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传说概述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 中国农业起源的神话和传说
前 言
如果说生命起源和发展是人类起源的前提，那么农业起源则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必然后果。人类的发展如果停留在狩猎采集阶段，不进入农业社会，也就没有其后的工业社会和今天的信息社会。农业的起源一直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此的答案当然不会相同。有趣的是，并非早期接近原始农业时期的人们对农业的起源最清楚，反而是时间愈晚的人，了解的原始农业愈接近客观事实。时间愈早，对农业的起源愈模糊不清，于是乞求于神话，这在中外都不例外。说农业起源于距今万年之前，是现代考古发掘和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动植物驯化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虽然现代人对原始农业的了解远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详尽和正确，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还有待于人们继续去探索。
把中国历史上有关农业起源的资料加以归纳，不外两大类，一类是有史以前，即文字出现以前的神话传说，以及一些至今还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靠口头方式，世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流传中变形和因附会而增添新的内容。另一类是有史以后的文字记载。文字记载是搜集记述传说中的神话故事而成，文字记载在流传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散失，后人又加以附会和想象，掺入新的内容，因而这两类传说便愈来愈多，而且往往表现矛盾和分歧。顾颉刚把这两类来源称为“民间自由发展传说”和“知识阶级的古书记载传说”，正是这个意思。[1]
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农业起源之神和相应的神话，如埃及的农神是Isis女神；希腊是Demetor女神；罗马是Ceres女神；墨西哥是Quetzalcoat神；秘鲁是Viracocha神等。中国地域很大，民族众多，农神当然不只一个，汉族地区最流行的农神是神农和后稷，各地少数民族又各有各的农神。起源于中国的蚕丝业，也有自己的蚕神传说。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农神传说非常多彩多姿；中国是世界使用文字很早的国家，历史纪年数千年连绵不断，而且汉字是通行全国的书面语，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农业神话传说内容特别丰富，也非常纷纭。
中国农业起源的神话传说虽然不是信史，但也绝非凭空的想象和杜撰。史前的人们正是通过人神不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依靠神话的传播手段，保留下一些合乎事实的原始素材，所谓“亦有真实历史与之背景者” [2]。为此，本书专立这一章，介绍并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节 神农传说概述
神农是中国古史传说中肇创农业的三皇之一，也有人把神农迳直理解为农神的。其实，神农和农神本来是同义词，古代汉藏语系的词序结构是名词在前，修饰语在后，“神农”即是其例；后来汉语的词序变为修饰语在前，名词在后，神农按汉语习惯应称“农神”，但历史遗留的称呼已约定俗成，所以神农这一称呼至今不变。《诗经》中还保留不少古代汉藏语的词序，如“后稷”、“公刘”，按汉语词序，应作“稷后”、“刘公”。
从神农（附图2-1）[3]这个称呼看，农业是由创造农业的神教授给人们的，所以人们尊之为农神。人们从事农业劳动的收获，说到底乃是神的赐予。神是看不见的，作物生长要靠阳光雨露，作物长在地上，扎根在地下，人们想象中的神，有时在天上，有时在地下，把作物所需的条件都及时提供、送到，所以人们要通过祭天祀地，以达到确保丰收的目的。这样一来，神和人是可以沟通的，神就在人身边，神和人一样有好恶爱憎。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相信只有神农才知道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农作，神而化之。”[4]
从以上可知，民间流传的神农信仰和传说，出现的时期是早在有史以前。至于神农始见诸史籍，当推《周易·系辞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载。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称“系辞”是《十翼》之一，而《十翼》又是孔子所作。则其时间当在春秋孔子（前551-479年）卒年以前。但近人研究，《十翼》并非孔子所作，也非出于一人之手，“大抵系战国或秦汉之际的儒家作品。”[5]顾颉刚指出，西周文献中最古的人物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战国时产生黄帝、神农和庖牺，秦时出现了三皇。[6]到汉末三国时徐整把西南彝、苗等少数民族信奉的盘瓠祖灵，移植过来，在其《三王历纪》中提出盘古是天地开辟的最早天神说。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就成了中国古史的定型，终于构成完整的古史系统。顾颉刚有鉴于此，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看法，指出神农是许行一辈人抬出来的，如孟子所说的“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7]，遭到一些学者的诘难。