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区域划分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 考古发掘所见的中国原始农业
要想了解中国史前原始农业轮廓，必须首先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轮廓。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全国。从全国范围来讲，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已基本填充了时代或区域上的空白，所积累的丰富实物资料和科学理论，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其中大量的史前农业考古资料，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史前农业发展的历史面貌。
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有人把这种飞跃称作是一场“新石器革命”。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旧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虽然都是以打制和琢制为主，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绝大多数石器已是在打制与琢制的基础上再进行磨制而成。最初出现的磨制石器并不通体磨光，只在石器的刃部或锋部加以砥磨。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段，砥磨技术得以广泛使用，不仅对石器进行磨制，而且连骨器、蚌器和玉器等也进行磨制。各种用途不同的磨制工具的出现，如加工木材的斧、锛、凿、石楔，农业生产的铲、石犁、石耜、骨耜等等，推动了新石器时代农牧采猎经济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发明了陶器，各类陶器的出现和使用，更有利于人们熟食和定居。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大部分已定居在适宜于进行农耕生产的浅山区河岸台地上或丘陵区距河较近的地方，而且形成了众多大小不同的聚落。定居生活进一步扩大了农业生产，使社会更向前发展。随着定居生活的出现，开始有了饲养业。牛、羊、狗、猪等是新石器时代饲养较早的一批家畜。这些家畜的骨骼遗骸，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时有发现。饲养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补充了人类肉食资料的来源，同时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农耕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的出现，野生粟、稻也随之受到驯化、选育。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已发现有许多栽培粟和稻的遗存。（详第四章）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大量的陶纺轮、石纺轮和饰有绳纹、线纹的陶器的发现，并有麻、葛、丝等纺织原料的出土，还有各种编织品在陶器上的印痕，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纺织品。大量渔具和鱼骸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仍广泛从事渔猎活动。大量的骨、蚌、角制生产工具和骨、蚌、角、石、玉制装饰品的出现，足以证明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状况，比之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一节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区域划分
随着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增多和考古的逐步深入，考古界对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区域划分的认识，虽然还存在分歧，但已基本趋于一致。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
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分期，过去往往只考虑石器、陶器等文化遗存的发展变化，而忽视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往往伴随着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变化也应是新石器时代分期的重要依据。磨制石器、陶器、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畜业）和定居，可视为新石器时代的四大标志，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它们出现的先后不完全一样，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根据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出土遗迹与石器、陶器等遗物特征的发展变化，以及经济生活的变革，并结合不同时期遗址中出土的木炭或骨、木、蚌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可以初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阶段。
1、新石器时代早期
新石器时代早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前陶新石器时期，后段为有陶新石器时期，即陶器的萌芽时期。我国属于前陶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黄河流域的陕西大荔沙苑、青海贵南拉乙亥；北方的山西怀仁鹅毛口、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南勿呼井、科尔沁右翼中旗嘎查；华南地区的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县黄岩洞、翁源青塘吊珠岩、广西柳州白莲洞第二期文化、台湾玉山、贵州平坝县飞虎山洞第二文化层等。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有陶新石器遗址有广东翁源青塘几处洞穴遗址、英德牛栏洞、潮安石尾山、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第一期文化、广西邕宁顶蛳山、江西万年仙人洞第一期文化、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后李文化”、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早期等。
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的数量很少；其磨制石器只是局部磨光，通体磨光的石器罕见。后段，磨制石器已从局部磨光发展到通体磨光，出现穿孔石器。这一时期的石器中已出现农业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如砍伐器、石斧、石锛、磨盘、磨棒等。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陶器，火候较低、质地粗疏、吸水性强。器形为圜底器和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和圈足器。后段末期的陶器虽有一定进步，但仍有许多原始性，如制陶仍为手制，轮修技术尚未出现；陶胎较厚，厚薄不匀；器形不规整，常有歪扭现象。
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农业是一种“砍倒烧光”的“火耕农业”。“火耕农业”的最大特点是不翻土耕种，而只是在播种前将野外的树木砍倒、晒干、烧光，然后进行撒播或挖穴播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家畜饲养业以饲养羊、牛一类的食草动物为主，猪需要以谷物作为饲养，故在这一时期不可能较多地被饲养。后段的农业经济已开始进入锄耕阶段。当时的黄河流域以种粟为主，稻作有零星种植，而长江流域则以稻作为主。猪已作为家畜被饲养。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绝对年代，距今大约11 000年至7 000年。
2、新石器时代中期
我国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马家滨文化晚期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制作技术比前期进步，慢轮修整普遍出现。陶器的形制比较规整，胎壁厚薄均匀。夹砂陶的比例下降，泥质陶的比例增加。器形有圜底器、平底器、尖底器、圈足器和三足器等。长江下游地区，鼎已成为一种主要炊具。彩陶在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中普遍出现。
石器已发展到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在各个文化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磨制石器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穿孔石器普遍出现。石器的器形除石斧、石锛外，已出现数量较多的石铲、石耜、石锄等翻土工具。
