼统地说中国是蚕豆的起源地就不妥当。
世界农业的起源的一种共性现象，即几个重大起源中心最早都发生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这是与世界气候在间冰期转为温暖分不开的（详第一章）。但是在农业萌生以后，各地的进展程度差异很大，这或可试称之为农业起源发展的同步性和不平衡性。农业的产生发展一般要经历若干个阶段，如从渔猎、采集到畜牧或种植。在畜牧中又可分为拘捕使用、放牧、栏饲等阶段。在种植中，通常分为刀耕火种、耜耕或锄耕、犁耕等阶段。处于相同阶段的农业有类似的操作技术，但十分常见的是各地农业产生之后，由于交通的闭塞、交流的缺乏，以及环境优劣不同等因素，使得它们的进展速度和程度常常很不一致，可试称之为农业起源发展的同一性和滞后性。如处于云南边疆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因为长期与外界隔离，其刀耕火种阶段延续特别长，但又非一成不变。
研究农业起源最感重要的是年代的断定。根据考古发掘遗址测定的年代，按其先后的次序，结合出土实物的性质内容，分析、确立其可能的起源中心，推测其传播的路线，当然是很理想的事。但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随同遗址的不断出现，新测定的年代经常会打破老纪录，于是结论要随时改变，显得莫衷一是。作物遗传驯化方面的研究，不论是大规模的实地考察调查，或是从遗物本身的形态、组织结构与现有的实物比较，直到分子水平的酶谱、DNA之类的异同分析，鉴别其驯化的程度，做出可能的起源和传播途径的结论，从论证来看，虽然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次序，却无法提供绝对年代。由于这种研究是分学科进行的，所作的结论，彼此往往不能一致，甚至相反。又因领域不同，彼此也难以沟通。而且农业起源涉及的学科很多，除了考古、农业史外，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民族学、历史语言学等都有它们发挥优势的用武之地，相互矛盾、抵触的地方不足为奇，有时这正是吸收他人长处的好机会。可喜的是，我国的农业起源研究开始出现了多学科并进的新局面。
（二）起源途径：从采猎经济到农业经济之间是否有一个游牧经济阶段的讨论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出现，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这就是所谓“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农业经济”的“三阶段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14]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的活动舞台，人们把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的“细石器文化”当作先于农业的游牧文化。古史传说中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易经·系辞下》）的记述，某些学者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
首先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并作了系统论证的是李根蟠、黄崇岳和卢勋[15]。他们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李氏等人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考古学的考察。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在原始农业所包含的种植业、畜牧业和采猎三种经济成分的变动中，总的趋势是农牧业的比重由小到大，采猎业的比重由大到小；农牧业的比重虽然都在上升，但种植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上升速度比畜牧业快，当种植业已经成为主要生产部门时，畜牧业在整个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却处于采猎业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畜牧业的地位才继续上升，以至超过采猎业。由此可见，在整个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中，畜牧业是新生的、发展中的经济成分，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种植业；而采猎业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走向衰落的经济成分。在这里，看不出由畜牧业引起农业的影子。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其实，细石器并非北方地区所特有，恰恰相反，它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适应狩猎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史前考古的发展表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并非单一的细石器，与细石器并存的是为数颇多、分布广泛的大型打制、磨制和琢制石器，这些石器，如石耜、石锄、石斧、石磨盘等，多为农业工具。如前所述，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存在不同的经济类型，在这些不同经济类型的遗址中，种植业经济成分最为普遍，北方地区并非从来都是以游牧为主的，人为地与游牧文化联系起来的“细石器文化”一词，已为考古学界所摒弃。[16]因此，说北方地区先有游牧后有农耕也是缺乏根据的。李氏等人还以考古学与文献学相结合具体分析了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活动的甘肃、青海地区和后世匈奴、东胡等族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化形成的过程，指出羌族、匈奴族、东胡族等形成为游牧民族虽然各有特点，但毫无例外都是从定居的农业文化中孳生或分化出来的，时间则在中原地区进入阶级社会的同时或以后。