许行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中的农家学派，楚人，晚年由楚至滕，游说滕文公“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食”。严格而言，最早宣传神农的不是许行，可能是战国时的鲁或晋人尸佼（约前390～330年），商鞅为秦相时曾师事尸佼，商鞅受刑，尸逃入蜀，著书二十篇，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后世称《尸子》（此书至宋明时已全佚，现存者为辑录本）。《尸子·君治》对农业起源有一段记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一说神下脱‘雨’字）。”关于神农与尧的关系，另一条辑录说：“尧曰：朕之比神农，犹旦之与昏也。”“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据此，可以认为神农的记载当不始于许行或《孟子》，早半个世纪的尸佼即已有所叙述了。已知战国时曾有《神农》、《后稷》和《野老》等农书，虽已佚失，但其个别内容还为后世农书所引用。表明诸子百家中有托名神农的重农学派，很为活跃。
春秋以前，古文献中不见神农，从战国尸佼以后，有关神农的记述便越来越多，大体可包括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两个阶段。这中间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民间传说的农神变成发明农业的三皇五帝，如汉代应劭和一些纬书所说“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8]这种解释抹去了神化色彩。其次是，神农的业绩被越放越大，由农业创始人，又变成了医药、制陶、祭祀、农具、乐器等众多事物的发明家 [9]。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时候，一般人把许多与他本无直接关系的事也归附于他，于是此大人物即成一个神物，成为一串事物的象征。”（冯著：大人物之分析）后稷是中国有史记载最早的农神，但因神农的不断被归附完整化，其地位便超出后稷而成为中国农业的主神。
古文献中又把神农和炎帝、蚩尤、祝融等混同起来。[10]如东汉郑玄注《礼记》、赵岐注《孟子》均称“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之名一出，于是“战国秦汉间陆续出现的神农事迹全给炎帝收受了。”[11]神农除与炎帝、蚩尤、祝融混淆外，个别文献还和庖牺、少昊等传说有牵扯。不过这些混淆中只有炎帝和神农的“合户”值得分析。
战国和西汉中期以前的古籍中，神农和炎帝是两个不同的形象，在《淮南子·修务训》中提到的神农是“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是农业行家的形象。而在同书《兵略训》中的炎帝则是与黄帝敌对的军事领袖：“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就是迟到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中，也是分别提到“神农封泰山”和“炎帝封泰山”。据徐旭生考证，认为神农和炎帝的混淆约起于“公元前一世纪”[12]西汉末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以火承木，故曰炎帝；教民耕种，故天下曰神农氏。”杨宽以为即后世炎帝神农氏的最早出处 [13]。《世经》还把中国古史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成一个完整的帝王系统：太昊庖牺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汤—周文王、武王—秦伯—汉高祖皇帝。这个系统从此为封建帝统一脉相承，其中自伯禹以上是传说时代。
总的看，据刘起釪 [14]的分析，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都不同程度地称说古史，是导致后世对古史及传说纷纭的原因。儒墨推崇尧、舜、禹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歌颂尧舜汤禹的盛德大业。儒家出于政治目的编排的二帝三王，自然与古史记载不同。战国后期出现两种“五帝”说，第一种五帝说是“五帝德”，是反映帝系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第二种五帝说由《易·系辞》和《战国策·赵策》所提，指包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吕氏春秋·十二纪》汇集众说，提出第三种“五帝”，有炎帝、黄帝而无神农。南方的《楚辞》中提到的古帝，除楚始祖高阳外，还有尧、舜、禹、及夏、商、周的一些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反映了当时南北各族融合已深，认同华夏的共同祖先。道、法、兵等家也提出众多的古帝名，《管子》有“七十九代之君”，《封禅》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庄子》列举的十二名古帝系统中祝融、伏羲、神农被列在倒数第十、十一、十二位，远在轩辕第七位之后，《六韬》列举柏皇等十五氏，有轩辕、祝融而无伏羲和神农，时代不明的《逸周书》更列古帝廿六氏，为他处所罕见。
战国末期出现了一篇《帝系》，把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古代各族祖先神灵，都作了历史化，编排成一个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世系。这个世系其实是儒墨“二帝三王“即唐、虞、夏、帝、周五代古史的反映，但因民族融合，把五代各族分别归到颛顼、帝喾两系，使其有共同血缘，都成为共祖黄帝的直系子孙，从而变为”五帝三王“的历史传统。反映统一的夏族已经完成。