经济生活方面，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经济已从火耕农业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锄耕农业和火耕农业的主要区别是，翻土耕种、熟荒耕作。当时的黄河流域已普遍种植粟，兼有稻作，长江流域已普遍种植稻作。水稻在长江流域的普遍种植，表明当时的长江流域已进入到灌溉农业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猪已作为一种主要的家畜被饲养。
新石器时期中期的绝对年代，距今大约7 000年至5 000年。
3、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属于前段的有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马家窑文化晚期，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薛家岗文化晚期、崧泽文化等。属于后段的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青龙泉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
陶器的制作，前段已出现轮制，但不普遍；后段在各个文化系统中普遍使用轮制。轮制陶器的特点是，器形规整、浑圆，胎壁薄，造型美观。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是这一时期各文化陶器中最杰出的作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以灰、黑陶为主，前期盛行的彩陶到晚期趋向衰落。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器形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以斝、鬲、鬶、獻为代表的袋足炊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特点是磨制精美，器形变小。穿孔石刀、石镰等收割工具在各个地区广泛被使用。有段石锛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富特征的一种器形。三角形穿孔石犁是太湖流域的一种颇具特征的生产工具。
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各地区都进入到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太湖流域可能已进入到犁耕农业阶段。我国北方沙漠草原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渔猎经济则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晚期，狩猎经济逐步向游牧经济过渡。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绝对年代，距今大约5 000年至4 000年。
应该指出，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有不同的分期方法。以上只是根据本章作者的认识和习惯而采取的分期法。
一般而论，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反映着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是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从仰韶文化的发现开始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黄河流域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长江流域则发现了时代与此相近的河姆渡文化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內，人们把它们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或称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为“前仰韶文化”。以后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其原始农业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于是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被越来越多学者接受的流行的分期法是把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四个阶段。如严文明的分法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广西柳州大龙潭、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青塘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洞穴遗址为代表，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北辛文化和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前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前期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前期等为代表，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500年；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以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后期、屈家岭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等为代表，还包括良渚文化的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体相当于通常所称的龙山时代，包括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等，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任式楠等人的分法稍异，新石器时代晚期包括整个仰韶文化时代，其中再分前段和后段，分别相当于严文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铜石并用时代（或称“新石器时代末期”）则指龙山时代，相当于严文明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1]
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划分
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位于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关系，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
新石器时代，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很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较大，因而人们生产活动的内容和生活习俗存在较大差别。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住屋等遗存的不同，即物质文化的不同。这是形成不同文化各具不同的区域特征的根本原因。
从全国各地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来看，它们不仅起步有早有晚，而且终止年代和文化内涵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诸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即使是在中期，也还有相当多的不同的文化类型。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和相互交流频繁，各地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内涵才逐渐表现出趋同性。不过各自都还保留着某些地方特征。
有关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划分问题，目前在考古界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意见。本书本章为了叙述方便，划分为十个大区：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黄河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及杭州湾地区，华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藏云贵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并归入四节之中。
注释：
[1]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0期；苏琦主编《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本）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张江海：《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