其次是对古史传说“包牺氏”经济内涵的辨正。《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尸子》：“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也。”[17]《经典释文》引郑玄说：“包，取也”，“鸟兽全具曰牺”。这是把“包牺氏”解释为猎取鸟兽，与传说中包牺氏“以佃以渔”的经济内容正相符合。就大概是古文经学的成说。但“包”亦与“炮”、“庖”通用。晋代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兼取了包字的两种解释，说“取牺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曰包牺氏”。[18]他既把“包”解释为“取”，又把它解释为“庖”，这就容易引起混乱。唐代司马贞为《史记》补《三皇本纪》，在这基础上加以推衍，说是“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供庖厨，故曰庖牺”。不但杂揉诸说，而且私意改“取牺牲”为“养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宋司马光《通鉴稽古录》因之，遂有伏牺“养六畜”之说。近人囿于“三阶段论”，不加甄别，把它当作农业发明前有一个畜牧业阶段的证据，实在是一种误解。根据《周易·系辞下》等的记载，包牺氏只能理解为渔猎时代，而所谓“包牺氏末，神农氏作”的传说，只是代表农业时代和采猎时代是相互衔接的，其间并没有经历一个畜牧经济的时代。
李氏将人又以大量民族学资料论证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也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作为上述论点的一种旁证。此外，他们还对如何理解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了阐释。[19]
在这以后，不少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中得出相似的结论，都认为中国游牧经济起源时间较之原有认识要晚，并非先于农业经济，相反，是从农业或农牧混合经济中转化而来的。他们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由于史前考古、先秦考古发展迅猛，环境考古异军突起，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以及文献和其他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2、重视生态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重视不同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分化；3、注意吸收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考察。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该问题的研究已大大向前推进了。中国早期游牧经济主要发生在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和辽燕地区，这三个地区原先都是与中原关系密切的农业经济区，游牧化是后来发生的，而且都与气候的变冷变干有关。这方面研究成果相当多,我们只能举若干例子。
长期研究我国边疆民族的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的干冷化，使中国北部、西部农业边缘的人群逐渐走向移动化、牧业化，以及武装化.，并详细论述了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和辽西地区居民经济生态的这一变迁过程，这些地区的这些全面游牧化是在春秋战国时开始的。例如河湟地区的原始居民从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到齐家文化，都过着农业定居生活，种粟、养猪，使用半地穴式或平地起建的住房、窖穴、石质农具、陶器等。但齐家文化西部的某些遗址（如互助县总寨遗址），养羊已经重于养猪，作为农具的大型石器和陶器减少。到了齐家文化以后的辛店文化，养羊风气大盛，取代了养猪的地位，住房、窖穴减少，但仍出土不少农具，放牧的人群仍然兼营农业。时代和地理分布与辛店文化部分重叠而位置偏西延续时间更长的卡约文化变化更为显著，从马家窑到辛店文化常见的住房、居址、石质农具等不见了，陶器更小更少，猪完全消失，代之以羊、牛、马等草食动物，便于处理牲畜或动物的细石器工具流行，出现用象征“移动”的马、牛、羊的腿骨随葬的习俗——卡约文化的主人已经游牧化了。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变化呢？原来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有相当大的增长，到了齐家文化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资源分配很不平均。公元前2 000～1 000年全球气候的干冷化，使得原始农业受到打击，原有的生产方式难以供应增长了的人口，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迫使一些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新的资源利用方式。