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简，分成二十三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将作为竹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二辑发表。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被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历来有种种看法,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这是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
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助纣为虐,史有明文,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却没有文献记载。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飞”就是飞廉,“”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关于飞廉、恶来,《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这和《系年》所记不同。
《系年》的记载,可以参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是说飞廉最后死在东方。
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
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据《左传》,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正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中谲、飞廉一家,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
认识到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以前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解释,例如:
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是由于少皞嬴姓,《说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少皞之虚”,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国族的来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在简帛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
《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2004年以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一带西汉水上游进行了遗址普查。2005年—2006年,又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确认或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见该队《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其中西山的时代相对较早,从遗址来说,其秦文化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城的使用年代则在西周东周之际。2005年以来,在西山的发掘成果丰富,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所刊《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一文。
西山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坡上,还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遗址。由这里往北,没有多远便是“邾”的可能位置,有待勘查探检,这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李学勤 《光明日报》（2011年09月08日11版）