汉代以后，由于统治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神话传说的收集也随之扩及僻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范围，因而古史传说继续有所增益编造。如上述的“盘瓠（葫芦）”变“盘古”，《淮南子》、《论衡》、《说文》和《风俗通》等书记有女娲补天、化万物、造人类的故事，其雏形已见《山海经》，汉代定为女娲（葫芦化身）。又创造了女娲和伏羲（虎图腾）兄妹结为夫妇，诞生人类的故事。汉代石刻和帛画很多这类描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对打破臆造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提倡对古史资料严格的甄别，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疑古过头的缺失，以至否认尧、舜、禹的真实存在，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拦腰斩断。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滥用“默证法”，认为不见于某时代文献记载者，即为某时代所无之事实与观念 [15]。实际上，发生在没有文字记载时代的传说和神话，在后世能够被记载下来的是极少数，即使被记载下来，在流传中湮灭的亦复不少。正如钱穆指出的：“从一方面来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唯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 [16]再者，古史传说在长期口头流传中经过无数人的加工，被浓缩，被剪接和神话化，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会按照自己的观念予以改造和辑录，所以，在古史传说中往往史实和神话相杂揉，原始信仰和后世观念相杂揉，各种记载有时也会发生矛盾，这是不足为奇的，不应因此否认其价值。归根结底，传说和神话是客观历史的反映，而不是这些传说和神话创造了历史。因此，我们应该力求从史籍记述纷繁矛盾的迷雾中，还其神话传说的本来面貌和合理内核。
我们知道，在原始农业时代，中国广阔的地域上活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族群，他们应该各有根据其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农业起源传说，供奉各自的农神，其中能被后世记载并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见于先秦文献的农神，除了较晩出现的神农外，主要有周弃和烈山氏及其儿子柱。关于他们的传说内容差别相当大，似乎代表了两类通过不同途径形成的农神。
《诗经·大雅·生民》在讲述了周弃出生后的神奇经历后，主要颂扬他如何伺弄庄稼，而中心又是如何种禾——稷，包括从选种、播种、种子萌发生长、结实成熟到收获的全过程。所以周弃称为“后稷”。“稷”本是一种作物——粟，它最初的称呼应是“禾”。甲骨文之“禾”字像成熟时谷穗下垂的粟，“稷”字则是一跪着的人对“禾”祭拜的形象。可见，“稷”最初是一种植物的神灵，后来才转化为农神。“稷”原来并非某一位农神的专名，而是起源于农作物崇拜的一类农神的共名，后来由于周族的显赫，才一定程度上定格在周弃身上[17]。但即使在周代，“稷”仍然是某类农官的称号。
烈山氏的传说则反映了对原始农具和原始农耕方式的崇拜。《国语·鲁语上》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烈山氏”可以理解为放火烧荒，“柱”可以理解为点种棒，象征挖穴点种，这正是原始刀耕火种的两个相互连接的主要作业，因此，“烈山氏”和“柱”的传说实际上是原始农耕方式的拟人化。《礼记·祭法》：“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厉山氏”即烈山氏。孔疏曰：“农，谓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殖百谷，为农官，因名农。”则这里的“农”实际上是农神或农官之称。“农”作为农神或农官之称在古籍中不乏其例。例如，《礼记·郊特牲》载上古腊祭的八个对象中就包含了“农”：“饗农及邮表畷”。郑注：“农，田畯也；邮表畷，谓田畯所以督约百姓于井间之处也。”《礼记·月令》仲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高诱注：“炎帝神农氏，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曰神农，后世因名其官曰神农。”[18]这里的“农”、“神农”就是带有神性的农官或带有人性的农神。甲骨文、金文中的“农”字从“辰”从“林”（或从“艸”、从“森”）。对“辰”有不同解释，郭沫若认为是石质或蚌质的耕具，可从[19]。“农”乃持“辰”伐林治田的形象。以“农”称农神反映了对农具或农事的崇拜。“神农”被推崇的业绩首先是创制耒耜和创始农耕，亦隐含了脱胎于农具崇拜的某种痕迹。
上述情况，反映了“稷”和“农”是自古以来分别起源于农作物崇拜和农具农事崇拜的农神或农官的两大系统。我国最早的农书中，有分别以《神农》和《后稷》命名的，正是“稷”和“农”这两大农神系统存在的反映[20]。他们可能分别主要流行于姬姓族群和姜姓族群中。
由于姬姓的周族建立了周王朝，“稷”神系统因而地位显赫，“农”神系统则处于下风。周代农官中与“稷”并行的有和“农正”（“农大夫”）和“农师”，但地位比“稷”低[21]。这可能是神农传说迟迟未见记载的原因之一。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落，“后稷”光环褪色，“农”神系统才再度抬头。
上面谈到，原始农业时代绝大多数族群的农业起源传说和农业神没有被记载和保存下来，这些神话传说就其内容而言并不比后稷的传说晚后，在很长时期内它们还在民间流传。由于“后稷”相当程度上定格在周弃身上，关于“稷”的传说也就相应凝固了。但“农”神在很长时期內（恐怕是整个先秦时代）并没有定格在某一族群的祖先身上，它反而在长期的流传中能够吸纳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形成内涵日益丰富的“神农”形象。我国众多族群原始农业时代的各种发明创造，逐渐被集中到“神农”身上。[22]由于“神农”是由许多族群的农神融汇而成，它的“祖型”和“故乡”反而模糊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神农”超越了各别族群和各别地域有关传说的局限，实际上代表了浓缩化和拟人化原始农业时代。先秦、秦汉的有关文献中多称“神农之世”、“神农之时”，也是把“神农”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神农作为一个时代拟人化的这种“品位”的成型，当然是比较晚后的事，但它依以构成的素材，未必都是晚后的。