王明珂指出：“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的。在自然环境中，猪所搜寻的食物是野果、草莓、根茎类植物、菇菌类、野生谷粒等：这些，几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猪与人在觅食上是处于竞争的地位。这时养猪并不能增加人类的粮食。相反的，羊所吃的都是人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尤其在河湟地区，由于牧羊这儿的人们可以突破环境的高度限制，以利用河谷上方的高地水草。”向原来不大适合耕作的地方发展，让羊吃人不能直接吃的水草，人喝羊奶，这就是河湟地区人们对环境挑战的一种应对，也是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主人以养羊取代养猪的原因。随着羊群的扩大，人们感到游牧和农耕难以兼顾，于是有些人群就会放弃农耕，转化为专业的游牧民，通过牧猎取得基本的生活资料，与农耕民的交换来解决其他的需要[20]。应该说，河湟地区游牧经济和游牧民族形成过程和机制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
内蒙古中南部也是先有农业或农牧混合经济，后有游牧经济的，但对游牧经济出现的时间，各家的估计稍有不同。田广金指出该地区农业文化是外来的，在距今7 000～5 000年的“仰韶适宜期”，先后有仰韶文化不同类型的居民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并吸收了其他文化成分，创造了当地的农业文化。从距今4 000年始，受干冷气候影响，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逐渐向草原环境发展，当地代表性的朱开沟文化经历了由农业逐渐向半农半牧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距今3 500年的干冷发展期，朱开沟文化南下到晋、陕北部黄河两岸发展为李家崖方国文化，至此，北方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才有了分化[21]。王明柯认为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部分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完成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向，其前有可能向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学习了游牧观念和技术，至战国时期形成游牧洪流[22]。乌恩也指出，由农牧混合经济过渡到游牧经济，已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考古发现所印证，但他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偏早，而且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内独立产生的，甚至在整个欧亚草原也是游牧业发生的最早中心之一[23]。林沄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有关[24]。杨建华把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经济类型的发展与欧亚大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相比照，得出春秋中期以前中国北方草原是农牧混合经济，春秋中期以来才进入游牧化阶段的结论[25]。[26]
中国学者的上述研究与西方学者近年的研究，其取向和结论相当的一致。摩尔根的观点原来有西方学界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主张旧大陆的游牧经济是从近东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其他地区传播，并把游牧视为由采猎经济直接发生的、先于种植业存在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西方学者对世界各地近世游牧社会的深入研究表明，游牧社会具有不同的类型，其经济基础绝非单一，它的维系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或者农产品。游牧业的发生需要相应的经济技术前提，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此外还需要有特定动因刺激（一般与气候变化有关）和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如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等。随着对游牧社会经济本质更加深刻的把握，近来西方学者已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的观点。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畜牧或畜牧-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畜牧经济。而游牧经济的形成时间，也比原来估计的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关于中国游牧经济的形成，较早时期Lattimore的意见也较有影响，他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兼营农业；中国北部边界马匹作为骑乘动物的出现和游牧民的出现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事情；中国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是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被驱逐到草原地区的戎狄的后代，他们在草原上由狩猎-农业混合经济转向为游牧经济。[27]
综上所述，认为农业直接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游牧民族的形成比较晚后的观点，已逐渐成为主流。但认为游牧先于种植业存在的观点并未销声匿迹，有的学者还从新的视角予以论证。例如，王小盾就是从羌姜同源论证平原地区的农人是从高原地区的牧人演变而来的[28]。现在把他的观点撮述如下。
王小盾指出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像一弯半月，居高临下，成为环抱东部平原的屏障，是中国农业和文明起源的根黄土高原是传说中炎黄二帝诞生和活动的舞台。他们是从青藏高原过来的。青藏高原远古的民族是羌族。羌字是“羊”下从“人”，是以羊为图腾的民族。传说中的炎帝是姜姓，姜字是“羊”下从“女”，反映羌、姜是同源的民族。羌和姜包含着一段民族分化的历史过程。两者可能都是从游牧经济发展而来，从游牧向畜牧发展成为“羌”，从游牧向农耕发展则成“姜”。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羌人，居住在甘肃、青海地区，湟水流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遗址，许多应是羌人的遗址。到甲骨文出现时，他们被称之为“羌”或“羌方”。在商王朝的卜辞中，他们还被认为是强大的敌对民族。反映了畜牧民与农耕民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矛盾。传说中的黄帝姓姬，女旁的一半被认为是熊的脚印，即所谓“大人”的脚印，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姬与姜有密切的族外婚关系。羌、姜、姬可认为是同渊源的分化。换言之，保持游牧方式的羌人是羌族，进入中原以后转为农耕生活的羌人则是姜、姬民族。需要指出的是，藏族也是广义羌的组成，藏、羌同源也有充分的考古、民族、语言方面的证据。
王小盾在论述中引述了童恩正的“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理论。该理论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一条东起大兴安岭南段，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的文化传播带（按这也可以视为以粟谷为主的山地混播农业起源传播带）。这一地带的主要地貌是山地或高原，太阳幅射量、年平均温度、植物生长期、降水量和植被都相近似。细石器、大石墓、石棺葬、石室建筑、条形石斧、青铜动物纹饰、双联罐、火葬等，是这一传播地带的代表性文化因素。西藏考古发现的卡若文化的石器，见之于甘肃的许多新石器遗址，发现的粟传自马家窑文化，印证了卡若人与羌系民族在族源上的联系。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论点是把中国四大高原文化联系起来，语言学和宗教学的探索则反映了高原文化与平原文化的联系。在语言系属上，同汉语最接近的语言是藏缅语，藏缅语族包括藏、缅、羌、彝、景颇等语支，同汉语、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共同构成汉藏语系，图示如下：
汉语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缅、羌、彝、景颇语支
壮侗语族
苗瑶语族
使用汉语的和使用原始藏语的两个人群，大约在父系社会前期即夏以前就已分离。语言学的比较研究表明，汉语同藏缅语族各语支的同源词的关系密切程度大致相等，而藏缅语族各语支之间的同源词的关系密切程度则很高。这说明汉藏文化是早于藏缅文化的共同体。
通过对高原文化与平原文化的同源分析，可以看出，过去把游牧和农耕看作先后发生的两个历史阶段，是简单化了。游牧和农耕都可以向畜牧发展，新石器时代以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的锄耕农业也向畜牧发展；北方草原地区产生出游牧经济时，甘肃、青海高原的锄耕农业也向畜牧发展。这就意味着锄耕曾是高原人和平原人共同经历的阶段，高原人和平原人分化之前，他们有一个从事锄耕的共同祖先。这一观点也与前述的农业起源于山地说相互印证。
从生活方式的分化看，游牧、畜牧和农耕的区别也即定居方式的区别。游牧是对草原环境的适应，基本上不含农业成分；畜牧是对高原或山地环境的适应，同农业及定居生活有一定的联系；农耕则是对平原和河谷台地的适应，以充分定居为特征。新石器初期的细石器和磨石器两个系统，是游牧人和农耕人的分化，甘肃、青海地区文化和北方文化在相近时代的分别兴起，意味着畜牧民族和游牧民族分化的结果[29]。
羌姜同源或汉藏同源的确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但高原人和平原人有共同的祖先是否能作为农耕民从游牧民分化出来的证据，尚可讨论[30]。不过，无论如何，这种观点和论证可以开拓研究的思路，使我们在探索农业起源的过程中考虑到更多的方面和更多的可能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四川的彝族。彝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彝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氐羌或西戎，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他们保留下来的许多史前农业细节，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很值得注意和深思。