因此，一些学者迳直把神农当作历史人物的信史，甚至肯定神农发明的具体时间 [23]，显然不妥。正确的理解应当把神农视为一个传说的时代，而非具体的人物。神农传说虽非实有其人，却确有其事。神农氏反映的原始农业时代，而且似乎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阶段。例如，传说神农教民种植“五谷”，“五谷”或类似的观念应是各地原始农业文化长期交流以后才能逐步形成的；但传说神农又有创制耒耜开始教民农耕的内容，则又反映了农业的开创阶段。神农在汉代画像中是一位男性的神祇，这应是原始农业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后形成的；但《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则又是母系社会的情况，而且民间也有称神农为“神农婆”的。可见，“神农”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但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又被改造过了。因此，我们不必把神农胶着于原始农业的某一阶段，而应视之为原始农业发生发展的一整个时代；其包罗万象的传说内容中，既有原始农业时代的真实史影，又有后人增益的成分。
注释：
[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序》，载《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3] 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第18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4] 《白虎通·德论》
[5] 《辞海》周易条，辞书出版社，1989
[6]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编
[7]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8] 应劭《风俗通·皇霸篇》，《礼纬·含嘉文》等也有相同记载
[9] 《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初学记》引《佚周书》说“神农作陶冶、斤斧、锄耨”；《新语·道基》说神农“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主术训》说“神农祀于明堂”；《说文》说：“琴，禁也。神农所作”；《孝经·钩命诀》说：“神农乐曰下谋，一曰扶持。”
[10] 《山海经》郭注：“蚩尤即炎帝也”；《通鉴前编》：“祝融，号炎帝。”
[11]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下编
[1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26页，科学出版社
[13]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
[14] 刘起釪：《中国历史通览·传说时期》周一良等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6
[15] 张荫麟在1925年撰写的《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的讨论》（载《古史辨》（二），271～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一文，针对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涉及尧、舜、禹事迹的问题，指出顾氏滥用默证法是”根本方法之谬误”。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关于顾颉刚学术思想的评价，可参阅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有关章节。
[16] 钱穆《国史大纲》，第一编，上古三代之部，第8页，商务，1997
[17] 如《礼记·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这里的“稷”就是专指周族的始祖弃。
[18] 孙希旦《礼记集解》引。
[19] 说见郭沫若《甲骨文研究·释干支》。
[20] 《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班固自注：“六四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吕氏春秋·任地》引述《后稷》农书。《论衡·商虫》也谈到“《神农》、《后稷》藏种之方。”
[21] 《国语·周语上》。
[22] 神农和炎帝、烈山氏后世之所以被“合户”，是因为二者的内涵相近。炎帝是传说中的火神，火除给人类带来夜晚光明和变生食为熟食之外，更是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的首要条件，故人们或称炎帝为烈山氏，又进一步把神农、炎帝、烈山氏拉在一起。这种“合户”是比较晚后的，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在更早的时代，也会存在分散的农神集中化（从而形成“神农”的形象）的过程。
[23] 《中国茶叶大事记》；“茶叶作为饮料，始于公元前2737年的神农时代。”载《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