据刘尧汉的研究[31]，彝族所使用的彝文，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字，它不仅可以破译殷商甲骨文，甚至可以破译距今七八千年的西安半坡陶器上的刻符。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8 000～9 000年的龟甲和石饰上的刻符，还有骨笛、猪牙、獐牙锥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刻符一直无从辨认。经刘尧汉等的认真研究，龟甲的三个刻符与古彝文相似，从彝文转译为汉文，相当“天”、“神座”、“地”字。石饰刻符有4个符号与楚雄州武定县彝巫神杖上的法器彝文相近，译为“祖先圣灵”。如若这一鉴定属实，不仅动摇了中国文字始于甲骨文结论，更把原始文字的历史大大提前到距今八九千年，那么对《易·系辞》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一传说的理解应稍作修正，即并非如通常理解的那样，结绳在前，文字在后，一旦文字出现，结绳就让路了。而是结绳与文字的萌芽有一段很长的共存关系。贾湖出土的骨器有獐牙锥，云南少数彝族至今还保留獐牙锥，佩带于腰间，供解开绳结之用，即是一个证明。可见贾湖时期的獐牙锥也是供解开绳结之用的。贾湖在河南，何以同远在西南的彝族有相同的獐牙锥和骨笛等，是因为西南彝族属古羌戎，而河南古时亦有古羌戎分布之故。
中国古代传说的三皇的次序之一是伏羲在炎、黄二帝之前，伏羲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始祖。彝族神话传说中的人类祖先是伏羲和女娲，说是伏羲和女娲二人经天神的指点，避入葫芦，才免受洪水的淹没，二人婚配，生出彝、苗、汉、回各族，重新繁殖了人类。据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云南楚雄州南华县哀劳山区的摩哈苴村中有5户人家中的正堂供桌上，仍供奉3个祖灵葫芦，分别象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各户每隔12年举行一次祭祀大典，在葫芦上绘画一个黑虎头，悬挂于门楣。潘光旦曾考订伏羲即老虎，闻一多曾考订伏羲、女娲是葫芦的化身，二者合起来便成了虎头葫芦。
葫芦是个神秘的作物，全世界史前的农业遗址中，很多都曾有葫芦遗存出土，时间早在7 000年以上的也不少，河姆渡遗址的葫芦即是一例。所以葫芦的生殖崇拜也是较普遍的，如印度尼西亚的西伊利安岛上的拉尼族人，即把一种特殊栽培的细长葫芦壳，套在男人生殖器上，弦耀生殖能力。在没有陶器以前，人类是利用葫芦作容器，所以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如釜、壶等是完整葫芦的仿生，盘、杯等是半个葫芦的仿生。
华夏族的传统是信奉龙神，以龙为生殖神兼雨神。藏语的“龙”字的两读，对应于汉语的“龙”和“虬”两个同源词。而龙虎连称、龙虎相斗的种种故事，似乎是远古游牧的羌人和农耕的炎黄人反复斗争融合，反映在神话之中，经过充实、增添，绵绵不断地留传下来。
总起来说，原始农业的萌芽和发展，动物、植物的驯化和传播，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是一个牵涉面极其广泛的问题，难以进行整体的全方位的研究，只能是采取多种学科分头进行，同时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注意边缘科学的研究动态和成就，在此基础上给以综合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是，不同学科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不相一致甚至于相反，这也是正常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农业起源问题，也很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搞个水落石出。
注释：
[1] 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6页。
[2] 森本和男：《农耕起源论谱系》（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3] 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4] 卜风贤：《季节性饥荒条件下农业起源问题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5] 见《农业考古》2000年第l期有关报道。
[6] 诺曼·哈蒙德：“关于西亚农业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8年1期，110～113页
[7] 陈淳：“最佳觅食方式与农业起源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3期，31～37页
[8]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l979年。
[9] 郑重：“中国文明起源的多角度思索”，《寻根》，1995年6期4～6页。
[10] 安志敏：裴李岗、磁山、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79年，4期。
[11]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问题”，《文物》，1981年。
[12] 佟柱臣、石声汉、刘尧汉、张正明诸说转见郑重前掲文。
[13] 栽培稻的问题比较复杂，至今仍然存在一元和多元起源的争议（详第四章）。
[1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3页，人民出版社，l972年。
[15] 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占代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中国农史》1981年第1期。他们的观点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有进一步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